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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接受独断证伪主义的分界标准，并且也接受事实可证明“事实”命题的观点，我们就不得不宣布，科学史中曾提出过的大多数重要理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形而上学的，大多数公认的进步（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伪进步；以往所做的大多数工作（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非理性的。但假如我们否认事实可以证明命题，却仍然接受独断证伪主义的分界标准，那我们肯定要完全陷入怀疑论中：那样，一切科学无疑都成了非理性的形而上学，都应该加以拒斥。科学理论不仅是同样不可证明的、同样不可几的，而且也是同样不可证伪的。但承认不仅理论的东西，而且科学中所有的命题都是可错的，就意味着一切形式的独断辩护主义作为科学合理性的理论都彻底瓦解了。
（
b）方法论证伪主义。“经验基础”
独断证伪主义在可错论论点的力量下崩溃了，它的崩溃使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假如一切科学陈述都是可错的理论，那么，就只能批评它们的不一致。但这样一来，科学在什么意义上（假如有这种意义的话）是经验的呢？假如科学理论既不能被证明，也不具有或然性，又不能被证伪，那么怀疑论者似乎最终是正确的了：科学不过是徒劳的臆想，科学知识的进步这种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我们还能够反对怀疑论吗？我们能否认可错论中挽救科学批评？对科学进步持一种可错论的理论是否可能？尤其是，如果科学批评也是可错的，我们能根据什么来根除一个理论呢？
方法论证伪主义提供了一个很有迷惑力的答案。方法论证伪主义是约定主义的一种，因此，为了弄懂方法论证伪主义，我们必须首先讨论一下一般约定主义。
“消极主义的”与“积极主义的”知识论之间有一重要的区别。“消极主义者”认为，真正的知识是自然在完全被动的心灵中留下的印记，心灵的能动性只能带来偏见与曲解。最有影响的消极主义派别是古典经验主义。“积极主义者”认为，我们阅读自然这本书不能不牵扯心的能动性、不能不根据我们的期望或理论对它作出解释。保守的“积极主义者”认为我们天生带有我们的基本期望，我们以这些期望把世界变成“我们的世界”，不过这样我们就必须永远住在我们的世界这个监牢里。我们在我们的“概念框框”的监牢里生活、死去，这一观点起初是由康德提出的：悲观主义的康德论者认为，由于这一监牢，真实世界是永远不可知的；而乐观主义的康德论者认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概念框框就是为了适应世界的。但是革命的积极主义者相信概念框框是可以发展的，并可由新的、更好的概念框框来取代；创造我们的“监牢”的是我们自己，我们也可以批判地摧毁这些监牢。
休厄尔，然后是彭加勒、米尔豪德和勒鲁瓦，迈出了由保守的积极主义到革命的积极主义的新步子。休厄尔认为，理论是在“归纳时代的前奏曲”中通过试错法而得以发展的。然后，在“归纳时代”中，通过他所称之为“进步直觉”的长时间的、主要是先验的思考“证明”了其中最好的理论。继“归纳时代”而来的是“后归纳时代”：即辅助理论的累积发展。彭加勒、米尔豪德和勒鲁瓦不喜欢由进步直觉来证明的观点，他们愿意用科学家们采取的方法论的决定来说明牛顿力学在历史上的连续胜利：即经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初始经验的胜利之后，科学家们可能决定不让该理论受反驳。一经作出这一决定，便以辅助假说或其他“约定主义的策略”来解决（或取消）那些明显的反常。然而一旦最初的试错法时期结束并作出了上述重大决定之后，这种保守的约定主义却有着使我们无法冲破我们自造的监牢的缺点。它无法解决根除那些长期来一直是胜利的理论的问题。根据保守的约定主义，实验可以有充分的力量反驳年轻的理论，但不能反驳老的、业经确立的理论：经验证据的力量随着科学的成长而减小。
批评彭加勒的人拒绝接受他的观点，即尽管科学家们建造了他们的概念框框，但总有一天这些概念框框会变成无法摧毁的监牢。由于这种批评，出现了两个相互竞争的革命约定主义学派：迪昂［旧择杜恒。一译者］的简单主义和波普尔的方法论证伪主义。
迪昂接受约定主义者关于任何物理学理论都不会仅仅由于“反驳”的压力而崩溃的观点，但他声称，当“虫蛀的柱子”不再能支持“摇摇欲坠的建筑物”时，物理学理论还是可能在“不断的整修和许多纵横交错的撑条”的压力下崩溃；这时该理论失去了它原来的简单性，必须予以取代。但是这样一来，证伪便取决于主观兴趣，至多取决于科学时尚，而且为独断地坚持一个特别喜爱的理论留下了极大的余地。
波普尔着手寻找一个更为客观又更为严格的标准。他不能同意甚至在迪昂的方法中所固有的那种对经验主义的削弱，并提出了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容许实验甚至在“成熟的”科学中都拥有权力。波普尔的方法论证伪主义既是约定主义的，又是证伪主义的。但波普尔“同［保守的］约定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由一致的意见所决定的陈述不是［时－空上］普遍的，而是［时－空上］特殊的”。他同独断证伪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这种陈述的真值不能由事实来证明，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由一致的意见来决定。
迪昂派保守约定主义者（也可以称为“方法论辩护主义者”）强行使一些（时－空上）普遍的理论成为不可证伪的，这些理论的特色在于它们的说明力、简单性或美。我们的波普尔派革命约定主义者（或方法论证伪主义者）强行使一些（时－空上）特殊的陈述成为不可证伪的，这些陈述的特色是，在一定的时间存在着一种“有关技术’，“任何人学会它”都能断定该陈述是“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陈述可以被称为是一个“观察的”或“基本的”陈述，只是要加上引号。实际上，如何选择所有这类陈述正是一个作决定的问题，这种决定并不完全基于心理学的考虑。在这一决定之后，又要作如何将业经接受的陈述同其他陈述区分开来的第二种决定。
这两个决定相当于独断证伪主义的两个假设。但有着重要的不同。首先，方法论证伪主义者不是辩护主义者，他对“实验证明”不抱幻想，他完全知道他的决定是可错的，而且清楚他所冒的风险。
方法论证伪主义者认识到，在科学家的“实验技术”中包含着可错的理论，科学家根据这些可错的理论来解释事实。尽管如此，他还是“应用”这些理论，在特定的关系中，他不把它们看成是受检验的理论，而是看成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当我们在检验理论时，我们（试探性地）接受这一知识，当作是不成问题的。”他可以称这些理论以及他根据这些理论决定其真值的那些陈述为“观察的”，但这不过是他从自然主义的证伪主义那里继承过来的一种说话方式。方法论证伪主义者用我们最成功的理论作为感官的延伸，并扩展了可用来进行检验的理论的范围，这些理论的范围比独断证伪主义者严格观察的理论范围要广泛得多。例如，我们不妨想象一下，我们发现了一颗射电星，它有一个卫星系围绕它旋转。我们想在这一行星系上检验某种引力理论，这是一件相当有趣的事情。现在让我们想象乔德雷尔·班克成功地提出了一组上述行星的时－空座标，这组座标同该引力理论是不相符的。我们将用这些基本陈述作为证伪者。当然，这些基本陈述在通常意义上不是“观察的”，而只是“‘观察的’”。它们描述了既不能为肉眼所见，又不能为光学仪器所见的行星。它们的真值是由一种“实验技术”所确定的，这一“实验技术”以“应用”一个业经充分证认的射电光学理论为基础。在乔德雷尔·班克的问题范围内，即在检验我们的引力理论的范围内，称这些陈述为“观察的”，不过是一种说话方式，以说明方法论证伪主义者不加批判地把射电光学当作“背景知识”来使用。这种方法论伪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需要决定如何将受检验的理论同不成问题的背景知识区分开来。（这种情况同伽利略对木星卫星的“观察”并无真正的不同：而且，正如一些与伽利略同时代的人所正确指出的那样，伽利略依赖的是一个实际上不存在的光学理论——当时的这个理论与今天的射电光学相比，得到的证认更少，甚至几乎未被明确表达出来。另一方面，把我们肉眼的报告称为“观察的”，不过表明我们“依赖”某种关于人的视觉的模糊的生理学理论。）
这一考虑表明了——在一给定的范围内——（在方法论上）给予一理论以“观察的”地位时的约定成份。同样，在我们决定了所要应用的“观察的理论”之后，如何确定我们所接受的一个基本陈述的实际真值，这也有相当的约定成份。单独一项观察可能是某个小错误的偶然结果：为了减少这种危险，方法论证伪主义者规定了某些安全控制。最简单的这类控制就是重复实验（重复多少次是一个约定的问题），从而用一个“业经充分证认的证伪假说”来加强这个潜在证伪者。
方法论证伪主义者还指出，事实上这些约定被科学团体所认可，并被制度化了；实验科学家的裁决提供了“业经接受的”证伪者的清单。
方法论证伪主义者就是这样确立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