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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于外国人对中国这种野蛮风俗的谴责，也热情地推进反缠足运动。慈禧太
后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压力，也于1902年颁布懿旨正式废除缠足。从二十世
纪起，妇女缠足便越来越不合时尚了。①
在提高中国妇女的地位中一个不象上面行动那样引人注目、但最后却是
② 《韦伯斯特最新大字典》，第711 页。
① 列维认为，传教士“对于废除缠足施加了强烈影响”。见《中国的缠足：一种引起性爱的奇异风俗》，
第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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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重要的做法，是传教士在教育领域内的努力。1844年在宁波开办了由东
方妇女教育促进会（1834年成立于伦敦）监督的第一个教会女生学校（由阿
尔德西小姐主持）。到1905年，新教教会小学共有7，168名女生，中学共
有2，761名女生。在传教士的倡导下还培养出了几名女医生。还努力在成年
妇女中开展识字运动（经常以拉丁化汉字为媒介）和提供家政学的基本教育。
虽然这样办的妇女教育质量很是参差不齐，但是值得加以表彰的是，截至辛
亥革命前夕，新教教徒设立的学校在中国仍然是使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与中国
男子大体相等的仅有的学校。
沿海地区的“基督教”改革派
因为基督教是以反孔面貌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出现的，它很可能最受某些
中国人的欢迎，这些人不管其内心信念如何，在他们看来，继续披戴儒巾儒
服是最没有出息的。对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这种人最
大的集中地是在通商口岸和香港。中国许多最早主张现代化的人也产生在沿
海地区。虽然这一事实通常被人所忽略，但是这些先驱者中有相当多的人或
者是基督徒，或者是受过传教士思想和观点的深刻影响。
太平军运动的最高领导人中间，对西方式的改革最有口才的发言人洪仁
�1822—1864年）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受过新教福音派的训练。经
管早期几个工业企业的主要人物唐景星（1832—1892年）和发起第一个留美
学生使团（1872—1881年）的容闳（1828—1912年），都是教会学校的学生，
容闳还成为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毕业生（耶鲁大学，1854年）。一位商人
（此人以前当过与伦敦会香港分会有关系的传教士）的儿子何启（1859—1914
年）曾在英国得过法学和医学高级学位，回国以后成为香港最有名望的中国
居民之一。何启积极参加各种慈善事业 （包括建立给中国人攻读的香港西医
书院，孙中山在这所学院里完成了自己的医学训练），并于十九世纪八十年
代末最早提倡实行议会制政府。何启的姻兄伍廷芳（1842—1922年）在香港
教会学校受完中等教育和留学英国学习法律以后，任李鸿章的幕僚达十四
年，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家和法律改革的倡导者。另一位早期改良派郑观应
（1842—1923年）一度向傅兰雅学习英文，是传教士著作的热心读者。虽然
没有材料证明这位与外国人有广泛联系而事业顺手的买办皈依了基督教，①
但是在他的有影响的改革派著作《盛世危言》中所渗透的人道主义感情，显
然来源于基督教。
有些基督教改革派人物，其中包括蔡尔康 （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中国合
作者）和极罕见的天主教家庭出身的改革派之一马良 （马相伯，1840—1939
年，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实际上做过耶稣会牧师），他们基本上被学者们
所忽视。另一些基督教改革派，如王韬（1828—1897年）和马良之弟马建忠
（1844—1900年），人们给予他们应得的评价是改革者，而不是基督徒。马
建忠年轻时期曾经就读于天主教学校，后来留学法国。七十年代末回到中国
以后，他参加了李鸿章的幕府，由于他对西方具有无与匹敌的知识，迅速成
为李鸿章最器重的外交顾问。王韬的经历更加异乎寻常。在帮助麦华佗准备
《新约全书》的委员译本以后，1854年他在上海接受洗礼。六十年代他在香
港与理雅各密切合作翻译中国七部经书。六十年代末他与理雅各在苏格兰度
① 另一方面，关于唐景星和伍廷芳接受过洗礼的假设是强有力的，虽然还缺乏证据。西里尔·珀尔的《马
礼逊在北京》 （第234 页）把伍廷芳描写成“有两个小老婆和接受过洗礼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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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两年以后，回到香港，于1874年自办报纸。王韬著的书和他每天写的关于
时事和改革的政论文章，使他享有西方问题专家的声誉。1884年回上海后，
他到傅兰雅的格致书院工作，九十年代初，他经常为有改革倾向的传教士刊
物《万国公报》写稿。
把这些人称为“基督教改革派”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们
的改革思想是建立在明确的基督教概念上面，或者他们把改革看成是将来使
中国基督教化的桥梁（象某些传教士所希冀的那样）。（实际上，在大多数
情况下很难知道他们与基督教的关系有多深、多久。十九世纪对于基督徒的
责骂如此其甚，致使受过教育的中国教徒都尽量隐瞒自己的基督徒身分，在
王韬印行的大量著作中，无一个字提及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只是他在十九世
纪五十年代一篇未发表的日记中随带了一笔。）此词更多的是意味着，这些
人是早期摆脱了儒家樊篱的人。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基督教似乎并不能取
代儒家的思想体系 （而明治时代的许多新教教徒则用基督教取代了）。毋宁
说，它使人注意到这一事实：其他合法的和值得尊重的世界观都是可能存在
的。一旦把这一点弄清楚了，儒家社会便第一次处于守势。这样我们就发现，
甚至当基督教徒 （或受基督教影响的）改革派保持对儒家学说的信念——事
情也常常是这样的——时，这种信念的性质已有所改变。他们的推论似乎是，
如果儒家学说要在中国继续占统治地位，它应该是与从前迥然不同的儒家学
说。因此，需要进行 改革。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新改革派
虽然个别“基督教”改革派在二十世纪开始以后仍很活跃，但是作为一
个集团来说，他们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已把活动的舞台让给了更年轻一代的
改革派和革命家。因为革命运动是一种属于二十世纪而不是属于十九世纪的
现象，因此本章只提一下这个问题，以指出基督教徒在1905年以前阶段的革
命运动历史上所起的非常突出的作用 （至少是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中所
起的那部分作用）。兴中会香港分会的大多数领袖 （当然包括孙中山在内）
都是基督教徒。1895年广州密谋事件的领导人中主要是新教教徒，据一个中
国人估计，在最初参加1900年惠州起义（包括其组成部分的广州起义）的人
中，基督教徒占百分之三十。虽然这个问题尚有待研究，但我倾向于赞成希
夫林的论点：革命者的基督教 （与早期太平军的基督教不同）作为一种动力
来说，只有微小的价值，它所构成的“只是他们全盘西方化方针中的一个宗
教方面”。①
与人们所想象的相反，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走向前台的新改革派人士，
他们虽然比旧改革派更加激进，但一般地都在旧学方面更有根底。实际上，
他们中间某些最著名的人物是从儒家今文学传统中找到他们改革思想的主要
根据的。大部分旧改革派人物是因多年来直接生活在通商口岸才走向改革主
义的，新改革派则不同，他们一开始就有志投身于改革 （诚然，有时是在短
暂地访问通商口岸以后才有志于此的），只是在后来才实际上卜居于通商口
岸，那时这样做通常是出于方便或政治安全的原因。最后还有一个不同之点，
但这不同之点的性质是自相矛盾的：即虽然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比较重要的改
革派中没有一人是基督教徒，但其中某些人——象他们名义上的基督教前辈
那样——至少是受到了基督教或其传教方法的深刻影响。
① 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89—90、228—2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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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中国败于日本之后，康有为（1858—1927年）领导的新改革派于1895
年首先取得了全国性的声望。在后来几年间，维新改良的浪潮高涨。它在1898
年夏天臻于极盛，此后即戛然而止，因为慈禧太后的政变使敌视激进变革的
势力重新掌权。
正是从1895至1898年这个时期，传教士对于中国改革尝试的影响达到
顶点。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影响是通过私人关系取得的。李佳白的尚贤堂（1894
年建）以促使北京官员对改革感兴趣作为主要目标，他在1896年声称，他个
①
人认识两百五十多名官员，另外还和两百人有交往。威尔士传教士李提摩太
是另一个把培植与中国高级人士的私人关系作为促进改革的有效方法的人。
李提摩太拜访过李鸿章和张之洞等显贵人物。（李提摩太的特点是操切从事，
他在1894年试图劝说张之洞提出倡议，使中国在规定的年限内变成相当于外
国的保护国。张之洞的反应显然并不热情。）1895—1896年冬天，李提摩太
访问北京时，结交了康有为、梁启超 （他曾短时间担任过李提摩太的秘书）
和短命的强学会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在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