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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北京时，结交了康有为、梁启超 （他曾短时间担任过李提摩太的秘书）
和短命的强学会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在强学会的集会上发表演说。
比私人交往更有影响的是新教传教士的改革主义的著作，它们从十九世
纪八十年代末起迅速传播开来。1891年李提摩太担任了出版这类著作的主要
赞助机构广学会的总干事。广学会出版了他所译麦肯齐的著作（1894年）和
林乐知所编关于中日战争的书 （《中东战纪本末》，1896年）。从1889年
起，它还出版有影响的月刊 《万国公报》，由林乐知和蔡尔康任总编辑。
作为主张改革的宣传者，传教士在这些年所取得的成就超出 了他们最狂
热的梦想。每年广学会从销售出版物中得到的收入从1893年的八百美元猛增
到1898年的一万八千美元。1896年傅兰雅兴高采烈地报告：“书籍生意正
在全中国迅猛开展，这里的印刷商不能满足书籍生意的需要。中国终于觉醒
①
起来了。”林乐知关于中日战争的书籍（书中有一节清楚地说明了作者的改
革派观点）和李提摩太所译麦肯齐的书（这两本书很受人欢迎，中国书商一
②
再非法翻印），都是1896年长沙乡试举子的必备读物。强学会出版的第一
个刊物（1895年）不仅有许多材料引自《万国公报》，而且也一度采用了《万
国公报》这同一名称。象李提摩太和林乐知这些人的中文姓名在全国是人们
所熟悉的。如果不发生1898年9月的政变，很可能根据康有为的推荐，李提
摩太会被邀进入清帝内廷顾问之列。光绪帝 （他在丁韪良的间接督导下已学
了几年西学）已经研究过麦肯齐著作的中译本，并且产生了深刻印象。
基督教传教士在最初唤醒中国人使之感到需要变法这一方面，曾起过重
要作用（据说康有为在1898年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
于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著作）；此外，他们还帮助形成了改革派的自己的方
法、思想和甚至世界观。成立各种变法维新团体和利用定期刊物以唤起人们
对于变法维新的兴趣和支持，这些做法如果不是受到传教士榜样的直接鼓
舞，至少也是受到它们的强烈影响。显而易见，康有为把孔教变成国教的计
划 （有自己的节日、全国范围的教堂系统和传教士），也同样受到他们榜样
① 《北华捷报》，1896 年11 月6 日，第784—785 页。
① 1896 年4 月1 日的一封信（着重点是原有的），《傅兰雅书信集》，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伯克利）
藏。在1898 年7 月1 日的一封信中，傅兰雅写道：“每一本有价值的书现在都在被人非法翻印。”
② 据说李提摩太的译本于1898 年仅在四川省就被非法翻印十九次。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40—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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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鼓舞或影响。（这里也应该提到著名的佛教改革派杨文会，他对于基督教
传教士的形象深有印象，并且学习他们的经文，和到内地去向俗人宣扬他们
的学说。）
把传教士和变法维新派的作品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传教士在教育与经
济方针方面以及对于各种社会问题，都有很大的影响。传教士之偏重外交事
务，似乎在许多维新派著作中也有反映，典型的例子是主要在英、美新教传
教士中存在的反俄情绪。而且正是中国人关于世界与人类的进化观念，可能
受到了传教士作者最深刻的影响。谭嗣同的《仁学》（1898年）是清末最大
胆的哲学论述之一，它同样重视基督教的伦理学和儒家的伦理学，不分轩轾：
这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说法。康有为、谭嗣同和早期的梁启超都有关于未来
世界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即在那样的制度下，分隔各民族的藩篱将被打破，
人类将共同生活在和谐与和平之中；这些幻想虽然在中国传统中不无渊源，
但其论点却从李提摩太和其他传教士的著作中得到了有力的充实。的确，并
不是中国所有革新之士都准备接受这种关于未来的玫瑰色的憧憬，何况有些
人（如严复）宁愿认为斗争和冲突仍将在未来世界中占中心位置。但是到1900
年，大多数改革派都准备在他们的新的世界观中也揉合进关于进步的信条和
无保留地相信科学进步有益于人类的信念（这在当时传教士的著作中是喋喋
不休地被反复提出的两种见解）。
十九世纪末，传教士最无成效的说教是向中国人兜售说：西方的知识和
①
制度及其相伴随的富强，其源反正出于基督教。有的人，如康有为，承认宗
教可以救中国，甚至可以救全世界。但是当要他选择自己的宗教时，康有为
对他的传教士兼良师益友最 大的让步是选择一个基督教化的儒教：从中国人
的观点来看这是很大的让步，当然传教士并不这样认为。李提摩太认为上帝
对全世界的统治就是进步，这即是说，承认进步便应自动地导致承认上帝；
他的这个论点也遭到相似的命运，因为中国人很快就发现他们可以否认上
帝，但仍能取得进步。简言之，中国维新派在那些年愿意买进传教士兜售的
东西。但是他们不想接受传教士想要在交易中暗藏的条件。
正当对义和团的镇压为二十世纪头十年的恢复变法活动创造条件时，传
教士的卷入和影响却急剧减少了。产生这一突变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政治问题
已日益增加其重要性，例如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的斗争即是这样，而传教士
①
对这种公开争论是采取回避态度的。第二个原因，肯定也是更有决定性的原
因，是出现了另一可供选择的途径（也是大多数中国人更容易接受的途径）
以获得关于非中国的外部世界的情报。中日战争以后，中国自己的刊物大量
涌现，使得读者可以不再那样依赖外国人出版的中文报刊了，而从1900年起
又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留学国外 （特别是去日本留学）。
由于不再需要他们作为宣传改革的使徒和传布西方非宗教文化的工具，
① 关于阐述这种失败的中文文章，可看《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俱与西教无涉》，1898 年载于谭嗣同等人编
的维新派刊物《湘学新报》，四卷集，卷1 第441—477 页。
① 当然也有例外。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韦廉臣发表了一篇文章，建议逐渐成立议会政府。参看刘广京：
《十九世纪的中国：旧制度的瓦解和西方的影响》，载何炳棣等编：《中国的危机》，两卷集，卷1 第104
页注。到本世纪初，有些传教士也曾宣称他们同情年轻革命者的事业。但一般说来，传教士似是害怕官府
结果会不管真假，都把基督教徒与革命者混为一谈，从而作出强烈不利的反应。见希夫林：《孙中山和中
国革命的起源》，第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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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等传教士发现自己在 1900年以后对中国舞台已逐渐不
能产生影响了。有改革思想的传教士深切地关怀中国人民的幸福及中国国家
的命运，他们在二十世纪继续起着积极作用，而以在公共卫生、教育和乡村
建设等领域内为尤著。但是，不论他们的贡献如何重要，贡献的内容却日趋
杂乱，其范围只限于在地方上举办而已。中国的问题太多，政治情况太混乱，
主张改革的非宗教界代表（国内的和国外的）多而且杂，致使传教士们再也
没有过去十九世纪年月中能在全国范围内（虽然为时很短）产生的那种影响
了。
本世纪开始时也不妨说是基督教传教活动的真正转折点。义和团的大屠
杀差不多残杀了两百名外国传教士（不算新教教徒的子女）和三千多名中国
教徒 （主要是天主教徒），它使得多年来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日益紧张的关
系达到了顶点，它也标志着以仇外情绪为契机的反对基督教传教活动已达到
高水位。反教情绪在二十世纪尚未平息下来。它持续到国民党统治的年代，
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变得有效地制度化了。但是有一个显著的区别。
从前的反对基督教象征着一个古老的文明决心抗御有毁灭它的危险的外来势
力，二十世纪的反对基督教则表现在一个年轻国家急于要寻找新的自尊基
础。排外主义仍延续了下来，但它是在新的环境中延续下来的，而这个环境
与其说形成于畏惧，不如说形成于愤怒；与其说形成于旧式仇外情绪，不如
说形成于现代的民族主义。
（一山译）
书 目介绍
第一章导言：旧秩序
在二千年中，中国积累了大量历史文献，以致文献学早已成为一门专业。
研究中国史的中外史学家经常提供书目，竭力防止初学者陷入浩瀚的历史文
献之中。对于英语读者来说，捷径是为显然很有才能但尚不得其门而入的初
学者所写的各种附于概论性文章后面的书目。目前，最通用的是徐中约的《近
代中国的兴起》和克莱德及比尔斯的 《远东：西方影响及东方反应的历史，
1830—1973年》两书中所列的阅读文献。有一部概论性的著作甚至用50页
的篇幅评述了有关中国（主要是近代的）六百五十部书，见费正清的《中美
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