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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名分的社会秩序之巅，以他的富有教导意义的道德行为的榜样来维系自
己的统治。在这个旧秩序里面，经典的教义只能容忍限于传统内部的变化，
扩大的家庭制度支配着个人，恪守职责的信条高于享受权利的信条，文官控
制着军事，并且使商人为其所用，道德行为的准则凌驾于人的情欲、物质利
益和法律条文之上。诚然，两种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
当比较古老和变化较缓慢的文明在较现代和更有生气的文明面前步步退
却时，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中一代先行者寻求改革的目标，并逐渐形成对于
世界以及中国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的新的观点。产生于季世的这种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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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缺乏它以前的传统观点的一致性。随着中央权力的衰落，思想领
域的混乱增长了，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通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
国的毛泽东思想，一种新的历史正统观念才得以建立。
随着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毛泽东主义的历史观也将继续发展；
西方的、日本的和其他外国的历史观也同样如此。可以预期，它们之间在一
定程度上会吻合的。不过关于近代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是怎样发
生的和为什么会发生，当代的各种思想对这些问题仍会继续进行激烈的争
论。十九世纪对中国的和外国的、儒家的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各种历史观的对
立，现在已被各种水火不相容的观点的论战所代替。现在的这些互不相容的
观点都涉及到近代史的性质这一领域，这一事实只会加剧它们之间的争论。
但是，在了解今天的历史渊源的努力中，各种思想的继续论战归根到底只会
加强促使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共同纽带。
虽然历史学界关注的中心问题一代与一代有所不同，但就近代中国而
言，某些尚未解决而又需要阐明的问题，似乎可能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先引
起注意。一个需要阐明的重大问题就是外来影响的程度和性质。十九世纪外
国人在中国的活动显著增加，并且变得越来越有影响，越来越向社会各方面
渗透，最后终于促使中国人的生活彻底改观。然而外国人的冲击和中国人的
反应的进程是逐渐开始的，几乎不能觉察出来。对这一过程的觉察，是经过
了其强度和复杂性不断增长的一系列阶段才显示出来的。
在最初阶段，中国和外国的观察家都认识到：古老的农业经济—官僚政
治的中华帝国，远非进行扩张的、推行国际贸易和炮舰政策的英帝国和其他
帝国的对手。外国对中国侵略的速度一直在加快。在1840—1842年鸦片战争
以后不到十五年，就有1857—1860年的英法联军之役，又过了十年左右，发
生1871年俄国侵占伊犁和1874年日本夺取琉球的事件；又不到十年，爆发
了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九年以后，日本在1894—1895年大败中国，
紧接着是1898年争夺租借地和1900年的义和团之役。伴随着这些戏剧性的
灾难而来的，是传统中国的自我形象——即它以中国为中心看待世界的观念
——的破灭；这一破灭与那些灾难相比，虽然几乎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却
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
因此，回顾起来，中国在十九世纪的经历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剧，成了一
次确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崩溃和衰落过程。这场悲剧是如此缓慢、无情而
又彻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旧秩序为自卫而战，它缓慢地退却，但始终处
于劣势；灾难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厉害，直到中国对外国人的妄自尊大、
北京皇帝的中央集权、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观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组成的
统治上层等事物，一个接一个被破坏或被摧毁为止。
还有第二种认识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革命者中很普遍，即他们发觉自己
处在一个不同的世界，犹如民族主义者发觉自己置身于一个扩大了的民族主
义的国际社会一样。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清王朝旧政权在十九世纪后期所
承受的外国特权的负担日益沉重。不平等条约体制的不断扩大就表明了这一
点：通商口岸从1842年的五个增加到1911年的大约五十个；缔约列强各国
的侨民及其财产、贸易和工业都逐步享有领事裁判权；外国船只在中国水域
航行的范围，从沿海的炮舰扩大到行驶于主要河流的商轮上；不但在中国海
关，甚至在某些内地税卡、邮局和盐务官署都雇用了外国官员；传教士的活
动渗入到每一个省份和文教卫生部门。还有许多其他的特征，如1900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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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在北京驻军，1911年以后海关收入先拨作偿付外债和赔款之用。这一切
都表明了外国人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特殊影响。对近代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还
有什么能比这一切更能激起爱国的义愤呢？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
外国的侵略就日益被称为“帝国主义”，并且帝国主义的侵略被认为是必须
加以消除的国耻。
伴随着这个观点而来的还有另一种认识，即帝国主义在中国 之所以得
逞，是借助于中国人的弱点，这弱点不但在于军事方面，也在于精神方面，
也即中国人缺乏爱国主义的献身精神：这表现在他们为外国人工作，并且从
罪恶的鸦片贸易、贩卖苦力以及在沿海港口建立工业来剥削劳工的罪恶活动
中同外国人一起牟利。道德的堕落也同样明显地表现在军阀的割据、地主的
自私自利、家庭第一的裙带关系等方面。中国的这一切弱点大多是根源于腐
朽的统治阶级的各个阶层——即满洲人的异族朝廷、古代经典训练出来的陈
腐官吏、享有垄断较高文化知识特权的文人学者和剥削贫苦佃农的地主。所
有这些制度和积习的总和可以用“封建主义”一词来概括。
这样，在二十世纪，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对孪生兄弟就被认为是十九
世纪中国灾难的根源。在人民共和国时期，这些术语以及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对它们的阐述，就被用来描述中国的近代史。在一个
农民依然占绝大多数并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日本的侵略记忆犹新
的广袤国度里，国内统治阶级和外国的侵略仍突出地成为过去遗留下来、而
今天仍然必须与之搏斗的两大罪魁祸首。
当中国运用帝国主义的概念时，它已被扩大了。回顾起来，从二十世纪
二十年代以后，无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中，帝国主义的作
用有增无已。它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帝国主义从鸦片战争时起就活动
开了，这比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列宁主义的金融—资本型的帝国主义的兴起要
早得多。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不但远溯到包括维多利亚早期商业扩
张时代的战争和炮舰外交，它还把帝国主义概念扩大到几乎包括十九世纪外
国与中国的一切形式的接触，把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当作文化帝国主义就是一
例。由于西方国家经常的侵略扩张活动在历史记载中是一目了然的，历史学
家一般认为有理由作出这一广泛的结论，即中国人民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
略、剥削和欺凌。作为一般性的结论，这是几乎不容置辩的。欧洲的侵略扩
张和它后来的变种，是近代世界历史的一个主要事实。
然而，我们这一卷既要重视现在，又要重视过去，因此，本卷的研究将
要再现生活在历史事件发生时的人们的观点、动机以及他们在历史上对这些
事件的理解。由于中国的历史观在革命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因此必须了解中
国人当时的生活状况，同时还必须了解他们在旧秩序下的自我形象。一旦着
手进行这样的研究，帝国主义的形象就会被勾划出来。帝国主义从一种自外
部倾覆中国的单方面力量而变成了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且当今天对中国
和外部世界的这种相互作用进一步进行研究时，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就将分解
为种种因素和情况。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社会是个庞然大物，它各地的情况又千差万别。
由于它的幅员辽阔，它不易受到外来影响，并且对于与外国接触的反应也是
形形色色的和分散的，而不是一致的和集中的。总的说来，中国自给自足的
程度是非常高的，这首先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它在国民经济中仍是一个比
较次要的部分。其次，清帝国由于在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征服了伊犁，以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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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克图和广州分别成功地对付了俄国人和英国人，就建立起一道貌似强大的
军事防线。最后，在清朝统治下，具有绝对权威的儒家思想几乎不能接受任
何外国的政治观念。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利于形成高度的自给自足。但是还有
另一个历史传统使得中国对外国的侵略反应迟钝，这就是蛮夷入侵的传统，
以及这些入侵的蛮夷被吸收或同化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情
况。由于这个原因，拥有绝对权威的儒家思想变成了一种超民族主义的体系，
它是不会轻易赏识外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感情的。
这样，一幅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图景就浮现了出来，它在十九世纪早期是
自给自足地专注于它自己的国内生活，而不能对西方的侵略做出敏捷的反
应。后来中国人与侵略者打交道时自有定见，就没有迁就外国的制度。例如，
清朝并未把对外贸易和外国的投资当成对国家有重要作用的事业而首先予以
关注。清政权主要关切的是维持它所统治的和赖以取得主要生计的农村社会
秩序。对外关系似是不关痛痒的事情。最初，西方人被认为事实上能纳入中
国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