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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清政权主要关切的是维持它所统治的和赖以取得主要生计的农村社会
秩序。对外关系似是不关痛痒的事情。最初，西方人被认为事实上能纳入中
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秩序之中而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只许他们在边远
地区活动，正象其他外国人过去曾经做过的那样。
幅员广大、自给自足、统治阶级的麻木不仁和漠不关心，所有这一切使
清帝国在与西方国家接触时毫无应变的准备。更确切地说，当这种接触在近
代成为事实时，导致中国衰落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
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国的衰落，就必须懂得中国早先取得的成就，因
为这种成就之大竟使得中国的领袖人物对于灾难的降临毫无准备。正如改革
家梁启超后来在1896年所说：“今有巨厦，更历千岁……非不枵然大也，风
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也。”①
①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第1 册第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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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社会
有关这个传统社会的另一批需要阐明而尚未解决的问题，是传统社会的
社会结构、其政府的行政机构和思想体系、以及它的经济发展。一种广泛的
假定是：这个传统社会建立了如此有效而均衡的思想和实践的结构，以致难
以对西方的接触产生富有革新精神的反应。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成熟”
可以从它的稳定性和它维持几乎类似生理学的体内平衡状态的能力中得到证
明。换句话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象滚雪球那样成了足以阻止改革的巨大力
量。结果便是一种强大的惰性，或者叫做坚持成法的顽固性，这是一种只许
在传统之内进行改变的倾向。这一关于中国有惰性和对外麻木不仁的看法，
还得到所谓文化自主观念的支持：这种观念认为，中国的方式方法是独特的，
它们之间互相呼应，因而对外部影响具有排他性。
诸如此类的浮泛观念，当然只是代替了深入的思考。它们无疑显示了我
们今天知识浅薄的程度。可是，如果要让非历史学家懂得历史，就必须运用
一般的概念。包括1800年前后中国的一般情况和典章制度在内的一幅中国国
家和社会的真实图景，是形成一般概念的必要前提。当时中国的人口已经超
过了三亿，几乎为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的两倍，同时可以有把握地说，它的
国内市场和国内贸易也远远超过了欧洲。
十九世纪初期，中国社会体制的惰性明显地表现在各个阶层中，即表现
在乡、镇上的老百姓中，表现在左右着地方事务的地方上层或“绅士”的名
门大户中，表现在从地方官员直到北京宫廷的帝国政府的各级官吏中，以及
表现在高居于这个人类活动舞台之巅的君主政体中。这个中国人的世界（“天
下”）被认为是非常统一的、具有共性的和能长期延续的，而且在很大程度
上也确实如此。
帝国的统一是中国文明的第一个伟大的成就，同时它也是一件使人关注
的大事，因为统一意味着和平。可是帝国的巨大幅员和各地的差异却时常助
长分裂。十八个省份被自然条件分割成若干彼此隔离，但却有着明显特征的
区域，各地区又都是相对地自给自足。例如山西省的中部太原平原和汾河流
域，便是两面傍山，两面以黄河为界。灌溉条件良好的四川大盆地四面为群
山所环绕，它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交通主要是通过长江的峡谷。位于西南的云
南省便是一个与国家其他地区难以往来的高原。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
湖南、湖北两省这几个大粮仓，都各自为地方政权提供了基础。外国人在二
十世纪所称的南满，即十九世纪中国人所称的辽东，则是又一个地方权力的
根据地。满人建立的清 朝在1644年夺取长城以南以前，就是在那里逐步建
立起自己的力量的。
此外，中国从南到北延伸得如此辽远，气候的差异使得南北两地的生活
方式迥然有别。在南部和东南部，夏季大量的季节风雨有利于双季稻的生长。
反之，西北边塞地区雨量稀少而又变化无常，使当地人民经常面临饥饿的威
胁。生活在干旱地区的北方农民，可以住在夯实的土筑墙或者用简陋的土坯
砌成的茅屋里，而住在多雨地区的南方农民，则必须用在窑里焙烧过的砖和
瓦盖房。他们为了防雨和挡太阳，穿的是草鞋木屐，而不是布鞋；戴的是宽
大的斗笠，而不是北方那种带有护耳帽边的防寒皮帽。南方的运输大多靠水
道，或者另外在不能行车的石头铺的路上进行。扁担、手推车和小毛驴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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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但是在北方典型的运输工具却是在土路上运行的两轮车，它往往会陷
在被风刮起来的几英尺厚的黄土之中。尤为明显的是南北景物迥异：在辽阔
的华北平原上，周围筑墙以防御骑兵突袭的村庄星罗棋布；在典型的华南山
乡，骑兵就无用武之地，农村可以以更小的规模，更广泛地分布于茂密葱郁
的林荫之中。由于种植水稻比种旱地作物产量更高，所以中国南方的口粮标
①
准较高，同时在这里的务农人口中有着更加发达的地主所有制和租佃关系。
以精耕细作的农业、严密组织的家庭生活和官僚化的行政机构为其特
征，中国这一逐渐扩展的文明就赋予整个国家从南到北、自西徂东以一种内
在的共性。也许在居统治地位的上层分子的意识中，这种共性比一个社会学
家在实际中所发现的共性还要大。然而，它一般说来只是一种假设。有如政
治上的统一一样，文化上的共性也是中国伟大的社会神话之一，因为无非想
用它证明儒家生活方式的普遍存在。因此，各地区的差异和地方风俗习惯的
各种形式还没有得到足够的研究，因为把中国广大的国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
究，历来成为风气，今天依然如此。
这种政治上的统一和文化上的共同性的观念，是中国生活方式从史前新
石器时代就不间断地延续下来的那种异乎寻常的连续性造成的。由各个家族
在定居的村落里从事的锄耕农业，于公元前五千年在靠近黄河河套的渭河流
域 （如西安郊外的半坡村遗址）就出现了。虽然军人统治者们不时入侵，但
中国的乡村生活从那时起，就以一种社会的和技术的突变似乎都不能打断的
连续性稳步地向前发展。维护村社的和平和秩序，一直是中国的统治阶级（与
军人们同样古老）所特别关切的事情。它经过历代王朝逐步建立了一套复杂
的官僚政治机构。直到1800年以后为止，这个农业经济—官僚政治的中华帝
国，就是这样保持着一个比欧洲的商业—军事社会更加古老、也与它大相径
庭的社会体制。包括运用暴力在内的个人才能和进取心，在中国农业社会里
没有被培养出来，但在欧洲人的航海技术、好战精神、探险和海外移民活动
中，却已蔚然成风了。
我们可以想象，到1800年时，至少占人口五分之四的普通农民在对亲属
的义务、尽职责、讲礼貌和社交等方面都受到良好教育而成为有教养的人，
但他们又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因此，他们在生活中不太信奉儒家的性理之学，
反而信守民间传说、迷信和道教佛教仪式。作为农民，他们大多数与大自然
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他们习惯于大自然的美景，但也为眼病、皮肤病以及肠
道寄生虫病这些流行性疾病所苦。作为老百姓，他们充分意识到统治的上层
人物及其特权，但却很少亲眼看到这些人。他们主要地被吸引在自己的以农
村和集市为中心的村社中了。
普通村子大约有百户人家，不能构成集市，也不能自给自 足。村社的真
正中心在集镇上，镇当然不超过两三英里远，步行可达，在赶集时使家庭成
员可以在当天往返。集镇的集日一般以十天为一个周期，相邻的集镇则相互
配合，把集日错开：比如说，有的集镇在三、六、八日赶集，有的小镇则在
二、四、七、九日或三、五、八、十日赶集。这样，以更大的集市中心为经
营对象的货郎担和行商，就可以轮流在这个区域赶集做买卖。最低一级的或
① 在1949 年以前一个世纪，描述中国地形和生态学的一批西方地理学家中，克雷西是旅行地区最广的学者
之一，他的两本著作叙述生动，仍值得介绍，见《中国的地理基础》（1934 年）和《五亿人的国土》（195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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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集镇周围一般有十二至十八个村子，总计约有一千五百户，或七千人。
一个农户中身体健康的男子，不多几年就可以赶集千把次，这样在集镇上的
茶馆里，在当地的寺庙里，或者在不定期举行的大型集市上，以及在节日的
灯会上，他就有机会碰得到大部分属于这个集市社会的人们。
这个社会不但有以剩余农副产品交换纸张、铁器、陶器和其他商品的经
济基础，而且也有它的社交基础。因为许多村子基本上是同族聚居，族外婚
的规定使得许多家庭往往必须通过集镇上的媒人到外村去找新娘。如果有秘
密会社会堂的话，它们一般集中在集镇，农民在那里也会碰到统治阶级在当
地的任何成员或官府的代表。①
在这个农民社会里，个人依靠他自己的亲族维持生计，得到在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