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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度的变化是同这些谋生手段中的每一种手段相适应的。如果作者对阶级关系感兴趣，
他就可能认为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原始共产主义、奴隶制、农奴制、无产阶级和“社会主
义”。他可能研究宗教的变化，从灵魂独立说和崇拜祖先到一神论和理性论。或者在政
治思想方面，他可能宣称发现人们从对家庭的忠诚渐渐扩大到对全村、国家、帝国，最
后到对联合国的忠诚。
认为发展必然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思想不再是一种流行的思想。甚至共产
党人都已经放弃了认为一个国家在到达社会主义之前必须要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观点，
或者自从中国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以来他们还放弃了只有城市无产阶级，而不是农民，才
能实现共产主义的观点。现在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一个社会可以跳越这些阶段中
的一个或更多的阶段，比如说从“农奴制”跳越到“社会主义”。同样清楚的是，它不
仅可以“前进”，而且还可以“倒退”，比如在政治上从忠于帝国倒退到忠于种族或民
族，或倒退到忠于地方。不再认为阶段不可避免的一个原因是我们更加认识到了一个社
会对另一个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过去，当社会处在比较与世隔绝状态时，每个社会也许
有可能不顾外界发生了什么事而只顾自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向前发展；而现在，几个
大国的影响扩及到了全世界，甚至连最原始的社会都发现它们自己在效仿最先进的国家，
而不顾它们在发展“阶段”上存在的差别。同时，那些认为自己具有最先进思想的人常
常也把他们的传播技术看成是无往而不胜的；共产党人认为，他们可以把每一个社会都
变成共产主义社会，不管它处在什么阶段；理性论者认为，理性论能给大家带来好处；
国际主义者把他们的信仰传播到了最遥远的和自给自足的乡村。认为阶段不可避免的思
想遭到了那些认为自己已经达到最高阶段的人最激烈的抗拒。
阶段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同社会必然进步的思想密切有关，因此也随着这种思想的淡
薄而衰落。关于社会必然进步的思想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比较新的思想。在18世纪以前，
人类更多地认为，过去曾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因此，历史上记载着人类的衰落。在其后
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关于社会必然进步的信念占据了人们的头脑，当生物进化论的出现
使肉体、思想和精神三位一体臻于完善时达到顶点——思想朝着理性主义演变，精神朝
着自由主义演变。当今，几乎没有什么人认为，进步是必然的，许多人甚至对进步是一
个有意义的概念也表示有异议。当然，为了把这个问题放在我们有限的兴趣的水平上进
行探讨，就不可能认为制度的累积变化会朝着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展，因为很明显
过去曾有很多时候出现了相反的现象——在奴隶制取代自由的时候，在为贸易设置的越
来越多的障碍削弱了专业化的时候，或者在越来越僵化的社会阶级和种姓制度减少了活
动余地的时候，就出现了相反的现象。经济增长并不是必然的，甚至最蓬勃向上的增长
势头都有可能被扼杀。
19世纪的乐观主义者当然知道经济增长在过去经常被扼杀的事实；他们之所以认为
社会必然进步是基于这样一种思想，即人——或者至少是欧洲血统的人——通过积累知
识“逃避了历史的束缚”。为这种见解的最合理的辩护似乎是说，过去经济增长被扼杀
是可能的，因为人们对这种增长及其遭扼杀的方式了解得不够。他们失去自由是因为他
们对政治科学了解得不够多，意识不到自由会遭到攻击和建立不起坚不可摧的防线。他
们允许采取一些扼杀经济增长的措施是因为他们对政治经济了解得不够多。随着社会科
学知识的积累、它在人民群众中间的传播以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更多地采用理智的
态度，经济增长此后就有可能得到保障。20世纪失去的正是这种对人类事务中理智力量
的信念。我们知道人类的事务是受人的愿望支配的，这些愿望的正确与否是不能用理智
来证明的，它们也不能完全靠理性的表示来反对。
不同意必然增长或必然下降的观点未必就同意周期的概念。相反人们可能采取一种
中立的态度，既否认增长是必然的，也否认周期运动是必然的。因为增长率的变化并不
完全由于制度演变的结果。我们要再次对由于经济机会的改变而引起的变化和由于制度
的演变而引起的变化加以区别。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资源增长的
速度，或者由于自然灾害；或者由于世界贸易路线的改变；或者由于世界对这个国家专
门生产的产品需求量下降；或者由于不是在内部的制度改革中所出现的其它许多原因，
增长速度都有可能减慢。人们甚至可能认为，由于上述原因中的这个或那个原因，增长
一定迟早会结束，他们不认为必然会出现制度变化周期。不过，本章只探讨由于制度的
演变而引起的变化；
由于其它原因引起的变化将在后几章论述。
关于制度变化周期的理论认为，增长促使收缩，反之亦然。但是并不因此而认为，
这种周期的长期影响将不会使生活水平发生变化。因为周期运动与长期的增长或下降完
全一致。这并不是说上升和下降的幅度必须完全一样。所需要的仅仅是增长和下降应该
交替出现。
关于制度变化周期的理论有三种，分别从生物学、社会态度和社会集团这三个方面
来论述。
生物学理论认为，朝着一个方向的运动同一种生物学类型有关，而朝着另一个方向
的运动则同生物学上的另一种类型有关。生物学上一种类型的人施加的影响有利于一种
促进经济增长的制度，而另一种类型的人则倾向于那种限制经济增长的制度。所以根据
这种理论，生物学上的这两种类型互相交替。当“进步派”掌权时，他们促进经济增长。
可是，统治阶级必然会由于“非进步派”的存在而使自己的力量被削弱。为什么会出现
这种现象，目前尚不清楚。也许是由于“进步派”没有能繁殖足够多的后代——社会上
的统治阶级通常比其他人生的孩子要少。也许还由于“进步派”同“非进步派”通婚的
缘故。我们对人类生物学和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了解得不够多，无法对这一思想进行有
益的探讨。
社会态度的周期与生物学上的差异不相适应。但是却与我们每个人心目中所怀有的
截然相反的愿望相适应。我们每个人既看到增长的好处，也看到稳定的好处；既希望自
由，也希望有所控制；既希望有物质产品，但同时也认识到，同精神价值相比，物质产
品是毫无价值的，等等。当经济开始增长时，我们热情支持，但是，过不多久就使人生
厌了。我们开始渴望稳定；我们反对实利主义，又恢复到精神至上，等等。因此，社会
态度是时而赞成增长，时而反对增长，社会制度也同样不断变化。然而，这种理论除非
能使态度的变化和制度的变化联系起来，否则就无法说明社会变革的原因。因为制度是
通过各个集团的人的努力发生变化的，通常是因为制度改革对他们有利（包括物质的、
政治的和宗教的），而这种改革遭到其它集团的抵制，因为他们希望保持现状。因此，
对于任何社会变革的理论，都必须从具有不同利害（不一定是物质利害的社会集团的角
度去理解。
从社会集团的角度来看，周期理论也许是理想主义的，也许是实利主义的。就像我
们刚刚研究过的理论那样，理想主义理论认为，人的信仰是在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之间
摇摆的。
我们或者赞成改革，或者赞成稳定；或者希望得到自由，或者支持权威；或者关注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或者热情地牵挂着上帝，等等。当时无论哪种信仰占上风，便能站
住脚根；有那种处世哲学的人便会获得权势，体制度是按照他们的思想制定的。然而，
过不多久，人们便开始起来反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人生观失去了在当初确立时所
富有的那种朝气；
贪污腐化现象开始出现；哲理思想不适应的现象更为明显。因此，出现了对立的学
派，一些个性激烈的人迟早将建立一种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新的”信仰。那时，我们
就会进行一场宗教改革，或者一场政治革命，或者是不管什么形式的改革和革命。这些
理想主义的理论认为，人的行动是受到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的思想所支配——从政治、
宗教或浪漫的角度来说都是这样。这些思想本身如与物质利益不一致，便能引起社会改
革；如果这些思想同物质利益相一致，那么，这些思想在社会改革中是主要的，而这些
思想所吸引的利益则是次要的（例如，是希恃勒吸引了资助者，而不是资助者造就了希
特勒）。
另一方面，实利主义理论主要是从不断变化的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变革的。
这些理论可能采取两种方针。它们可能认为，开始促使经济加速增长的新经济阶级——
“新”人——到一定的时候会转而反对进一步改革。它们还可能认为，经济增长会
引起由于这种增长而遭到损失的那些人的反对，因此，这些人到一定的时候会组织起来
限制进一步增长。
第一种方针可表述如下，当新人取得权势时，他们积极主张“门户开放”。他们支
持竞争、扩大贸易、纵向流动，等等。然而，一旦他们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开始关
心保护自己的地位，而不是确保为他人开放门户。过去的自由贸易者现在却鼓吹征收关
税，过去主张进行竞争的人现在却千方百计地实行垄断。过去在社会上一心向上爬的人
现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