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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可见，因为专家们懂得的事情和农民所干的事情之间的差距并非到处都是这样大。
不过，在许多地方，这仅仅是因为对粮食生产未作必要的研究。由于上述原因，热带地
区的农业研究已集中在经济作物方面，这些作物都是向工业国家出口的（食糖、可可、
橡胶、茶叶等等），差不多完全忽视了为国内消费的产品（甘薯、木薯、高粱之类），
虽然在几乎所有这些国家的经济中，用于生产粮食的人力和土地为用于经济作物的人力
和土地的四倍或者更多。
研究是推广的一个先决条件，所以在基础研究尚待进行的地方，没有推广农业技术
的余地可言。不过，一旦掌握了知识，推广这种知识的工作人员就非常之需要了。如果
我们设想，自耕农付酬雇用的每1000个人中有一名推广工作人员，三分之二的人口受雇
用，维持一名推广工作人员的费用为一名农民收入的四五倍，那么这笔包括管理人员的
服务费总数将达国民收入的0．25％以上。除此之外，还要加上适当的农业研究费（本章
第1节（二）），我们由此得出结论，农业部用于研究和教育的费用大约为国民收入的0
．75％到1％之间。美国的推广开支和农业收入大致保持这一比率；美国每700名靠农业
为生的人有一名推广工作人员，它花在农业技术推广和研究上的钱约为农业纯产出的0．
75％。英国的比例也是1比700，但是在世界上较为贫穷的国家中间，只有日本在农业服
务方面花费那么多的钱（日本也是农民生产力有惊人提高的唯一国家）。
如果每年的开支占年度国民收入1％就能使农业生产率每年提高1％（等于国民收入
的0．5％）的话，这将是一笔效益极高的投资，因为它相当于每年得利50％。生产率的
提高不能完全归功于推广农业知识，因为还要为水利、工具、肥料等等提供资金。不过，
即使扣除其他需要，这种综合投资是农业国能办得到的最有利的投资。我们使用的比率
完全是在可能范围之内的。日本从1880年到1920年，每英亩土地的生产率平均每年递增
1．3％。英国和美国的生产率也达到了1％。那些在起步时知识和实践之间的差距大得多
的国家，要从它们在农业服务方面的开支中取得可观的收获不应有什么困难。
为了照这种比率提供农业服务，农业官员的人数必须大大扩充，需要许多受过非常
好的训练的人来从事研究工作和监督推广服务工作，但是扩充得最多的是推广工作人员
本身，因为每5—10个村庄就需要一名推广工作人员。如果每个人都要受过大学本科的农
业教育，那么要提供这样多的人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大学毕业生从事这一工作也是不必
要的和不可取的。说不必要是因为推广工作人员的任务仅仅是把别处经过充分试验的技
术传授给农民。他要保持机警，对农业实践要懂得甚多，因为不这样他对农民就没有作
用。在这方面，最好的训练就是亲自下地干活，所有的农活都要干一干，然后再受一年
至多两年的新技术训练。由大学毕业生负责农业工作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他的主要问题
是同农场主打交道，而且还得使农场主乐于同他接触，这对一个大学毕业生要比对一个
经历与农场主本人差不多的人困难得多。
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的主要问题是打交道；不光是社会接触，这在农村社会中非常
之容易，而是要做到心心相印，这样农场主就会模仿。譬如，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的主
要工作一度常在农业服务部门所属和经营的示范农场进行。这些农场都是用最有效的方
式种植最优良的作物，请农场主来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所取得的成果。哪怕产量很高，
农场主也并不总是照着他们看到的样子去做。他们争辩说，示范农场取得的成果在他们
自己的土地上不一定能取得。农场的士壤和其他质素说不定都是精选的，也许使用了设
备，这种设备一般农场主是没有的；农场的工人或许受过特别训练，要不就是接受特别
监督，而这在农民的土地上是做不到的。为了克服这些困难，推广现代技术除办示范农
场之外，还要说服几个农场主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亲自试一试革新成果。于是其余的人
就明白了，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农场主，在像他们自己那样的土地上获得了好收成。成绩
再也不是某个受遥控的机构取得的成绩，而是他们邻居取得的成绩，于是引起街谈巷议、
兴趣、调查、讨论和模仿。现在新来的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要弄清哪
些农场主在本地区最受尊敬和最有可能为他人仿效，并在他准备开展的运动中设法得到
他们的合作。
在一个农场主不大习惯于改革技术的观念的社会做推广工作，和在一个农场主很自
然地指望科学家来解决他们的问题的环境中做推广工作，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在像英国或美国那样的先进社会中，农场主们知道遗传学家在培育良种，植物学家和病
理学家在研究控制病虫害的方法，机械制造商们在不断推出经过改良的设备。他们非常
想听到这些事情，所以他们订阅农业报刊，收听为农场主准备的广播节目，他们参加农
场主俱乐部的会议。通过这些渠道，新的观念迅速传播。落后地区推广工作的问题就是
要创造类似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农场主把农业官员看成是农业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他们的存在是为了让农民生活好过一些。要做到这一点，一部分秘诀是让农场主组
织农业协会，以便进行讨论、相互观摩农场和作示范。另一部分秘诀是确实有东西可以
往外拿。如果负责推广工作的官员解决了一直使农场主发愁的某个问题——譬如某种病
虫害——他将获得他们的信任；而如果从他的建议中一无所获，农场主就会把他看成无
所谓的人。
农场主产生热情的背景有时是具有政治性的。在农场主世世代代受地主、高利贷者
和商人盘剥的社会里，他们很难对新技术产生热情，如果他们怀疑主要的成果也许是增
加压迫他们的人的收入，就尤譬如此。因此，土地改革往往是成功地推广农业技术的必
要前提。如果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确实开始关心农场主的问题——而他们往往是不关心的
——而且他们不但用言语而且用行动表明他们一心想帮助农场主，那么农场主是有可能
作出响应的。推广农业技术要是不具备它所要求的政治改革和政治热情，可能会完全失
败。
我们前面已经说明，推广新技术要求进行许许多多的变革，不仅在经济和社会结构
方面进行变革，而且还要在提供资金和获得新技艺方面进行变革。因此，必须把农业技
术推广工作仅仅看作是范围更加广泛的农业改良计划的一个部分，这种计划还包括诸如
修路、农业信贷、供水、卓有成效的销售、土地改革、开发新产业吸收剩余劳力、办合
作社等其他事情。经济增长总是涉及范围广泛的改革，没有哪一个部门比农村生活涉及
更广泛的改革了。
（三）工业的能力倾向
经济的增长导致农业的重要性同其他就业门路相比呈不断下降趋势。所以其他工业
部门不断从农业部门招收劳动力（如果人口稳定，这种情况是绝对的，如果人口增长得
快，这种情况是相对的）。
普遍的经验是，当劳工最初从农村来到工业（或采矿）部门时，起生产率同已在工
业部门劳动很长时间的工人相比是很低的。这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工业生活方式与农业
生活方式完全两样。一个人干农活在种植或收获季节要有几阵子从早忙到晚的紧张活动，
然后在不利于种植的季节，则有长期的农闲或进行闲暇活动的时间。另一方面，在工业
部门，人们长年每天劳动八九个小时，一星期要劳动五六天，忙闲均匀。再譬如，自耕
农为自己干活，努力经营生来就熟悉的行当，从头到尾自己决定怎么干就怎么干。在工
厂，人们是在监督之下努力干一种新的活计，要严格按照别人告诉的去做，完全像一台
非常复杂的机器上的一个齿轮那样转动，制造你也许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卖给几乎肯定
你也不知道的人。干活的群体也是不一样的。在地里，人们单独干活，或者同选定的几
个朋友一起干活。而在工厂里，一大群人一起干活，你不能挑选与谁一起干活。要习惯
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并安下心来适应工业生活要求的这种规律性需要很长时间。据说，妇
女和儿童比成年男子容易适应，这就是工业革命在其初期阶段如不加控制往往在很大程
度上依靠儿童和妇女劳动的一个原因。在人们的哲学已经包括在社会关系中严格遵守纪
律、制度和秩序的地方，过渡也比较容易，因为这将使他们为过严格管理的生活有所准
备，而这种生活是他们在大工业企业中必须过的。譬如，有些历史学家认为，由于这类
原因，德国人和日本人实行工业化比较容易。
农村生活背景和工厂生活背景的差别，也说明为什么新手们做有些工作比做其他工
作要好得多。譬如，不管一个人在农场多么在行和负责，在工厂履行职责所要求的知识
则完全是两回事。他必须对机械加工有很强的直觉才能，好防备出差错或抓住改进的机
会，而不是对下雨或动植物行为有很强的直觉才能。新招来的工人缺乏这种才能，必须
一次学习一种操作法，尽量减少由他自行处理的事情；他不能干那种必须同时进行和协
调几种不同操作的活计。使用的劳动力越是不熟练，劳动的分工越是要细。因而工厂需
要增大管理人员的比例，来协调细分的工种。管理人员所占比例高，是一切新兴工业化
国家的标志，当这些管理人员必须从国外引进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