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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租金收入不会被储蓄起来，因为拥有土地的贵族并不考虑将他们的收入用于生
产性投资——无论如何，在有一个资本主义的例子可以仿效之前，他们是不会有这种考
虑的。
租金收入历来用于购买更多的土地，雇佣大批侍从（如果中央政府很弱，则包括一
支私人军队），建造教堂、庙宇、陵墓和纪念碑，创办慈善事业，寻欢作乐。随着时间
的推移，在资本主义的压力下，这些习惯改变了。租金要征税，再加上有利可图的资本
主义投资的例子，往往使得地主变得更加节约；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租金甚至可能
成为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储蓄来源（次要的来源）。可是这是在事件以后发生的；
所以不能以地主变得更加节约来解释社会从储蓄5％转变为储蓄12％这种变化。
农民阶级的情况也是如此。农民是一个阶级，他们既有节俭的美德，又动辄就要借
债，这是自相矛盾的。农民之所以学习节约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离灾难的边缘是多么近。
在某些社会里，差不多年年发生水灾、旱灾、蝗灾、牛疫或某种其它天灾，除了那些有
点积蓄可以礱e补的农民以外，使得全体农民变得一譬如洗。这些经常发生的灾害是农民
动辄就要借债的部分原因。与此同时，那些有积蓄的农民，往往不是将钱借给遭到不幸
的农民，就是用来购买土地，无论哪种情况，结果都不是使资本形成增加。购买土地使
价格上涨，并使土地的分布情况发生变化，但这并没有使土地出产更多的东西。如果农
民拥有土地，他们可能投资改善土地，但是大部分改善土地的方法都会使土地的产量暂
时下降（休耕、轮作、造林、种草、控制侵蚀），在土地遭受压力大的地区是不受欢迎
的。农民还喜欢对牲畜进行投资，但是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农民对牲畜的态度不是以获利
为目的的，所以在许多情况下，这种投资是一个负担，而不是利润的来源。考虑到农民
的生活很不稳定，他们对土地和牲口采取不为营利的态度，所以农民的资本形成净额在
国民收入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就不足为奇了。
拿工资和薪金的阶级比农民有比较固定的收入，在一般情况下，甚至连城市非熟练
工人的收入也比普通农民多。然而这些阶级储蓄很少，因为他们想的是花钱而不是储蓄。
工人的储蓄金很少。拿薪金的中产阶级储蓄不多，但是在几乎每一个社会，中产阶级用
他们的薪金存的钱对生产性投资没有什么意义。这在统治阶级在种族上不同于中产阶级
和下层阶级的国家里尤譬如此，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中产阶级似乎要以摆阔气的挥霍浪
费以及表明他们同外国统治者一样优越的热情来显示自己（第二章第一节（二））。在
任何情况下，用薪金进行储蓄的数额是不多的，这几乎是普遍现象。中产阶级的大多数
成员永远在为赶上同伴而斗争；如果他们设法存了足够的钱来购买他们所住的房子，那
他们的日子就算过得不错了。他们可能存一点钱做子女的教育费或者在年纪老了的时候
补贴生活，但是这种储蓄实际上被为了同样目的而用掉的储蓄金抵销了。如果收入或人
口在增加，那么这种抵销是不完全的，因为每一代人储蓄的数额都比前一代人储蓄的、
现在正在使用的数额大。这些储蓄金对于进行储蓄的个人来说自然是很重要的，存一点
钱以便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使用，这是很重要的，即使在福利国家也是如此，社会改革家
历来敦促人们储蓄，他们是正确的。可是，这些储蓄金仅仅是推迟未来的消费，因此在
很大程度上被其它推迟的消费抵销了，这个事实意味着，它们对于生产性投资并不具有
重要意义。
拿薪金的中产阶级储蓄额少这个事实也证明，储蓄和收入的不平等现象并不是直接
有联系的。中产阶级的收入比平均收入或者小农或非熟练工人的收入多，两者之间的差
距，欠发达国家比工业国大得多。其部分原因是由于欠发达国家更缺乏中产阶级的技能。
出现这种现象也是由于中产阶级在比较富裕的国家和比较贫穷的国家之间的流动性比较
大，这就使得他们能在比较贫穷的国家要求过他们在比较富裕的国家所过的同样高的生
活水平；事实上，由于穷国不得不从富国吸引中产阶级的技能，中产阶级在穷国的生活
水平往往比他们在富国的生活水平高。因此，收入的更加不平等与被中产阶级消耗掉的
国民收入部分增加有关。
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储蓄来源于工资、薪金和农民的收入。有证据证明，即使在
最富裕的国家，这些储蓄很少超过国民收入的4％。日本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据说日
本的这些数字高达8％或10％。根据迄今所作的最好的计算，欠发达国家小额储蓄似乎接
近于国民收入的1％。无需说，即使占国民收入的1％、2％或3％，也不应小看：采取措
施使小额储蓄从1％上升到2％或3％是很值的。这些措施在于确定机构、宣传和财政刺激
的方向。可以设立一系列储蓄机构——
邮局储蓄、友好协会、信用合作社、零售合作社、保险单、建筑协会等，经验表明，
储蓄额的大小，部分地取决于这些机构的分布有多广；如果它们就设在人们的眼前，达
到街道有储蓄所，工厂有储蓄所，或者甚至发工资时扣除储蓄金的程度，那么人们会比
最近的储蓄机构也在一段距离以外的情况下存更多的钱。储蓄也是一种习惯，它在某种
程度上可以通过宣传来养成。如果向人们说明进行储蓄的某种可以接受的理由，他们会
存更多的钱。他们在战时储蓄较多的钱，其部分原因是他们相信这是一种爱国行动；他
们也可能在实行发展计划的国家储蓄较多的钱，如果这些计划引起他们的兴趣，如果他
们相信这是作贡献的一种方式的话。此外，还可以说服人们相信储蓄是符合他们个人或
家庭利益的，说服他们为接受教育，安度晚年，购置房屋，举行婚丧仪式，或者作为预
防疾病或灾害的一种保障措施而储蓄。即使这些储蓄在很大程度上被消费抵销了，但是
养成自力更生的习惯和避免受穷这两条理由迫使我们尽自己所能来促使人们储蓄。保险
的原则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实行便宜的、广为宣传的个人人身保险制度对储蓄会起刺
激作用。此外，对储蓄实行财政刺激应当适当，就是说利率应当有吸引力。小额储蓄的
利率一般只有2—3％，其部分原因是收集和使用小额储蓄的费用往往很高；但是很可能
有理由对小额储蓄的利率实行补贴，这样就能提供比较有吸引力的利率。如果社会也在
利用通货膨胀来促进资本形成，结果使币值下降，那么对小额储蓄的实际价值应予保证。
否则小储蓄户会受到歧视（因为其它资产的价值随着价格的上涨而提高），小额储蓄受
到抑制。
由于农业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鼓励农民储蓄是特别重要的。经济增长的结果
是，与农业相比，所有其它活动都扩大了——因为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还不到1。因此，
相对地说，其它职业时刻在增长，从事那些职业的人必须靠仍然从事农业的农民所生产
的东西来养活。因此，经济的增长要求每个农民生产的东西必须增加，每人提供越来越
多的剩余农产起来养活不是农民的人口。在农业生产率最低的时候，每个农户生产的粮
食除自己食用外，还可养活半个非农户家庭；
而在当代生产率达到最高水平的情况下，每个农户生产的粮食除了自己食用外，还
可养活其它7个家庭。
储蓄从两个方面进入这个过程。首先，所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一般意味着必须增
加对农业的投资。为此，政府可以拨出款项通过农村银行或信用社借给农民。可是这涉
及到将其它经济部门的资本吸收到农业中去（除非这些钱来自地主所缴的税款）的问题，
由于所有其它部门同时也在要求得到资本，所以农民自筹的资金越多越好。这就使得在
农村地区开展储蓄运动和设立储蓄机构具有特殊的意义。
储蓄也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进入这一过程。如果农业生产率提高，并提供更多的剩余
农产品供应城市，那么政府往往会情不自禁地以征税的形式将这些剩余农产品从农民手
中拿走，用作其它部门扩充的资金，包括公用事业或制造业的资本形成。这是一种双重
的诱惑，因为向农民征税为寻找急需的资金提供了一个机会，还因为如果不向农民征税，
那么他们实际收入的增加，可能使得有必要在城市和其它职业中增加实际工资和薪金，
以便继续从农业方面吸引劳动力。实际工资和薪金的这种增加，减少了利润在国民收入
中的份额，因而也就是减少了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在农业生
产率提高的同时，对农民征收重税，用以为其它部门的资本形成提供资金。在这些情况
下，如果人们说远不是农业从其它部门吸收资本，而是农民不得不为工业革命提供资金，
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日本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在那个国家，从1885年至1915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的人均生产率提高了1倍，但是
正如B．E．约翰斯顿先生令人钦佩地描述的那样（见本章的书目注释），增加的产品
有很大一部分以提高租金或税收的形式从农民手里拿走去资助其余的经济部门了。苏联
是另一个例子，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尽管实行农业机械化并向城市输送了许多劳动力，
苏联的人均农业收入一直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他们这样做采取两种办法，即提高制成品
对农产品的比价和对集体农庄征收重税。如今，黄金海岸，缅甸和乌干达也提供了例子，
从1945年起，这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