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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产品的比价和对集体农庄征收重税。如今，黄金海岸，缅甸和乌干达也提供了例子，
从1945年起，这三个国家政府将农产品价格上涨部分的很大一部分扣住不给农民，而将
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资助其它经济部门的经济发展。
如果某个其它集团提供必要的储蓄，那么即使不对农民征税来为资本形成提供资金，
经济也能发展。实际上，储蓄的唯一其它主要来源过去一直是商业企业的利润，正如我
们一会儿将要看到的，如果情况有利，那么与国民收入相比，欠发达国家商业企业的利
润往往是增长的。如果想在利润仍占国民收入一小部分的时候加速资本形成，那么实际
上除了向农业多征税以外，用其它办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是因为农业在国民收入中
占50—60％，还因为作为经济增长过程的一部分，扩充其它部门是可取的，由于这个事
实，向其它部门征税有困难。正如苏联所发现的，向农业征税在政治上也是非常难以做
到的，除非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征税不会降低农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的样板不是苏联提供的，而是日本提供的。原则是，工业化和巨额资本形成的任何计划，
都应当同时采取迅速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措施——
主要不是使用拖拉机或实行新的经济结构，而是使用新种籽、肥料、农药和水，在
这种做法的后面，又存在一个政治问题，即农民拥有政权的国家是否能实行这种计划。
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七章里再讨论。
除了为促进资本形成而对农民进行榨取的情况之外，任何经济中储蓄的主要来源是
分配的或未分配的利润。如果有人要问为什么营利阶级比所有其它阶级都更倾向于履行
节约和进行生产性投资，答案也许可以从它在社会等级制度里所占的地位中找到。与拿
薪金的中产阶级不同，资产阶级不必为了使其他人对他们在社会上的重要性有深刻印象
而大肆挥霍，因为他们作为营利者和其他人的雇佣者的独立地位，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
财富，保证他们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威信；中下层阶级决无可能存很多的钱，不论他们的
实际收入可能提得多么高，因为他们始终模仿那些比他们自己更富裕的人的消费标准，
而富人能够储蓄，因为他们的收入除了维持他们公认的消费标准外还有富余。营利者的
社会地位比拥有土地的贵族低，但是他们知道，仅仅靠大肆挥霍，他们是无法获得贵族
的威望的，所以只有少数营利者试图这样做。和贵族一样，他们渴望得到权力，但是他
们通往权力的道路的方向不同。贵族是靠增加地产来获得权力的，（在封建和早期资本
主义阶段）是靠垄断最高政治、军事和宗教职务来获得权力的。另一方面，营利者知道，
他的权力在于金钱；因此他将钱储蓄起来，并将钱用于投资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和
农民投资一样，营利者也将其一部分钱仅仅借给其他人用于消费，或者仅仅用来购买土
地，这两种“投资”形式都不会增加资本形成。但是营利者知道，最有利可图的投资是
利用新技术或开发新资源的投资，这些也迎合他渴望获得权力的心理，因为他的生产性
投资越多，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也越多。因此，只有资本家的抱负是朝着用自己的收入来
建立一个砖块和钢铁的帝国的方向发展的；所有其它阶级都以其它方式实现其抱负——
拿薪金的中产阶级摆阔气，农民阶级购买土地或担任职务。在资本主义后期各阶段，这
些界线混淆了；资本家通过金钱或婚姻进入有土地的贵族的圈子，并且企图担任政治职
务；地主们进了城，并用他们的租金进行生产性投资；甚至连农民也想到，花钱改良已
有的土地与花钱买更多的土地一样有利。在后期各阶段，履行节约和进行生产性投资扩
大到社会上的所有阶级，但是最初进行生产性投资却是资产阶级的特点。
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有时断言，节约主要是资本家的美德，有些历史学家将资本主
义的加速扩大同宗教改革运动联系起来，想用卡尔文学说来解释越来越爱好储蓄的倾向。
这种联系过于简单了。资本主义哲学有三个组成部分，即抑制消费，愿意尽量多生产，
喜欢进行生产性投资。第一点即抑制消费，在所有时代已被几乎所有宗教公认为一种美
德。然而许多鼓吹抑制消费的哲学也将这一点同劝说人们不要重视生产和生活中物质性
的东西这种理论联系起来。相反，这些哲学鼓励人们得过且过，把时间花在精神修养上，
或者花在军事、恋爱、运动、骑马、学习、诗歌或交际等这些艺术上。
资本主义哲学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使得它不同于这批人，它把工作和效率视为美德，
并认为人类在道义上有义务最大限度地利用上帝赋予他的才能和智慧。如果我们有道义
上的义务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再加上有道义上的义务抑制消费，那么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有道义上的义务生产剩余产品。然而，即使这个概念也不限于新教神学。资本主义
哲学的特点是它的第三个组成部分。这一部分为这种剩余产品规定了特定用途，即生产
性投资。其它哲学规定了其它用途——剩余产品应用于慈善事业，或者雇用一批侍从，
或者用于进行战争，或者建造金字塔、陵墓、乡间宅第、庙宇或教堂，或者用于开办大
学。鼓吹抑制消费或努力劳动的并不是只有资本主义哲学。但是只有它将这些主张同认
为进行生产性投资是正确利用剩余产品这种观点联系起来。这些主张最后披上了宗教外
衣，在这种外衣下，节约成了美德，慈善事业是破坏别人性格的一种手段。但是从分析
资本家在社会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和抱负来寻找对这个极其重要的主张，即进行生产性投
资的主张的真正解释，也许比从对宗教经文的解释中来寻找更为有用。
如果利润是储蓄的主要来源，那就必须用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增大这个理
由来解释经济从储蓄5％到储蓄12％的转变。何以如此？
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由于资本家连续将利润用于再投资，所以与其它部门相比，
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增长了。在欠发达国家的经济中，资本极少，资本家提供的就业机会
也极少。随着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它从许多来源吸取力量。经济中的农业部门通常是
有剩余劳动力的，因为并不是所有家庭成员都忙于耕种土地，人们慢慢地到城里资本主
义企业中干活。手工业中也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如果资本家采用新技术破坏手工业生产
的话。资本家还从家庭服务业中吸引工人，他们还提供就业机会来吸引家庭中的妻子和
女儿，从而使“从事有收益的工作的”成人妇女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了。如果社会上人
口过剩，那么大概还有许多剩余劳动力当临时工和做小买卖，这些人很愿意有固定工作
做，哪怕工资只够餬 口。此外，如果人口不断增长，那么资本主义企业即使不从其它部
门招工，也可以从新增加的人口中吸收一部分工人。从亚当·斯密起，古典经济学家常
常强调，经济的发展使工人从非资本主义雇佣转为资本主义雇佣——他们称之为从“非
生产性”雇佣变为“生产性雇佣”，这种转移率的高低取决于储蓄的程度和资本的增长
率。如果要进行生产性投资的话，必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因此，与整个经济相比，
它是否发展取决于其余经济部门发展的速度——取决于人口增长率，尤其是取决于农业
部门的生产率是否也提高。资本主义部门比其余经济部门发展得快不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许多事情取决于资本投资的政治安全性。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大多数文明社会
中，资本家是任凭政治贵族摆布的。他们应将自己的财富借给挥霍无度的贵族消费，借
给进行冒险的王子们用于军事方面；如果他们的投资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们就很容易
突然面临任意的征收。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行事小心谨慎；首先他们寻求有权势的老
爷们的保护，将他们很大一部分财富变为私人贷款；他们还将资金变为容易隐藏和容易
转移的财富，如黄金和宝石，而不是像固定资本那样可能失去的东西。因此，在生产性
投资变得相当安全，不会受到任意劫掠之前，资本主义经济部门是不可能迅速扩大的。
如果政治上安全而投资机会又是非常有利可图，那么资本主义部门很可能迅速发展。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只要付给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从已经提到的来源雇佣无
限劳动力，这是因为与总人口相比，资本家雇佣的劳动力为数很少，要是人口过剩，或
者人口增长很快，那么情况就更加如此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资本主义部门生产率提
高所带来的好处，几乎全部变成利润了。这些增长可能与技术进步有关，或者可能由于
通讯条件的改善或地理上的发现，贸易机会扩大了。生产性投资机会扩大得越快，利润
增长得也越快，资本积累就越多。在一个技术上无变化，或者地理上无发现的社会，利
润增长得慢，资本增加得慢，它们增长的速度可能不比其余经济部门快。但是，一旦出
现富有成果的投资机会，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利润将会比国民收入增长得快，因此，国
民收入中用于再投资的份额将不断增大。
这就是说，任何“工业革命”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资本形成速度突然加快的根
本原因是赚钱的机会突然增加，不论这种新机会是新发明，还是制度改革，使得有可能
利用现有的可能性。英国、日本和俄国的工业革命都属于这种模式。
在每一种情况下，直接结果是，提高生产率的好处，并不是为那些将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