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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感到不舒畅，这点也给工业心理学家带来了思考的材料。要说明什么叫意气相投并不
容易。有些人喜欢与自己的亲属一起工作；而有的则不乐意；有些人喜欢大集体，而有
的则喜欢人数少些；有些人喜欢有严明的纪律和规则，而有的人则喜欢个人作决定的余
地大些。要明确规定工作集体的愉快条件是很难办到的，但是它们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有些工作比别的工作更易令人疲乏，因为它们在每个单位时间内需要付出更
多的精力，或者这些工作比较不愉快。
这些因素有可能互相抵消。在别的方面的情况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在较易疲乏的岗
位上可能反而比在较轻松的工作岗位工作得长，倘若前者的社会气氛比后者更吸引人。
还有身体状况较弱的人工作时间可能长于身体状况较强的人，倘若前者在工作中有较好
的条件。
下面将从论述工作本身带来的紧张状态的差别转而论述对工作的态度的差别。
让我们假设两个人在想望物质财物的意义上有着相同的需求；他俩的工作职务客观
上同样辛劳和乏味；但是其中一个人职务的报酬比另一个要高。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
说，那个职务报酬高的人将必然比另一个人工作小时会短些。这取决于他的工作态度。
工作是获取产品和劳务的手段，但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此而言，有些人、有些社团认
为工作吸引力大于别人或别的社团。每个人把工作既看作是一种厌烦的事，另方面又看
作是一种美德，但是有些社团强调工作厌烦的方面，而另一些社团则更多地向子女传授
工作本身是一种美德的思想。
这些不同的态度往往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有关。有的宗教教导人们说，灵魂得救和精
神安慰主要依靠修身养性或祈祷。
有的宗教则教导说这些也可以从工作中或交替着从工作中得到，因为工作锻炼人的
心灵，也因为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去充分利用上帝恩赐给我们的才能和资源从而为自己
的同胞服务。然而，通常很难确定在经济事务中，宗教的作用究竟有多大。首先，我们
在前面一节里就对宗教对僧侣及对俗人的期望加以区分。如果像往常那样，宗教指望僧
侣进行祈祷而俗人去工作，那么除非宗教吸引过多的人去过僧侣生活，否则就不会减少
社会的经济努力。即使宗教强调俗人进行修身养性而不鼓励他们致力于经济事务，也难
以评定它的训诫究竟有多大效用，因为很多人不会放过致富的机会，即便他们的宗教反
对这样做。在这一切的背后还存在更进一步的问题，即为什么一种寂静主义的宗教被社
会接受。宗教的训戒往往适应于该社会的谋生之道。因而若说人们不奋力工作是由于他
们的宗教不鼓励他们这样做，不可能作出一个根本的解释；
同样有可能宗教在当前不强调工作是由于该社会的环境或社会情况并不把奋力工作
放在价值的最前列。
我们不能肯定产生工作态度差异的还有哪些其他情况。
有人说是生理上的差异，也有人说是工作的乏味或生产率低，还有人说是由于这个
社会的社会结构的缘故。在分析这些因素时，重要的是记住一种态度与产生这种态度的
条件之间始终存在着时间上的差距。这就是说，倘若我们要了解一个社会的信仰，我们
应注意的不是这个社会目前的生物学成分或社会结构等等，而是几十年或几百年以前的
状况，即当它的传统形成时的状况。
让我们先探讨生物学上的因素。有的人精力充沛或比别人有更多的工作癖好，这是
由于与他们环境无关的生物学遗传所形成的。数以百万计的人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些生物
学上勤劳的人数比例在有的种族或国家多于别的外族或国家。而另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相
信生物学上的勤劳或懒惰的分布状态在各个种族之间并无差别，而所观察到的差异全部
可以从物质环境和文化传统的条件上加以解释。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科学家否认存在着把人的态度与种族生物学联系在一起的可以接
受的证据。可是倘若我们把自己局限于局部地区，虽然缺乏证据，我们至少有某些似乎
有理的理论。因此，如果一个国家连续遭受到某种灾难或危机，它的生物学上精力充沛
的人生存了下来，而其他的人则死亡了，那结论必然是，这个社会生物学上的遗传在活
力方面将不断得到改善。当然困难的是弄明白在哪种情况下，上述的生存和死亡之间的
差异取决于生物学上的遗传活力：在多数危机中，生存下来的人同样得益于教养、灵巧
和运气。此外，还有一种理论认为，一个有移民居住的国家比一个定居时间较长的居民
居住的国家（所有国家都有移民居住）更有活力，因为移民往往比那些留在原地的人更
富有进取心，也因为移居和定居的艰苦会淘汰那些不适应的人。困难在于怎么断定生物
学上的因素是移民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移民往往比那些留在原地的人和那些原来居住
在移居地的人更富有活力，但这可能只是由于移民们所遭受到的困难较大，因此他们必
须作出更大的努力。
引用生物学来解释集团之间态度的不同既无法采纳也不能加以否定。我们自然可以
否定某一种族比另一种族更为优越的思想，也就是说一个种族的全体成员在行动的考验
中比另一个种族更为优越的思想。但是，至于不同集团之间优等、中等和劣等的分布，
眼前还不能说出什么道道来。因而我们关于集团之间差异的解释只能限于物质和文化环
境的差异。
其次，我们进而阐述工作的乏味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有的工作本身可能特别辛苦，
原因是工人的体力状况、或者是因为工作场所的物质和社会环境令人感到不舒畅。所以
我们说在这种状况下，可以料想人们也许会少工作些。然而，假若我们不去比较在称心
境况下与在不称心境况下做了多少工作，而是提出对工作的态度如何，那么上述论点会
得出相反结论。因为如果工作不称心，但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也许被迫尽力而为。而那
些由于感到不称心而不工作的人也许会无法生存下去。处于这些境况下，作为父母也许
会开始教导他们的子女说工作本身是一种美德，一种为了切身利害而做的事，哪怕做起
来并不称心。这个传统也许会传给后代，即使条件有了变化也会保持下去，因此即使所
做的工作不再不称心，人们仍可能怀有同过去一样的刻苦的决心去做。
正是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比较非生产性的工作。因而可以这样说：在谋生较易的国
家，工作很少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因为人的习惯是去做非做不可的事。另一个极端是在
谋生极为艰苦的国家可能会挫伤干劲。居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论点认为在谋生艰苦，但
又不是十分艰苦的国家，工作则被当作是一种美德。这就是说，在这类国家里，人们作
出一定的努力有可能获得不错的生活水平，但是不作出这样的努力的人们将会无法生存。
谋生艰苦也许由于人口过众、土壤不够肥沃、经常发生旱灾或飓风以及其他的不幸事故。
在这类国家里，人们将教育儿童把工作看成为一种美德，并给儿童们看玩忽工作任务的
人们的贫困；这些儿童以后又会把这个传统教育他们的后代。
然而，立足于环境的一切解释必须面对态度并非一成不变的事实；同一国家在不同
的时期会表现出相反的趋势。因此，解释态度必须依据历史和环境；换句话说，如果依
据环境，他们必须表明何时和为何环境的变化会带来他们所解释的差异。这对于依据气
候进行解释特别不利，因为同一国家在其历史不同时期会出现颇为不同的态度；所以有
些解释寻求引用气候的变化来表明，比如说罗马帝国的衰落。用环境来解释辛勤劳动的
传统大多包含对社会的某些历史性的冲击，例如战争失败、面临饥荒或大规模移民等，
这要求人民显示出他们高贵的耐久品质。但是，要锤炼一个民族的意志需要比一次巨大
历史性的苦难更大的某些事变，要不然看起来只不过是一次单纯的偶然事故，不管一个
社会遭受苦难后变为沮丧或泄气，还是从中找到了勇气和启示。
另有一种不同的解释将一个社会的工作态度与其上层阶级的行为联系起来。根据这
种解释，在那些传统上人人都工作的社会与那些传统上富人过着游手好闲生活的社会相
比较，一般说来前者的人们对工作要重视得多。因为人们爱模仿他们社会的上层人士，
若是上层人士认为工作是低下的，其他人将会尽量少工作。举例说，在新世界的奴隶社
会里，大种植庄园主整天过着无所事事的优哉游哉的生活，他们中多数人都不直接从事
经营。直到今天，这些社会中的中层和工人阶级还表现出好逸恶劳的倾向，这点只有说
他们继承了奴隶才干活的思想才解释得通。我们要划清的不是平均主义与非平均主义之
间的区别，而是富人参加工作与富人过着无所事事生活社会之间的差异。因此，美国的
富人通常都工作，即使只是出于习惯势力，反之在英国，它的悠久传统认为富人的典型
生活就是狩猎、射击和垂钓，但这个传统今天已近乎绝迹。情况并不是美国工作的人干
活时间长于英国工作的人，实际上美国工作的人干活时间要短些。但有证据表明美国工
作的人干活时要更紧张些。有的人把这些差别归因于对待工作的不同态度，并就这些差
别追溯到理想的不同，比如说有成就的人应如何消磨他们的时光。用以对比的事实都是
可争议的，但对比阐明了论点。
不论有的人比别人更反对工作的原因如何，事实是，个人之间和社会之间在这方面
存在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