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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亩土地提高了生产力。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的升降，完全要看对粮食的人均需求量是
比农业的人均生产率增加得快还是慢。如果这两个速度是一样的，那么农业所需的人口
比例是不变的，举例来说，如果人均需求量每年增加0．8％，而人均生产率每年提高1．
3％，那么50年后，农业所需的人口比例将下降22％（比如说从60％下降到47％）。随着
人均收入的增加从事农业的人口所占的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人均农业生产率比人均
消费量提高得快。
实际上，人们可能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并且可以说，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经济
增长的条件之一是农业生产率应迅速提高。因为如果生产率不如需求量提高得快，农业
就不会腾出为发展其他工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这些工业的发展也会被逐渐对它们不利的
贸易条件拖后腿（即粮食价格与一切其他商品价格相比不断上涨）。甚至在一个开放的
经济里，要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是非常方便的，因为没有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经济
增长将使粮食进口额增加，由于这会打乱贸易平衡，除非其他商品的进口额能够削减或
者除非出口额能同步增长，否则经济的增长到那时就会变得取决于出口额增长的快慢了。
此外，如果农业生产率提高得非常快，农民被迫的或者自愿的积蓄就可用作在其他经济
部门投资的资金。经营农业的人口比例和农业生产率增长速度之所以是经济增长的程度
和速度的两个最说明问题的指数，原因就在于此。
几乎与农业人口比例下降同样可观的是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上升。在这方面，我
们又不得不对数字打点折扣，要知道上升的比例有一部分不过是从无记录的家务劳动转
到有记录的工厂劳动。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制造活动的比例大大提高是因人均收入增加
了。普查数字显示，在最贫穷的国家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只占5—10％，这要看家庭手工业
是多多少少保留下来了（如在印度），还是在早期被廉价的工厂进口品破坏了（如在斯
里兰卡）。在最富有的国家，如果相对来说它们不进行什么制成品贸易，这个比例上升
到25％左右（如美国），如这些国家靠在对外贸易中出口比如说三分之一制成起来赚钱
维持生计，这个比例就提高到35％或更多（如英国、比利时）。制成品所占比例提高是
因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对制成品的需求量比生产率提高得快得多，在人口过剩的国家还
因为出口制成品是提供充分就业和粮食的唯一出路。因此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像从事
农业的人口比例一样，是表明经济增长程度的最明确的指数之一。
在制造业领域内，正如霍夫曼博士所指出的，在不同的制造业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大
的变化。在经济发展的最初日子里，人均资本不大，对机器的投资和机器的更换的需求
都不大。所以，消费品生产在制造业的就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最大——特别是服装生产。
然而，在发展的以后各个阶段，总投资增大了——可能从比如说占国民收入的6％提高到
占20％，而且生产钢、机器、水泥和其他建筑材料的工业部门，比之消费品工业都有了
相应的发展。这种变化的速度是可以加快的。从理论上说，在积累大笔资本之前推迟扩
大消费的同时经过巨额投资的阶段，使经济得到增长，这是可能的，这是30年代苏联制
订计划的基础。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生产资料工业部门首先会大发展，然后才是消费品
工业的发展。这种进程的主要障碍当然是在实际收入仍然很低的时候，要为庞大的资本
投资计划筹措资金。生产资料工业方面的开支将引起消费者的需求，其结果是，如果生
产资料工业比消费品生产发展得快，国家除非有日益浓厚的储蓄风气，否则必定会遇到
通货膨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造成的种种结果。大部分国家发现用发展消费品工业的办法
来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较为容易一些，因为它们完全靠储蓄或提高税收来为高水平的投资
筹措资金有困难。
消费品工业和生产资料工业的相对重要性还取决于自然资源以及对外贸易的可能性。
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工业是以廉价燃料和金属矿石为基础的，那些没有这种燃料和矿石的
国家无法建立很多这样的工业。我们能用多种多样的指数来检验金属的重要性。譬如，
加纳需要的制成品大部分是进口的，它进口的制成品（不包括矿物油）中，大约有40％
是金属制品。或者以联合王国为例，从事制造业的人中有47％的人是从事冶金或使用金
属的工业。再以世界制成品贸易为例，其中56％是金属制成品。因为燃料和金属矿石的
分布并不很广，有些国家必须比另外一些国家在更大程度上专事金属工业。有些国家进
口金属商品，另一些国家则出口金属商品。所以，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些与
农业资源相比人口过剩的国家，如果燃料和矿产也贫乏，就会处在十分不利的境地，因
为它们不得不为了出口专事生产那种每个国家都可为本国制造的制成品；譬如日本，19
36年只有28％的工业人口从事金属工业，出口的制成其中只有20％是金属产品。
农业人口所占比例的下降并不能被制造业人口所占比例的提高所完全抵销。如果我
们举最富有的国家为例，虽然农业可能已下降比如说55点（如从67％下降到12％），制
造业可能只增加25点（如从5％增加到30％），其余的30点则为其他各类就业机会的扩大。
政府活动、教学、医疗服务、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以及商务和金融发展通常很迅速。这
种活动有多少算是国民收入的净增部分（如用于旅游的那部分交通运输），有多少作为
使国民产出可资利用的成本（如载运货物或者载运职工去上班的那部分交通运输），这
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些试图计算国民产出实际增加部分的人会把这些服务性行业
的大部分排除在外。他们计算农场、矿山和工厂的产出指数，为住宅建筑、教育、卫生
和娱乐只留出有限的余地，从而把公共行政、交通运输和商业部门的增加部分大部分排
除在外。我们在这里不需要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因为讨论国民收入应如何计算不属本书
的目的（见第一章）。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口普查记录表明，既不从事农业也不从事制
造的人口比例，在从事有报酬的职业的人口中从占25％左右或不到25％上升到50％或多
于50％，对于我们当前的目的，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有些最近的人口分布情况列表
如下。
埃及日本意大利英国1937194719361931农业、采矿业71564912制造业8172235商业8
7916通讯2547建筑2455政府3458其他服务业67617总计100100100100值得注意的是，服务
性职业扩大的一个后果是，为挣工资而劳动的人口比例下降了——无论如何在城市地区
是如此，独立经营者和业主的比例增大了。这是因为在服务业中挣工资的人所占的比例
比较低。这一结果同卡尔·马克思的预言正好相反。
因为经济增长使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经济增长就必然同城市化联系在一
起。居住在人口不到2000的城镇的人口比例，从80％或80％以上下降到30％或不到30％。
这是因为在做那种在城镇做的事情——制造、批发、公用事业、中央政府行政管理、戏
剧娱乐等——时实行规模经济。H．W．辛格博士已经表明，在任何国家，大小城镇的数
目都遵循特定的统计分布（帕累托定律），就是说城镇的大小和数目之间有一种简单的
倒对数关系。不过，这并不是说，人均实际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所有国家都已城市化到
同样程度，或者需要城市化到同样程度。
不把农村人口降到80％以下的水平，期望人均实际收入增长是没有用的，道理很简
单，只有2000或者不到2000居民的城镇不允许规模经济发挥作用。如果农业需要的人口
比例下降到12％，即便大力奉行把那种不要求非常集中的制造业保持在农村地区的政策，
也阻止不了2000或不到2000居民的城镇人口下降到30％以下的水平。也不能想当然地认
为城市化就是不可取的。正如我们在第三章中已看到的，许多人认为，我们极为珍视的
一切——科学、宗教、艺术等等都是来自城镇。在产量或文化价值不受重大损失，而且
在其他方面或许还有相当大的益处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做到的事情就是要压缩人口超过
1 0人的城镇数目。建立一些“鲁尔”区将永远有其必要，那里出产的燃料和矿石，
供拥有大量人口的广阔工业地区使用。危险在于这种地区往往会把那些在别的地方发展
也不会有重大损失的其他工业吸引过来。
所以，如果人们希望防止过于城市化的话，就有必要对工业的布局有所控制，就是
对在那些被认为规模已达到适量水平的地区进行建设要严加控制。
在经济刚刚开始增长的所有国家，城市化发展的速度就是一个问题。在这些国家里，
人口通常增长得十分迅速。农村地区也许还存在就业严重不足的现象，人们的倾向是逐
渐涌入城市去当临时工。大城镇也特别具有吸引力，因为大城镇首先享受到经济增长的
成果——有电影院、电礎E、自来水、运输系统，等等；而且大城镇的社会服务应有尽有，
有保健服务、学校、住房补贴、穷人救济之类。因此，即便经济没有什么大发展，城市
人口在20年内增加一倍也是很平常的。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积极奉行工业化政策的政府必须决定，它们是鼓励在几个大城
镇建立工厂呢，还是把新工厂尽可能广泛地分散，甚至就建立在农村。这个问题引起非
常广泛的问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