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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野重治1902年生于福井县。早年曾发表诗歌与小说。1924年考入东京大学德国语言文学系。学习期间，他加入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会”，同时参加现实的革命斗争。1926年，“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成立，中野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又曾荣任“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纳普）”常委及《战旗》编辑。战前，他发表过小说《老铁的故事》（1929），并多次成为文艺论争的中心人物，如“艺术大众化论争”，“艺术价值论争”等等。他屡次被捕入狱。战后，则成为“新日本文学会”的创立者，兼任《赤旗》文化部长。
本质上说，中野重治是一位诗人气质的作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实际上是因为时代潮流的塑制。他的文学观念，受到普列汉诺夫的很大影响。
战争期间，中野重治发表过《空想家与剧作》（1939）等中篇小说。战后刊于《展望》 1947年1月号上的《五勺酒》，则以“私小说”的形式描写到自己的青年时代。作品试图从道德上将战后的共产主义与日本传统结合起来。50年代以后，民主运动发生了严重分裂，中野重治则陆续发表了两部较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一是1954年刊出的《五脏六腑》，另一是《梨花》（1957、1958）。两部作品皆以“私小说”式的文体，描述自身的革命体验。由此，可以看出中野重治一贯始终的自我形象以及理想与现实悖离的痛苦。
中野重治曾是战后领袖一般的象征性人物。因而对战后的许多作家发生过影响。例如，置身于政治·表现对立之间的佐多稻子，一方面无法接受中野重治的政治、文学主张，另一方面又痛苦地承受着“背叛”者的良心煎熬。佐多稻子1931年就与藏原惟人等一同加入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团体。藏原惟人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中最为杰出的理论家。
战争期间，佐多稻子曾从军赴战地慰问。因而战后，这一失足行为受到“新日本文学会”和“妇女运动俱乐部”的严厉批判。她被排斥在“民主主义”文学运动之外。尽管“战争责任”的追究令其沉浸在深深的自责与忏悔中，但仍旧无法摆脱失足后引起的指责与阴影。
佐多稻子1904年生于长崎市。早年做过女工，生活贫困。实际上她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早是通过中野重治和丈夫窪川鹤次郎。1928年，佐多稻子发表了处女作《焦糖工厂》，后又陆续发表《烟草女工》和《女工干部的眼泪》等小说作品。1936年的佳作《红色》，则描写丈夫背叛妻子或妻子“反抗男性”（青野季吉语）。战后，佐多在忏悔中同时发现并认定，党（日共）在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以及政治与民主团体的关系上犯了错误。她认为，个人是无法避免错误的，但党却应当保持正确的形象。佐多稻子痛苦中否定了现实的党，又在自己的心中塑造起基于自我历史与感觉的党。创作上，佐多稻子颇具个性。她强调女性自主意识的确立，反对广义上的男性社会统治。这一特点，与其政治态度一致，旨在反抗外在的、限定自我的强力统制。就是说，中野重治体现了历史的正义，告诫日本人民从肉体上、精神上摆脱封建性的半奴隶性质。但由于方法上的失误，愿望与效果发生了悖离。佐多稻子却通过自身的挫折感，直觉到运动中的政治主义偏差。
佐多战后的代表作品是 《我的东京地图》（1947）。小说通过主人公生立的苦难经历，展现了版画式的战后情绪，因而又被称作“心象风景诗”。作品中，佐多那凄然的目光呈现出百孔千疮、面目全非的东京幻象。战后，她曾努力恢复自己的日共党藉。且于1946年4月荣任“新日本文学会”东京支部长。但是，天性与经历使她对现实的党始终持批判态度。1946年，终因政见不合再度被开除出党。
佐多稻子的独特性在于其“反骨式”的政治立场。同时她的作品亦获得文坛的普遍肯定。小说中的观察、描写具有女性特有的细腻，且敢于面对现实，诚实地剖露自己的感性或直观。佐多艺术上的成功，主要体现在家庭、个人关系的描写上。1963年，又发表获得一致好评的长篇小说《溪流》。
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史上，德永直 （1899～1958）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关于他的创作情况，此前已有介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德永直对于文学的认识。德永直似乎并不回避自己作品的类型化、观念化弊病。他说自己创作时凭藉的不是“创作态度，而是制作心情”。因为对工友而言，“小说断然是享乐的领域”，而“我却要用简明的语句，自然的感情，将他们引入作品那单纯的境地，让他们哭，让他们笑”。这种顾具观念性的文学观，似乎也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共通特点之一。
战后，德永直与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藏原椎人等共同创立了“新日本文学会”，并在同名的机关刊物上连载长篇小说 《吾妻，安息吧》。小主以凄然呼唤的笔调，描写自己对战时空袭中遇难的妻子深切的怀念与挚爱。这部小说与宫本百合子的 《播州平原》齐名，被称作战后初期“民主主义”文学代表作。这也是德永直最重要的作品。
最后，女作家壶井荣（1900～1967）别具一格。壶井荣与无产阶级文学结缘，也是由于丈夫壶井繁治的影响。在战前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战后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中，壶井荣都不是十分重要的人物。但创作方面，她却大放异彩。与无产阶级作家过度的观念性不同，壶井的创作更多地基于女性的庶民式人道主义感觉，以及紧密关联于故乡小豆岛风情的诗性禀赋。她的作品风格柔和、明朗而健康，因而颇受读者大众的喜好。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她又将社会意识与艺术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壶井荣十分憧憬母性本能，这种特点主要表现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上。小说 《没有母亲的孩子和没有孩子的母亲》（1951），曾荣获战后第一届儿童文学奖。
壶井荣的处女作是战时发表的《萝卜叶》（1938）。1941年的作品集《年历》，获新潮文学奖。战后，她的创作更加引人注目。1951年连载的小说《24只眼睛》曾被多次搬上银幕。《二十四只眼睛》是她的代表作，可被纳入反战小说之列。但这种反战意识是通过抒情以及孩子的视点反映出来。24只眼睛即12个孩子。昭和三年（1928）之春，“师范”毕业的大石教师回到故乡任教。大石教师生性随和、善良。她身着西服，骑自行车上班，一心一意教导自己的12名学生。在这种日常性的生活中，壶井营造出教师与孩子间美好的人类情感。通过富于诗情的风土描写，小说反衬出思想、物质倍受限制的时代。小说中有欢乐，有眼泪，交错起伏，却又始终不落俗套。其原因，正在于壶井生来的诗歌精神，以及坚实的生活感触或敏锐的作家意识。加上接近无产阶级的文学的战前体验，使她在人物塑造方面获得较大成功。小说结尾，大石老师带着过去的学生为一名病逝的女生、三名战死的男生扫墓，感人至深。
1955年，壶井荣又以历史小说的形式写出中篇小说《■裆》。
最后需要指出，“近代文学”派同人以评论家为主体。因而文学业绩主要表现在理论与评论活动中。但是后来一大批颇具实力的作家陆续加入，使“近代文学”派成为战后文学的重要据点。日后加入的作家主要有：野间宏、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彦、加藤同一、椎名麟三、安部公房、三岛田纪夫等等。这批作家的创作，构成战后文学的一个高峰。重要作品有：埴谷雄高的 《死灵》、野间宏的《青年之环》、安部公房的《墙壁》、远藤周作的《白人》等等。“无赖派”：太宰治、坂口安吾、织田作之助
在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席卷文坛之际，许多战争时期相安无事的老作家率先发表作品。如永井荷风的《浮沉》、《舞女》和《勋章》；正宗白鸟的《战灾者的悲哀》和《世事多变》；志贺直哉《灰色的月亮》；谷崎润一郎的《细雪》上卷以及德田秋声的遗作《宿图》等等。他们的创作体现出高雅的风格及坚实的基础。但是，这批作家的作品未能代表时代之声。因为《舞女》、《细雪》等，都是与战后现实无关的作品。他们的创作基础，根植于战前的近代社会。
时代，却在寻找自己的代言人。石川淳、坂口安吾、太宰治、织田作之助和伊藤整等体现战后世态的作家，很快受到了空前注目。这批作家被称作“无赖派”或“新戏作派”。他们作品表现出来的总体特征，是否定传统社会的权威与秩序，并将现实幻觉化。“无赖派”文学的代表作家除伊藤整外，战前都是支流性的文坛存在。评论家小田切秀雄则将其称作“反秩序派”。因为这些作家的首要特征在于反拨传统或“毁坏自我”。
太宰治是“无赖派”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创作与生活，典型、贴切地呈示出“无赖派”作家的精神特点。然而，从理论上概括出该派文学观念者，却是另一位代表作家坂口安吾。坂口安吾在其重要论文 《堕落论》（1946）中，主张彻底的堕落。其战后名言即：“人活着，人堕落”。也就是说，坂口安吾并不认为战后的“堕落”缘于战败，他断定堕落的原因是先验的，永久性的。因为是人而堕落，因为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