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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之后，南京政府命李烈钧、朱培德、卢钟麟组成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李问张为什么要劫持长官，进行叛变。张愤然回答：“我过去毅然决定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九一八事变奉命不抵抗，遭到国人唾骂。我国难家仇集一身，所以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抗日。难道抗日有罪？这次事变的经过，蒋委员长知道的最清楚，请审判长自己去问好了。”
刀下留人
郭松龄在奉军将领中，是别具特色的一个人。他受过北京陆军大学的系统教育，曾加入同盟会，在广州和天津两次谒见过孙中山，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韩淑秀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任附小教员，学生时代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她的家就是活动的一个据点。辛亥革命爆发后，奉天的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响应武昌起义，郭松龄就是组织者之一。他们两人在韩淑秀的家里相识，韩淑秀非常佩服郭松龄的为人和才干。郭松龄在白色恐怖中被捕，当局贴出布告判处郭死刑，韩淑秀四处进行营救活动。1912年12月25日，正当郭松龄等被带到大西门外荒草地杀人场行刑时，韩淑秀拿着一份当日的《盛京日报》，高呼着：“刀下留人！”十万火急地闯进法场。原来这份报纸上刚登出“清帝退位诏书”，韩淑秀在千钧一发之际，以政局骤变的快讯，挽救了郭松龄等的生命。两人在生与死之中建立了感情，结为恩爱夫妻。
郭松龄在奉天讲武堂任教官期间，刚好张学良在这里学习，他亲身感受着郭教官远离声色，自持清廉，治军严谨，对部下赏罚分明的一身正气。张学良对他湛深的学养和高洁脱俗的人品极为钦佩。郭松龄虽比张学良年长19岁，两人却成了莫逆之交。经张学良不断向父亲推荐，加上两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屡立战功，郭已成为奉军中的重要将领，掌握奉军的精锐师旅。
血溅老虎厅
杨常事件中的杨宇霆、常荫槐本来是张作霖的得力干将，但在张作霖死后，居功自傲，处处与少帅张学良作对。张学良对于杨、常的专横虽也如梗在喉，但他念及杨、常的才干和他们追随大帅的功绩，总是心存余虑，委决不下。
张学良继承父业后，杨宇霆视张为后辈，凡事都是自作主张，甚至张提不同意见，也不予理睬。有时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也给予张以难甚。张学良暗下决心，一定要寻找机会除掉这个飞扬跋扈的人，“杀一儆百”以起到树立权威、稳定政局之目的。
面对咄咄逼人的杨宇霆与常荫槐，张学良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认为若不除掉这二人，东北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就难以解决。于是张学良借要吃晚饭为由对杨、常说，吃饭后再议。他利用杨、常回家吃饭的时间，召集警务处长高纪毅作了周密布署，待杨、常晚上再来议事时，当即将二人处死于老虎厅内。张学良处决杨、常不仅使他的权力集中了，而且给其他怀有异志的东北军将领敲了警钟，树起了少帅的威严，提高了声望，巩固了易帜后的东北政局。
东北易帜后，日本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然企图瓦解东北政权，并认为在东北没有再比杨宇霆更合适的人选了，而要让杨上台，又非打倒张学良不可，所以，那一阵子日本人和杨宇霆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
说来也是杨、常利令智昏，弄巧成拙，“东北五路”这个日本人的政治讹诈早已使张学良怒不可遏了，他们偏偏在这时又节外生枝，提出一个涉及外交和东北政局稳定的新问题，张学良当即表示，目前东北甫经安定，涉及外交大事应该慎重考虑，不能草率从事，此事必须从长计议。
杨、常若稍有自知之明，应该就此止步了。可是他们竟坚持己见，继续纠缠，掏出事先就已写好的便条，硬要张学良当场拍板，即行签字。
张学良被逼无奈，心中冒火，几次想拒绝，可又觉得多有不便，毕竟杨宇霆、常荫槐人本为东北军元老，在张作霖时期曾受重用。
据说张学良当时用抛银元来占卜是否除去杨常两人，连抛两次都是肯定的，袁大头朝下，张学良很纳闷，一气之下第三次把银元仍得很远，被张夫人余凤至捡到，一看还是没有头像。认定杨常两人非除不可，于是告诉张学良第三次也是肯定的，从而坚定了张学良的决心。现在老虎厅的张桌子上陈列的就是当时那枚银元。
杨常被杀后，少帅做到了“立威”，整个东北的军政人员再也没有人认为少帅是扶不起的阿斗了，但是对于杨常事件是对是错很多人还各有各的看法。
一代传奇，赵四小姐
赵一荻，人称赵四小姐。很多女人都会爱上风流倜傥的少帅，但能没名没份地陪伴一个失意的男人度过数十年寂寞生涯的，只有赵四小姐。关于这对“牢狱鸳鸯”相濡以沫的爱情，不管何时娓娓道来，都带着一种世纪沧桑风云变幻的感慨。
赵四在《新生命》一文中写道“为什么才肯舍己？只有为了爱，才肯舍己。世人为了爱自己的国家和为他们所爱的人，才肯舍去他们的性命。”还有张学良用他那浓重的东北口音讲过的“这是我的姑娘”，而这句“这是我的姑娘”至今令无数人动容不已。
赵一荻与张学良的初识在天津，当时北洋政府中有些达官贵人，因在北京生活受到拘束，便常溜到天津在交际场中品酒赏花，高歌酣舞。张学良在天津有私邸，颇为精美。他有时路过天津也小作逗留。好奇的赵四小姐，到那里看热闹，经人介绍，与张学良相识。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
后来，赵四小姐私奔，在赵家掀起了轩然大波。其父赵庆华登报声明，断绝父女关系，并从此不再做官。而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担心赵四小姐的私奔有辱张家门庭，只给她秘书的地位，没有正式夫人的名义。
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赵四小姐对张学良的爱意，赵四心甘情愿地以秘书身份陪伴着张学良。
而心胸大度、温柔贤慧的于凤至感念赵四小姐的一片真情，力主在帅府东侧建起一幢小楼，并亲自监工设计装饰，使得赵四小姐搬入此楼居住。期间，于风至知书达理，情分和礼数都属不浅。在北京一起生活的日子，赵四把张学良送给她的礼物，都先拿到于凤至那里。她们与张学良过了一段相对安稳的生活。一九二九年赵四小姐和张学良将军在这里有了唯一的儿子。
赵四小姐才智过人、兴趣广泛，不安心只在深宅大院里当张学良的“秘书”，这是她的性格使然，与于凤至截然不同。她要做张学良生活的伴侣，也要成为他公众场合的“左右手”。大方的举止、流利的英语和娴熟的舞技，让她左右逢源。
后来张学良和赵四需要一个固定的社交聚会场所，以他们当时的财力和地位，这势必是一座设计精巧、取意新奇，少不了大兴土木、雕梁画栋的宅第。讲排场、要门面是张学良和赵四天生的性格成分，这一点也体现在了他们对住宅的追求上。
张学良是一个民族主义、英雄情结兼备的人，优越的成长环境让他对外国文化的求知欲望甚浓，而赵四从小生活在繁华闹市——天津，租界文化对她的影响也不小。不失民族气节，能够接受新鲜的思想文明，表现在了他们对待历史事件的态度上，也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个角落。
二人后来信奉洋教，心如止水，不闻窗外之事，尽管世事总是无奈，他们却始终不觉得孤单寂寞。相伴七十载，毫无悔言。后来于凤至为报答几十年来一直照顾著张学良的赵四小姐，主动与张学良解除婚约，成全了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爱情。在基督十字架下终于结为正式夫妻，而这时两鬓云霜的他们已经相濡以沫，整整度过了三十六个春秋。
时光飞逝，岁月不再，当年所有的建筑已经残损破旧，只有这段美好的爱情和他们对爱的忠贞，至今被人们怀念，唤起许多人的记忆和思考。
第五章 猴沐冠：多少楼台烟雨中
提起老百姓口中这位“蒋该死”蒋介石先生，很多人会想到李敖的那句经典评价“独裁无胆，民主无量”。蒋氏终其一生，就大处着眼而观之，可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器小量狭、自作聪明，终令国事一败涂地。美国政治传记作家、《蒋介石传》的作者布赖恩？克罗泽说蒋介石既放荡不羁，又遵循孔道；偶尔暴躁，通常却待人谦恭。
蒋介石早年给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堕事乖方”八字考语。“乖方”，显然是指蒋介石急躁易怒的性格。蒋16岁就得了个“红脸将军”的名，曾因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