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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是一位非常自觉的帝王，深切关心他留给后世的形象。我们知道，他企图改动实录关于唐朝创业的叙述和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以提高他的历史形象。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毫无疑问，太宗具有做出戏剧性和炫耀性姿态的才能。
他当然是在作秀表演，但依然是心里还装有百姓的表现。身为皇帝而知道邀好人心邀好百姓，总比拿百姓不当人只当工具好得多吧？
还有贞观五年（631），为不违农时而特意将皇太子的行冠礼改期举行的事件。当时有关部门选择的日期是阴阳家认定的上上大吉的二月，但二月正是万物复苏的春耕大忙季节，贞观天子以“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为由，下令“改用十月”。
既然是以农事为本，当时的土地政策也就有必要交代两句。
唐高祖时期曾颁布过计口授田“丁男、中男给一顷”的均田令。当时的政策是，“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也就是说，每户十分之二的田地是可以继承的，剩下的部分则根据家庭人口的变化不断重新分配。这种政策出台的大背景，是隋末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地广人稀。荒闲之田当然好分，人多地少的“狭乡”又该怎么办？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的土改，所以又有了鼓励农户由“狭乡”迁往空荒地较多的“宽乡”的政策。并且还有宽乡占田逾限不作违反律令论处，以及适当免除赋役的配套优惠条件。
千万别看轻了这些在贞观君臣手下才开始切实施行并逐步完善起来的政策，要是没有真真切切想要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的拳拳之心，你会连想也想不到这些似乎并不复杂的举措。上世纪80年代初，多年动乱之后，我们的共和国也面临着百端待兴百废待举的局面。因为真正开始脚踏实地考虑民生问题，也才有了建国后最为纯粹的、不以政治为说辞的、由政府出面组织并实施的区域性移民。那次被动员迁移的是生存环境极为恶劣的甘肃定西、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农户，当时被称为“两西移民”。
那次“两西移民”让许多农户至今受益无穷。
贞观年间当然也是这样。
更何况贞观天子之时还有兴修水利、设置义仓等的善举善政。
总之一句话，贞观年间尤其是贞观初年（大约以贞观十一年左右为前后分界）的贞观天子绝对是一个兢兢业业忧勤惕厉不忘百姓的好皇上，所以也就有了出自《贞观政要》的贞观盛世图——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
那么，人心究竟是怎么得到的呢？原因就在于“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
就这样，短短几年之后，“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今两广之地），自山东至于沧海（东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路，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粮价一跌再跌，现在的人们免不了有谷贱伤农之慨叹，但联系到当时曾有物以稀为贵的斗米匹绢的高价，此中变化，反映的不正是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发展的现实吗？当然，“马牛布野，外户不闭”云云显然是一种已成经典的老套夸张，但出门在外的行商旅人不用背着干粮，还能一路热汤热饭地解决肚子问题，显然真的是社会安定富庶的一种象征。
贞观天子李世民自己则是这样说的：“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徵之力也。”
很难说踌躇满志的贞观天子是在表扬他人还是在表扬自己，但事实如此，谁不服气也不行，对吧？还有，即使是到了一千多年之后的现在，贞观天子李世民用来表扬和自我表扬的理由也依然可以成立，尤其对于那些手握重权、能够决定他人升迁荣辱的人来说，让不让并且听不听别人说话也依然是个让人挠头的问题。现在的人们把这叫做一言堂、家长制，还有忠言逆耳之类的说法，也提醒我们此类封建遗风并未完全绝迹。贞观时期之所以能迅速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就李世民来说，也真的不乏傲人傲世的极为充足的理由。因为他真的明白，并且真的在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公平地说，不管是在李世民之前还是之后，摆出一副虚怀若谷的模样求谏纳言的帝王实在是算不得少，有的甚至还信誓旦旦，例如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就一再鼓励属下放胆直言，申明自己一定“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结果却是许多说了真话的人在他手上掉了脑袋，而他自己也最终因为自堵言路而走投无路，落得个煤山自缢的下场。
继贞观之治一千多年以后，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实际也是一场求言者对发言者的整肃运动。
在秦始皇的故乡能出一个唐太宗，其难能可贵于此可见一斑！
雄才大略而从谏如流，位居九五而兼听纳下，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得承认贞观天子李世民真的是我们民族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杰出政治家。
单单就是凭这一点，李世民就值得在后人心中千年万年地活下去。
单单就是凭这一点，李世民就可以傲立于林林总总的帝王行列的前排而问心无愧。
单单就是凭这一点，李世民就应该得到一枚大大的镌刻有“实事求是”字样的奖章。
“实事求是”是现代人的现代表达。李世民的难能可贵首先表现在他有极其清醒的自知之明上。
擅长弓箭并自以为对弓箭颇有研究的他，早在贞观元年（627）就给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
因为有了这个教训，当时还执政不久的贞观天子就下诏让京中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设于禁中的中书内省值班，随时召见咨询。“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
君臣对坐，相商国事，其情其景，能不融洽？
这中间也曾有过一个小插曲。刚当了皇上的贞观天子每次上朝，都是威容严峻、咄咄逼人的样子，以至于有些臣僚上书奏事，举止失措，顾虑重重。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此也有描述：“他的品格形成于他夺取帝位的多年的艰苦野战时期。他确有帝王之姿，在朝廷上显得很庄严威武。他好冲动，易被激怒，当他发怒时面色紫涨，使周围的人不寒而栗。”后来经别人提醒后，这才有意改正，显得轻松和蔼了不少。
成书于唐代的《贞观政要》的编撰体例颇似“文革”中流行的语录本，里边满是贞观天子谈政论事臧否人物说古道今的言论，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贞观二年（628），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曰：“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
对曰：“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惟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治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或参以法律，儒行既亏，淳风大坏。”
太宗深然其言。自此百官中有学业优长兼识政体者，多进其阶品，累加迁擢焉。
这算是当时选拔和任用干部的标准吧！
贞观三年（629），太宗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惟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人谏诤者，岂是道理？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须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
按唐代官制，中书、门下，再加尚书，合为三省，职责分别为发令、审查和执行。具体地说，中书省是朝廷发布敕旨册制的机构，有“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的决策权；门下省则负责对中书省发下的文件政策进行复核审议，没有问题便签署放行，如觉不妥，可将原件批注送还，也叫“封驳”“封还”；“掌典领百官”的尚书省就是实际执行者。三省既互有制约，又各有实权，所以三省长官都是宰相，不像汉代那样只有一个大权在握的宰相，也算是集体领导吧。因为握有重权，所以贞观天子才不能容许他们“阿旨顺情，唯唯苟过”，不事谏诤。他要让他们明白：你们不是一般的抄抄写写、收收发发的小秘书，那种活儿差不多是个人就能干，还用得着你们来当宰相？话说得很重，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吧。
贞观四年（630），在和一位老臣就前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