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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行动者总是在其他行动者中行动、并与这些行动者相联，因此，他不只是一个〃行为者〃，而且同时也是个受难者。行动和受难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一项行动所开始的故事就是由行动导致的业绩与痛苦组成的。尽管行动可能出其不意地开始，但是可以这么说，由于行动通过中介进行，其间每个反应都成了连锁反应，每一过程都成了新过程开始的起因，因此，这些行动的结果是无限的、难以确定的。既然行动只是对那些有行动能力的人起作用，那么反应除了作为一种回答外，就一直成了一种自行其是并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新行动。这样，人们之间的行动和反应就再也木会在一个封闭的圈子中进行，再也不能牢固地局限于两个参与者。这种无限性不仅仅是政治行动独有的特征，就狭义的无限性一词而言，似乎人们相互关系的无限性仅仅是相关者之数量无限性的结果，这一人数上的无限性可能受到忽视，其原因在于人数的无限性会促使人们顺从于一种有限的、可把握的环境状况；在限制性最强的环境中的一项最不起眼的行动，也会蕴含这种相似的无限性，因为一项行动，有时甚至是一句话就足以改变所有的局面。
此外，行动不管其特定的内容是什么，总是在确立各种关系，因此它具有这样一种内在倾向：迫使取消所有限制，穿越所有界线。虽然人类事务的领域中存在着各种限制与界限，但它们从未提供一个框架，以使新生的每一代人在其融入社会时能够用它来抵抗外部力量的袭击。一般来说，人类制度与法律以及与人类共同生活有关的所有事物的脆弱性，来自人类出生的状态；这种脆弱性与人类本质上的脆弱性无涉。界定私有财产、确定每一居家的范围，保护并使一个民族的物质认同成为可能的领土界线，以及保护并使个体的政治存在得以可能的法律，所有这些对于人类事务的稳定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原因恰恰在于，这些限制性、保护性的原则不会从人类事务领域中的各种活动中自行产生。就像领土的边界从未完全有效地预防过外来的攻击行动一样，法的限制性规定也不能完全有效地防止来自政治体系内部的攻击行动。行动的无限性只是其建立多种关系的非凡能力（即行动的特殊生产力）的一个方面。节制、不逾矩的古老美德之所以确实成为非常受推崇的一种政治美德，其原因也在此；就像同样为人所知晓的政治诱惑确实就是hubris古希腊人（他们经历了行动的各种可能性）对此深有所知而不是像我们所认为的权力欲。
然而，尽管我们在每个政治体系中发现的各种限制和界线可能防止行动固有的无限性，但是它们无助于抵消行动的第二个显著特征，即行动固有的不可预见性。这不只是一个无力预告特定行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的问题在这种状况中，电子计算机能预告未来，它还直接来自故事。作为行动的结果，一旦伟大辉煌的业绩转瞬即逝，成为过去，那么故事也就开始并逐渐展开。问题在于，作为结果的故事无论其内容和特征可能是什么，它是在私人生活中展现还是在公共生活中展现，它包括了众多的行动者还是少数行动者，故事的全部意义只有在它结束时才体现出来。同制作相比较在制作中，评判最终产品的光彩，它是由工匠的眼睛事先感觉的形象和模型提供的阐明行动过程，甚至所有历史过程的〃光彩〃只在过程的终点才显现，而此时通常所有的参与者都已作古。行动只是向放事叙说者即对〃朝后看〃的历史学家袒露自身，这些历史学家总是比故事参与者知道得更多、也更懂得故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虽然行动者也许很少能对各种目标、目的与动机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说明，但是他们自己所说的所有东西都成了历史学家手中有用的资料；并在意义与真实性方面决不能同历史学家的故事相提并论。故事叙说者讲述的东西有必要避开行动者本人至少，只要他处于行动过程中或承担其后果时就应该如此因为对他来说，其行为的意义不是体现在随之而来的故事中。即使故事是行动不可避免的结果，理解和〃创作〃故事的人仍然是故事的叙说者而非行动者。
《人的条件》
汉娜·阿伦特著
第五章 行动
27．希腊人的解决之道
结果的不可预见性是同言行的展现性特征密切相关的，在言行中，一个人在展现自我时既未能洞悉自我，也未能预先对他显示的对象作出考虑。古谚语说，〃人死之前，谁也不能被称为eudaim6n（善良的精灵）〃。如果在两千五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还能悟出这一老生常谈的最本源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一谚语也许切中了问题的要害。甚至这一谚语的拉丁译文（在罗马已是众所周知、老掉牙了nemoantemontenbeatusessedlclpotest）也没能传达出这一含义，尽管它也许激发了基督教的这一实践只是在基督徒平安离世许久以后才赐福给他。因为endal－monia既不指快乐也不指天福；它无法翻译，甚至无法加以解释。它含有福祉的意思，但又不带任何宗教意味；它字面上的意思有些类似于daimon（享有的平安）。
daimon伴随每个人的一生，并成为每个人独特的身份象征，但它仅仅对另外的人展现、因而在他人眼中才是可见的。因此，与快乐（它是一种短暂的心绪体验）不同，也与好运（一个人在生活历程的某些时期可能拥有它，而在其他时期则不然）不同，eudaimonia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是一种持续存在的状态，这一状态既不面对变革，也不能影响变革。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想要eudaim6n〃和〃已获得euctalmon〃是一样的？就像〃想过得好〃和〃已经过得好〃一样，只要生命在继续；它们不是一些改变一个人品质的状态或活动；就像正在〃学〃和〃已经学会〃那样，它表明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完全不同的特征。
人的这一无法改变的特征，尽管在言行中无形地展示自己，但只有在行动者和言说者生活的故事中才成为有形的；但如此，它就能被人所知，即在故事结束后，它能作为一个可感觉到的实体被我们所把握。换言之，人的本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性（它不存在），也不是所有个人优缺点的总和，而是某人是谁这一本质只有在生命已逝时才能形成，除了一个故事再没有什么东西留在世上。因此，任何旨在〃本质性的〃生命存在，旨在给后人留下一个将赢得〃不朽〃名声的故事和一种特征的人，不仅必须不惜以生命来冒险，而且还应当像阿基里斯做过的那样，明确选择一种短暂的生命和过早的死亡。只有一个其生命的延续不超过其卓越表现的人才能无可置疑把握自己的特征与可能的伟大，因为他从初始的生命进程的可能性结局与延续中步入死亡。阿基里斯的故事带给人们的富于经典意义的启发在于，它表明eudaimonia幸福）只有以生命为代价才能获取；只有通过超越生活的延续性（在这种生活历程中我们逐步地展示自我），通过仅有的一项业绩来对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作出概括，人们才能确信幸福是以生命为代价的。这样，这一行动的故事才同生命一道走向终点。即使是阿基里斯也确实离不开讲故事的人诗人或历史学家因为没有他们，他所做过的一切将都是徒劳的。但他确是绝无仅有的〃英雄〃，因而也是将自己行为的全部意义都表现出来，并传递给故事叙说者的英雄。这样，好像他不仅已展现了自身生命的故事，而且同时还〃创作〃了这个故事。
毫无疑问，行动这一概念富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样。它强调那种不顾任何代价追求自我表现的冲动，因而相对说来不受不可预见性这一行动所具有的困境的影响。如此，它成了古希腊行动的典范，并以所谓痛苦精神的形式影响了那种急于展现自我、以期同他人一比高下的狂热冲动这是流行于城邦国家中的〃政治〃概念的基础。这种广泛影响不同于后来的影响，它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古希腊人不把立法行为看作是一种政治行为。在他们的观念中，立法者就像城墙的建造者，是一些在政治活动开始之前就必须行动和结束自己工作的人。因此，人们对待他就像对待任何一个工匠和建筑师一样，他被称作外邦人，并无需公民资格就可以得到任命。而加＊teuesthai的权利，从事最终在城邦内部进行的各种活动的权利，则完全限于有公民权的居民。对他们来说，法律就像环绕城郊的城墙，不是行动的结果而是制造出来的产品。在人们开始行动之前、必须确定一个其中所有行动都会随之发生的限定性空间和结构，空间是城邦的公共领域，而结构则是法律；立法者和建筑师因而属一个类别。但是，这些有形实体本身不是政治的内容（不是雅典，而是雅典人才是pollS），它们应得的忠诚也和我们所了解的罗马式的爱国主义不同。
不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确实已把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