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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应得的忠诚也和我们所了解的罗马式的爱国主义不同。
不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确实已把立法和建立城邦提升到政治生活的最高等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扩展了希腊人行动和政治的基本经历，以理解后来演化成为罗马的政治天才的东西立法和建立城邦。相反，苏格拉底学派转向这些活动，这些活动在古希腊人看来是前政治的，因为他们希望抵制政治和行动，在他们看来，经由投票进行的立法与法令执行是最具合法性的政治活动，因为在这些活动中，人们〃像工匠一样行动〃：他ff］行动的结果是一个有形产品，其过程有一个可以认识的结果。国这样，这种活动就不再是，或者确切地说不是行动（praxis）了，而只是制造（POigsiS）（这是他们偏爱的，因为它具有可靠性）。这就好像他们说过，倘若人们只是因为行动的无效性、无限性以及结果的不确定性而放弃自己的行动能力，那么很可能会产生一种弥补人类事务脆弱性的方法来。
这种补救方法破坏人际关系本质的方式，亚里士多德从私人生活领域（它在一种施恩者与爱惠者的关系中）的行动中所举的极少例子对此作了最好的说明。实际上亚里士多德以坦率地摒弃道德说教（这恰是古希腊的但并非古罗马的一大特征）的方式第一次表述了下列事实：施恩者对受助者的爱胜过受助者对他的爱。他继续解释道，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施恩者做了一件工作，即ergon，而受惠者只是接受其恩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施恩者爱他的〃作品〃他已〃创造〃出的那个受惠者的生活就像诗人爱他的诗；亚氏提醒读者，诗人对其作品的爱同母亲对其子女的爱同样强烈。樱这种阐释清楚地表明，他是根据制造来思考行动的，是根据一讲完成了的〃作品〃来思考行动的结果，即人们间的关系的，尽管他企图明确地对行动与制作、praxis与加iis作出区分。囫在这个例子中，很明显，这一解释尽管有助于从心理上对〃忘恩负义〃现象作出解释（其假设是施思考和受惠者均同意根据〃制造〃来解释行动），事实上既歪曲了行动本身，也歪曲了行动真正的结果一种它本来应该建立起来的关系。在我们看来，立法者的例子更无道理，因为希腊人有关立法者在公共领域中的任务与作用的观念与我们的观念格格不入。无论如何，工作（如希腊人理解的立法者的活动）只有在进一步的行动既非人心所向也非十分可能的条件下，才能成为行动的内容。而行动也只有在其真正的、无实质性且脆弱异常的含义被破坏的条件下，才会导致一种最终结果。
最初的、前哲学时代的希腊解决这一脆弱性的方法成了城邦的基础。由于它来自并扎根于希腊前城邦的经历，由于它对何以使人们值得共同生活，即〃言行共享〃的估计，城邦具有双重功能。首先，城邦旨在使人们不断地去从事一些尽管有某些限制本来要离家出走，而现在在城邦内就可进行的非同寻常的事业。城邦还被假设能增加赢得〃不朽名声〃的机会，即为每个人提供得以展示自我在言行中表现自身独特性的机会。在雅典，人们的天资禀赋令人难以置信的开发以及雅典城邦国家一点也不令人惊奇地迅速衰落，其原因（如果不是主要原因的话）恰恰在于，雅典人的目标自始至终是使日常生活中的平凡琐事变得伟大无比。城邦的第二个功能更像其产生之前所经历的那般，与行动的诸多风险性结果紧密相连，它旨在对言行的无效提供一种补救方法，因为值得留名的行动不会被遗忘，事实上还会成为〃不朽〃这样的机会并不很多。荷马不只是诗人具有政治作用的光辉榜样，他因而成了〃所有希腊人的教育家〃。更重要的事实是，像特洛伊战争这般伟大的事业若不是几百年之后有诗人使其〃不朽〃，就可能被人遗忘，这一事实提供了这样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人类的伟大只靠诗人来维持其持久性的话，那么对人类的伟大将会发生什么。
这里，我们并不关注希腊城邦国家兴起的历史缘由，希腊人自己对城邦国家的看法及其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理由，他们已经明白无误地讨论过。城邦如果我们相信伯里克利在《悼词》中讲过的名言提供了一种保障，使得南征北战、掠取每寸土地以显示自己勇敢无畏的人，没有他人的证实就无法持久下去，使他们既毋需荷马，也毋需其他任何懂得遣词造句的人来颂扬自己；没有他人的帮助，参加过行动的人能够将其善行恶举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并在当代和未来激发起人们对他们的崇敬之情。题换言之，人们在城邦这一形式中的共同生活看起来让人相信：人类最无效的活动（行动和言语），以及最模糊、最短暂易逝的人造〃产品〃（作为其结果的事迹和故事）都将成为不朽。城邦这一组织，由于有护城墙保证其物质形体的安全，有法律保证其内部机制的安全以防随后的几代人将其〃身份〃改得面目全非因而是一种有组织的回忆。它使总有一死的行动者确信其短暂的生命与即逝的崇高伟大受到关注，受到倾听，并在同胞面前得到表现。这些人生活在城邦之外，他们短暂地参与了行动过程，因而需要荷马以及〃其天赋的其他才能〃，以便向未亲临其境的人展现自己。
根据这种自我解释，政治领域直接产生于共同的行动，即〃言行的共享〃。这样，行动就不仅与我们共有世界的公共部分有着最密切的关系，而且还是一种构建这一公共领域的活动。城邦的护城墙与法律的界限好像早已沿着一个已经存在的公共空间被描绘了出来，不过，没有这样稳固地保护，这一空间就不能长久地存在下去，就不能比行动和言语持续更久。当然，不是从历史意义而是从比喻和理论的意义上可以说，似乎是那些从特洛伊战争中生还的人希望行动的空间永存（这一空间来自其伟业与痛苦），以便他们在战后各自疏散、返回原先的家园时能阻止它的消亡。）
确切地说，城邦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城邦国家，它是随言行一起出现的人的组织形式，其真正的空间存在于以共同生活为目的的人们之间无论这些人碰巧生活在什么地方。〃不管你走到哪里，你总是城邦的人。〃这句名言不仅成为希腊拓殖的口号，而且还表达了这么一种坚定的信念，即行动和言语在参与者中间创造出了一个空间，从而使得参与者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找寻到自己的恰当空间。这是一个最宽泛意义上的展现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们互相展现，木像其他生物或无机物那样生存，而且明确地展示自身的形象。
这个空间不是永存的。虽然所有人能言能行，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像奴隶、外邦人和古代的野蛮人，像摩登时代以前的体力劳动者或工匠、我们社会中的固有职业者或商人并不生活在这个空间中。更何况没人能够永远生活在这个空间中。被排斥在这个领域之外，就意味着被剥夺了现实性从人性与政治的意义上说这一现实性与展现是一回事。对人来说，世界的现实性是以他人的参与及自身向所有人展现为保证的；〃向所有人展示，我们称之为存在〃，一旦缺少这种展示，无论什么都会像梦一样飘然而至，又飘然而过，充斥的尽是我们自己而不是现实。
《人的条件》
汉娜·阿伦特著
第五章 行动
28．权力与展现的空间
只要人们以言行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展现的空间就形成了。这一空间因而在时间上早于公共领域所有形式上的组织构造和各种不同的政府形式，即从中可以组织公共领域的各种形式。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和我们手工制品存在的空间不同虽然它不比促其产生的运动更持久，但它不仅连同人的疏散一起消亡就像大难临头，一个民族的政治体系即遭毁灭而且还连同各种活动本身的消失或受阻而走向消亡。人们聚集之地就是公共领域的潜在之所，但这仅仅是潜在的，而非必然的，更非永恒的。文明可能有兴有衰，强大的帝国与伟大的文化也可能在没有外来灾难的情况下渐渐衰败与毁灭在这些外部原因起作用之前，内部不易被人察觉的，但却是招致灾难的腐化往往就已经出现了所有这些都归因于公共空间的奇特性，由于公共领域最终依赖于行动和言语，所以它永远不会丧失其潜在的特征。首先破坏、继而毁灭政治共同体的乃是权力的丧失与最终的无能为力。权力不能像武器一样贮存起来以应付紧急状况，它只存在于其实现中。在权力没有得以实现的地方，它也就不存在。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例子：财富不能补偿权力的丧失。权力只有在行动和言语还未分离的地方，在言语不空洞、行动不粗野的地方，在言词不用来掩饰目的而用来揭示现实、行动不用来侵犯与毁灭而用来建立关系和创造新的现实的地方，才得以实现。
权力是使公共领域（行者言者之间潜在的展现空间）得以存在的东西。这个词本身它在希腊语中的同义词是dynamis，就像拉丁语的potentia或德语的Macht（该词源于mbgen和m呛ich，而非Machen）表明了它〃潜在的〃特征。正如我们要指出的，权力永远是一种潜在的存在，不像暴力或力量，它们是一种固定的、可度量的、可靠的存在。虽然力量作为个体的自然属性可以被孤立地看待，但权力只有在人们一起行动时才会在人与人之间体现出来，并随着人群的离散而不复存在。正因为这一奇特性即权力与人只能被实现而不能完全具体化的所有潜能相联因此，不受物质因素（不管是数量还是手段）制约的程度之高，令人惊讶。一小撮组织严密的人几乎可以无限期地统治疆域辽阔、人数众多的帝国。在历史上，小国穷国胜过强国富国也非鲜见。（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只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