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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从空间来说，市井、乡村、道路、湖海都可以是江湖，也都可能不是江湖，关键在于，它是不是江湖人活动的场所。
江湖人就是江湖人，不是生活在城镇的市井细民，更不是蜷缩在乡村的宗法农民。其根本的差别就是，江湖人是流动的，正如走江湖的说书人一首开场诗所说：“一块醒木为业，扇子一把生涯。江河湖海便为家，万丈风涛不怕。”他们是“处处无家处处家”的。而市井细民、宗法农民是不流动的，不会听了书看了戏就跟着艺人走了（个别的追星者也有）。长期生活在稳定不变的宗法社会中的人们，只要控制他也保护他的共同体对他不起作用了，他为生存而流动起来了，就必然会产生与宗法人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性格。宗法社会、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其重要特征就是稳定、固定，缺少流动性，宗法人的思想和性格特征受到这种社会存在的影响，而人们一流动起来，这个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动，自然就会影响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性格。
2为什么士人、商人的流动不能形成江湖
为什么同样有流动性的文人士大夫的游学、游宦，和商贾的流通货物中的流动性的经营，却不能形成“江湖”呢？
文人士大夫本身是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统治者靠他们统治全国。交通不发达、宗法制度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本来是可以把中国分割成为无数独立小国的，但中国之所以常常能够建立起一统的王朝，而且行政能力无远弗届，政令能贯彻到数千里之外的偏远地区，这就在于有四处游宦的士大夫，他们像针线一样把零零碎碎的布头布块缝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国。他们游学和游宦的目的就是实现中国的大一统，怎么会由于流动而构成一个与主流社会对抗的江湖呢？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职责来看，这都不可能。另外，更应看到“江湖”是游民觅食求生和受到统治者排挤压迫的产物，文人士大夫的游学、游宦则受到朝廷的保护支持和传统习俗的认可，它们的成就被主流社会引以为荣，这是与脱序的宗法人变成游民后的流动不能同日而语的。文人士大夫之间也有争斗，但主要表现在朝堂或官府，其手段也多是倾轧与排挤，与江湖人的争斗方式有很大差别。
游商虽然不能与游学、游宦相比，但商人为“四民”之一，他们的流动的经商活动在歧视商人的古代中国（各朝有轻有重，不能一概而论），不会受到有力的支持，但也不会受到特别的打压。而且他们的基本生活有指望，不必靠非法活动谋生。在这方面主流社会是放心的，统治者也不会像防游民一样去防备游商；商人也没有必要舍弃买卖不做，去和主流社会搞对抗。商人的目标是发大财，并用以收买官僚来换取他们的支持。
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的。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士大夫中也难免有“游”而“不遇”（说白了就是不能做官）后，心怀不逞之志，堕入江湖的，如唐代的黄巢、宋代的张元，都是科场失利后走上与朝廷对抗的道路。特别是天下有变时，受纵横家影响较深、带有策士色彩的士人参与反叛活动，也是不罕见的。
游商赔了老本，由商人变成了游民，投入江湖更是很自然的事。《水浒传》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石秀就是因为跟随叔父贩羊马卖，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钱，还乡不得，遂成为游民，后来上了梁山。吕方也是“因贩生药到山东，消折了本钱，不能够还乡”，走上了抢劫的道路。梁山一百零八将中，有不少人是流动商人出身的。
但总的来说，士人和商人投入江湖是个别人的事情。
说江湖（4）
三、宗法人、游民和江湖人
1宗法人和游民
上面说到江湖因游民、江湖人而存在，那么在古代社会中，游民和江湖人处在什么位置呢？
这要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说起。自周代以来，古代中国都是宗法社会，人们通过血缘关系组成宗法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对生活在其中的个体是又保护又控制的。一个宗法人，他的血缘、亲缘、职缘、地缘关系，都在他所属的宗法网络中。宗法人长期地蜷缩在宗法网络中，有家长、族长代表自己，不必自己面对社会，其个性是萎缩的，离开了自己所在的宗法就会感到茫然。儒家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因此，宗法人基本上受到儒家思想的控制，这也是很自然的。宗法人是宗法社会的基础，管子称宗法人为“石民”，也是很形象的。这一方面说明他们不能或很少移动，另一方面也点明宗法人是社会的柱石。
所谓游民，就是由于各种原因而从宗法网络中脱离出的人们。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脱序”，即脱离主流社会秩序之意。游民虽然历代都有，但是游民能够形成群体，在城镇之间流动却是在宋代，所以江湖的形成大体上说也是在宋代。因此作为首次写到江湖的小说《水浒传》，其故事形成于南宋期间，也就是不奇怪的了。
游民从宗法网络中流离了出来，在宗法制度中他没有了角色位置，宗法制度所赋予他的角色意识不存在了，其在宗法共同体保护下所形成的萎缩的个性也要改变，否则就不能生存。所以游民与宗法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思想意识。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我就游民思想倾向提出了四条：
①鲜明的反社会精神。一般说来他们希望社会动乱，因为只有在社会动乱中，才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处境。如《沙家浜》中胡传魁所唱的“世乱英雄起四方”。
②主动进击精神。与宗法人的萎缩个性恰恰相反，他们只有以主动出击才能获取利益，争得生存，他们最懂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电视连续剧《水浒》的主题歌中所唱“该出手时就出手”，就是最为生动形象的刻画。游民出身的李逵就是“先打后商量”，其他阶层的人则不敢，动作之前要反复犹豫的。
③帮派意识很强。因为游民在求生存、争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有所依附，对于其所依附者，游民有极强的向心力、凝聚力。他们往往是只讲利益，只讲敌我，不讲是非。《水浒传》中，凡是梁山所做的则一切都对，同样的事他人做就不对。例如杀人放火，梁山人做，那就是好汉的勾当；崔道成、丘小乙去做，就是伤天害理，就是绿林中强贼。
④因为没有了角色意识，儒家所构造的社会意识在游民那里被冲垮或被冲淡了。当求生存成为第一要义的时候，人性中的“恶”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那种因为追求赤裸裸的“利”所表现出的野蛮，往往是不加掩饰的。游民在脱离宗法网络的同时，也脱离了在宗法制度下所形成的文明，这是古代中国的惟一文明，摒弃了这些，实际上是远离了文明。这些在《水浒传》中有十分鲜明的表现。例如对金钱财货的追求、行为的野蛮残酷和对女人的敌视，等等。
2游民与江湖人
游民脱离了宗法后，生活对他来说是茫茫一片，只能浑浑噩噩被动地去求生，像没有走出未庄时的阿Q，就是处在这种缺乏自觉状态的游民；当他们闯荡了一些时间后，如果还没有被淘汰，有了一些经验能力，并且能够与自己同命运的游民结合起来去谋生的时候，他们就逐渐成了江湖人。其标志就是能够在江湖上走动和奋斗了。
当然组成江湖的江湖人不仅仅是游民，笼统地说来，在江湖上走的都是江湖人。以觅食求生存为基本诉求的游民是江湖人的主体，其数量最多。其他还包括生活在主流社会边缘、抱有不逞之志，希望能在江湖这个灰色群体中得以一逞的人们，如宋江、柴进一类；也有一些青年羡慕古之游侠，愿意打抱不平，充当社会良心，而投入江湖成为侠者，《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就近于这类人；更有数量很大、并对当时及后世精神生活发生重要影响的江湖艺人。
江湖艺人基本上也形成于宋代，由于宋代城市结构的变化，从城坊制变为街巷制，商业手工业繁荣起来，促进了对娱乐业的需求。于是一些具有文艺天分的游民，在流入城市后可以通过创作和表演通俗文艺作品来谋生，他们便是最早的江湖艺人。江湖艺人的生活状态、思想情绪，与一般游民很少有差别。他们演说或表演自己熟悉的江湖人的故事，这些故事的冒险性、传奇性对生活在宗法制度的人们很有吸引力，因为宗法人过的是周而复始、平淡无奇的生活。
江湖艺人大多有些文化，头脑比较灵活，心智较为发达。游民的思想情绪、游民的个性，没有文化的游民很难说清楚，而江湖艺人却能够通过他们所创作的通俗文艺作品表达出来，因此，他们的一些作品就成为游民文化的载体。《水浒传》虽然成书于明代，出自于一位文人之手，但宋江的故事始创于宋代，最初的创造，还是当时的江湖艺人。明代的施耐庵基本上没有改变原创者的思想倾向，《水浒传》也可以看作是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