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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瓦雷斯的《杂耍艺人》是他用来讲述自己文学主张的一本小说,这种方式在文坛上少见。 《杂耍艺人》讲的是哥伦比亚卡利市德尔巴列大学中的一场冲突。故事围绕着大学生埃德加·梅希亚·巴尔加斯之死而逐步展开。故事的讲述者是卡利市德尔巴列大学的一位教授,听众是在他掌握中的学生。教授在回忆了一桩桩往事之后,便抑扬顿挫地宣讲着“……小说决不能囿于盎格鲁——撒克逊的叙事模式结构。我们必须有全新的形式,探求新的途径……”可是也是这位教授不久前声称“……本人并不想拼搭七巧板之类的玩艺儿,以显示自己是二十世纪小说的伟大革新派,也决无当谁也不解其意的所谓 ‘幻想家’的任务企图。”阿尔瓦雷斯的用意是不仅要写出拉美公众对新小说的认识过程,而且还要进一步宣传自己的文学主张。为更新的小说被人们接受和了解,打下深刻的读者基础。
与阿尔瓦雷斯同时跃起的一颗光彩夺目的拉美文学新星的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她出生于1942年,是智力已故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侄女,也是拉丁美洲第一位有影响的女性作家。她曾任报刊记者,至今著有《幽灵之家》(1982年)、《爱情与阴影》(1984年)、《埃娃·卢纳》(1987)三部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多部。她的三个长篇小说都成为畅销书,并被译成多国文字。
善于刻画人物复杂的性格和心态,是伊·阿连德小说在名家如云的拉美小说界异军突起的重要原因。《幽灵之家》的中心人物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是一个性格极其复杂的人物。他脾气暴躁、专断蛮横、心狠手辣,是一个思想极端保守的庄园主,但他仍有良知;他无情地欺压盘剥农民,但他对雇工佩德罗·加西亚之死却表示了哀伤,他亲自参加葬礼,他还记着是佩德罗·加西亚治住蚁穴、救活庄稼、在地震时帮助自己死里逃生;他曾极其凶狠残暴地用斧子砍去了佩德罗第三的的手指,但后来在军事政变中佩德罗第三身处险境时,他却以参议员的身份帮助这位青年躲入外国使馆,以便他逃往国外,他不赞成“那位诗人”的共产党人立场,但却十分欣赏他的诗篇;他蹂躏了无数农妇村姑,但又常常在内心自责,想把真正的爱倾注在克拉拉·布兰卡和阿尔芭身上,当然,作家所注意的还是特鲁埃瓦阴暗的一面,而且,作家还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由于他青年时代的胡作非为而得到的严酷报应:被特鲁埃瓦污辱的妇女,怀孕后产下了许多私生子,其中的一个私生子的后代在独裁政府中担任了军事警察上校,此人利用权势,对特鲁埃瓦心爱的外孙女儿阿尔芭横施暴虐。封建专制、不可一世的家长特鲁埃瓦或许在临终前多少会认识到,他儿子海梅之死、外孙女儿阿尔芭惨遭酷型、甚至他全家的不幸遭遇,都跟自己短见而顽固地支持军事政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是自己政治态度的必然结局。
伊莎贝尔·阿连德认为“拉丁美洲各国尽管气候、种族、身份有所差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有某种同样的魔幻色彩,有着观察现实的同样方式。还说:我们的大陆是一块无需作挖空心思进行想象的大陆。这里所展示的一切都是事实。”因此,拉丁美洲大陆那“神奇的现实”在她的笔下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以更加新的具体的事实得到了证明, 《幽灵之家》中,伊莎贝尔·阿连德描写了真拉能用意念搬动东西,能和幽灵对话,能预知未来吉凶祸福。《爱情与阴影》中埃万赫利娜癫痢病发作时房屋震摇、家具跳动、禽畜飞舞等异常景观,读者在惊奇之余,更多的是对生病的天真女孩子更加同情,因此,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描写的“神奇”而又神秘的“现实”是吸引读者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伊莎贝尔·阿连德笔下的女性人物,都是善良、勇敢正直、慎谨令人尊敬和同情的, 《幽灵之家》的阿尔芭,《爱情与阴影》中的贝利萨·克雷普斯库拉里奥,《复仇》中的杜尔塞·罗莎·奥雷利亚诺,都是这种可敬又可爱的女性。同时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还大胆地描绘了这些女性与她们的情爱,如《爱情与阴影》中伊雷内利弗朗西斯科的情爱,被描写得炽热、真诚、美好,充满了诗意,而读者绝不会从中找出任何的邪念、淫俗,或者粗俗的暴露。
在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形成的文坛主力军中,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就是智利作家斯卡尔梅达。斯卡尔梅达在70年代就已经成名,但影响并不大。1973年智利发生军事政变后,斯卡尔梅达流亡联邦德国,从事电影创作。斯卡尔梅达的短篇小说集有 《激情》(1967年)、《屋顶上的裸者》(1989年)、《自由的枪声》(1973年)、 《情侣和孤独者》(1975年)。长篇小说《我梦见白雪在燃烧》(1975年)一问世使斯卡尔梅达一举成名。此后,他又写了《叛乱》(1982年)、《炽烈的耐心》(1985)等作品。
斯卡尔梅达在文学上主张作家要回到现实中来,回到具体的事物中来,主张继承并发掘“文学爆炸”时代的成就,同时在内容和形式上大胆突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梦见白雪在燃烧》,是以智利各阶层人物的不同观点从三条迥然不同的线索来剖析智利的社会现状。《炽烈的耐心》则寄托着对祖国命运的美好憧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马里奥出身渔家,后来在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居住的黑岛当邮递员。他在政治上懵懵懂懂,他之所以支持萨尔瓦多·阿连德,只因为聂鲁达也持同样的立场,而他之所以阅读聂鲁达的诗,则是因为聂鲁达送给了他一本有诗人亲笔签名的诗集。当天,他爱上了一位姑娘,便用聂鲁达的爱情诗向姑娘倾诉衷肠,爱情诗果然灵验,他终于征服了姑娘。由于诗人出面向姑娘的母亲说情,这对青年人于是结合了。读了聂鲁达优美的诗篇,马里奥不但政治觉悟迅速地提高,学识也大有长进,而且自己也写起诗来了。智利联盟竞选胜利,萨尔瓦多·阿连德出任总统,聂鲁达被派往法国任驻法大使。马里奥仍与他保持联系继续求教诗人。后来,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聂鲁达不久也病逝。马里奥悲痛欲绝,但仍在报刊发表诗作。后来被捕入狱,但仍然坚持诗歌创作。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中国文坛的影响
1982年以前,即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中国的文学界对拉丁美洲的文坛似乎比较忽略,介绍和关注这一大陆文学思想的人也不多。而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拉丁美洲第四次拿回了这项充满诱惑的世界大奖之后,中国的文坛似乎也“爆炸”了,他们马上惊异地注意到了这块神奇土地上的作家们神奇而具有魔力的创作了。
于是,像其他事物一样,中国的文学界也掀起了一股“马尔克斯热”,这一热,就是十几年。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中国的文学界必然也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这种影响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中国作家个体的影响,即,中国当代的一些作家在接受马尔克斯时,是大胆而又果断地吸收了他的手法,又有新的突破,如,郑万隆就是用“开放性的眼光进行研究”、“对自己艺术把握世界的方式进行反省”之后,“开辟一条生路”。于是,他创作了扑朔迷离的《异乡异国》。韩少功笔下创作的《爸爸爸》的畸型儿也从加西亚·马尔克斯那里汲取了重要的养份。而莫言的《球状闪电》也带有浓重的从变幻想为现实而又不失其真的“魔幻色彩”。刘索拉给《蓝海绿天》的主人创造了一个布恩地亚式的虚虚实实的灵魂。至于王安忆的《小鲍庄》中,那七七四十七天的大雨,那侄儿和大姑不安分的情欲,更是直接地受到了《百年孤独》的影响。
莫言在谈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其创作的影响时,也曾说:“我认为,《百年孤独》这部标志着拉美文学高峰的巨著,具有骇世惊俗的艺术力量和思想力量。它最初使我震惊的是那些颠倒时空秩序、交叉生命世界、极度渲染夸张的艺术手法。但经过认真思索之后,才发现艺术上的东西,总是表层。
《百年孤独》提供给我的,值得借鉴的,给我的视野以拓展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哲学思想,是他独特的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的方式。他之所以能如此潇洒地叙述,与他哲学上的深思密不可分。我认为他在用一颗悲怆的心灵,去寻找拉美迷失的温暖的精神的家园。他认为,世界是一个轮回,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人的位置十分渺小。他无疑受了相对论的影响,他站在一个非常的高峰,充满同情地鸟瞰着纷纷攘攘的人类世界。”
第二点,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中国区域文学或文学流派的影响。如中国的西藏当代文学和广西的“百越境界”派等等,都打出了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旗号进行创作。尤其是西藏的一些青年作家写出了一批作品,这些作品明显地受着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也有着很明显的模仿的痕迹。这也与西藏本身的条件有关。从文化地理条件上讲,西藏有着与拉丁美洲相似的地方,这一点,在西藏的文学青年们进行吸收时,已经充分地考虑到了。他们也正是看到了这种相似之处,才尝试着使用具有“魔幻”色彩的创作手法来创作作品的。有些评论家,对西藏文学的这种现象曾经提出过尖刻的批评,但这些作品显然不能按照评论家的说法,把它们归入“照搬”的行列,因为,就西藏青年作家们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