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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把我的手推开了,“莫动我,我没兴趣。”我敢断言,她并没意识到她整个人改变了,她那平板的胸脯使她成了个不伦不类的女人。她从前的那双眼睛是很美很女性的!
5
秋兰的眼睛眼白占据的空间较大,眸子如两粒黑豆,像狼眼睛,且有几分斜视,因而目光特别亮。她瞧我时头总偏着,眸子搁在眼角,撅着多肉的红唇。那种目光热切大胆,喷射着爱的火焰,我很喜欢。
一个阴霾霾的傍晚,秋兰走进了我家。当时家里已点了煤油灯,母亲坐在灯下补米袋,我坐在床上吸烟。她穿条能充分表现曲线的红宽边灯芯绒裤,上身一件天蓝衣服,比起在土夫子队里她要显高些且迷人些。这是她第一次来我家,我愕然。“你怎么晓得我住在这里?”她一笑:“彭告诉我的。”母亲为她泡茶,“妹子,呷茶。”她接住茶杯放下,又拿起我母亲搁在床边的米袋,“你屋里好挤啊,又黑。”“这不能叫做屋。”母亲说。秋兰斜瞟我一眼,那种目光拿母亲注意到了。她走后母亲认真地说:“这个姑娘比尚青青懂事些。”
几天后秋兰又来了。她扛着捆白纸,拎着半铁桶浆糊,汗水涔涔且红光满面。那是大清早,我坐在门坎上吃面。她冲我一笑,步入房内时把我手中的筷子撞落了。“对不起,”她做下媚眼说(她是有意),然后冲我母亲娇柔地一笑,“早几天我托熟人从造纸厂买了捆便宜的纸。”我望着她,拾起筷子往裤腿上一揩,又要夹面。“邋遢!”她抢过我手中的筷子走到桌前,提起热水瓶倒了杯开水,把筷子插进水中烫了烫。“病从口入。”她斜视着我说。母亲眼睛湿润了,望一眼我又瞅着她,“妹子,你坐下吧。”
秋兰不肯坐下。她在我家忙了一整天,先是把鸡毛掸子绑在竹竿上打扬尘灰,然后拎着浆糊桶往墙上刷浆糊,凳子搭在桌上,站得老高,很起劲且娇媚地撅着滚圆的屁股。她刷浆糊我贴纸,后来我刷浆糊她贴纸,直忙到天黑。屋里亮堂了许多,煤油灯格外显亮。母亲为她专做了几个菜,吃完晚饭,我们便坐在灯下聊天。
晚上9点钟我送她出来,俩人在冷清清的小巷里走着,空气拥着春天的清新抚慰着我们。她异常高兴,脸上撒着娇媚和得意的网。
“我今天一点也不累,”她说。我说:“我是腰都断了。”“你没用,”她打了我一下,看着布满星星的深幽幽的天空,“我有时候觉得天空很可怕,总怕它会塌下来一样。”“应该不可怕!”我说,“天就是天,想都不要去想。”“明天你来我家玩不?”她说。我说:“看情况。”她说:“我等你。”这时晚班车来了,她登了上去,在车门将关的那一刹那,她斜瞟了我一眼,那仿佛是扔过来的一把铁钩。
第二天,我好像是被她的那把铁钩一路拉扯进去的,我一进门就似乎迈进了一个柔软的口袋,我嗅到了一种很刺激神经的肉香,那是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她为我买了斤兰花豆,一斤饼干,半斤油炸花生米和一包大前门烟。“我不吃零食的。”我说。她一笑:“那我不变成为自己买了?”“我抽烟。”我坐到桌前点燃一支烟。我感到有股情爱的洪流在冲击着脑壁,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搂住了她,像个歹头样的对她施展着男人的威猛,她起先有点扭捏,很快在我强横的疯劲下屈服了,成了只绵羊。事后她对我说:“我都是你的了,开始我还以为你会把我搞死,你真粗野。”我很惭愧,我说:“对不起。”“没什么,”她娇声说,“反正我是你的了。”
那天我听从了秋兰的主意,用她那当街的房子开个“画像”铺,用自己的特长养活自己。她的房子是她爷爷留下的私房,在书院路的街口上(后来我平反回校工作后把它卖了)。我把当街的两页窗户下了,扩大一半,安了活动木板,在窗口上面钉了块白漆木板,用黑漆写了两个醒目的方体字“画像”。
如今平躺在我身旁的秋兰早已失去了从前的光色,没了乳房,四肢也干瘦了,思想和温柔以及一切美好的肌肉均退化了。她现在生活在自己的心地里,她的世界那样窄,连一个交心朋友都没有,看人也是从门缝里看了。“你怕这个世界上有好人,”她说,“没有一个,包括你在内。”那是一个灰蒙蒙的傍晚,在那种傍晚老鼠子也会吵架,我们面对面坐在饭桌前。那天她摔碗了,那是她第一次摔碗,为一句话。“你应该活得精神点,”我说,“莫这么一副晦气相。”“我就是这鳖样子,你看不得我就滚!”她很理直气壮,把手中的碗往地上一摔,叭。我倒不是心疼那只碗,我是觉得她不应该拿碗出气。我喊醒她说:“碗又没得罪你!”于是她把菜碗也拂到了地上,那砸烂的碎片像一朵百合花。“看你还砸!”我火道。她拿起一个菜碗又一扔,砰。我一伸手揪住了她的头发,把她直拉到沙发上按住,“你这臭鳖,不要以为老子欠了你什么!”我吼道,但是我攥紧的拳头没有砸下去。她没有乳房,我想。
6
我在学校里教书一星期里只有一天课,六节,三个班每班二节。教美术课,对于我这只伸开翅膀扑打了几十年的老麻雀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了。所以有很多时间我都打发在画国画上。1980年,在社会上打了将近20年流的我,又平反回校工作了。然而我一回到学校又感到工作是多么乏味,当老师是多么无聊。为了这种无聊不至于像沼泽地那样把我吞噬掉,我就用画画来消磨时间,正好我在土夫子队里认识的彭找上门来了,彭需要我的画,他把我的画和收购的一些工艺品打成包,运到日本和东欧一些国家去卖,赚外国人的钱。彭在日本定居,他有个叔叔在日本,专做这种生意。1983年,彭穿件不大合身的洋装,戴副变色眼镜,手里夹一根长达半尺的大雪茄出现在我眼底时,我还以为是来了个小丑。“何教授,”他给我封头衔说,摘下了宽大的变色镜。凭他那宽大吓人的嘴唇和额下的马眼睛,我顿时认出了他,“彭哥。”我说。彭看着我桌上壁上画的一些国画花鸟和山水,大为高兴:“你的画绝对能卖钱,”彭说,“我骗你是崽,我叔叔专干这行的。”秋兰一听说我的画能卖钱,立即就笑了,“真的哎?”“我就是来找何教授的,”彭说,“我还想要何教授介绍我结识几个湖南的画家,不然我不得来,秋姐。”那天彭在我家吃的晚饭,他为了显自己有钱,把西装内口袋内的一大叠美元和人民币拿出来展示给我看。“如今的彭宝,”他得意地说,“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了。”他走后,秋兰说:“人真是三十年河水轮流转,他现在牛屎样的了,我以前最看他不起。”
彭现在是我的财神,我的工资七七八八加起来勉强两百元,只够我一个人用。彭以十元一张从我手上买去,他在那边怎么干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他半年来我这里收一次,边数画边点钱,简简单单。画国画等于是耍把戏,十几分钟就可以画一张,一上午可以画十几张。我和彭已经成交了五次,彭已经付给了我两万多元,就是说我已经有两千多张所谓国画被彭运往国外去卖了。
彭最近来信说,他不久将回国,要我准备一批画。他的信是从匈牙利寄来的。于是我停顿了有一向的画笔又拿了起来,很自信地站在桌前,画青蛙,画麻雀,画鸡等等,又铺满一地。
那天上午尚青青又来了。她穿一身束腰的西服米色裙,挎着个漂亮的小包,烫了头发,戴副太阳镜,像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是你?”我拉开门时愣住了。她一笑,“不欢迎?”“欢迎。”我让她进了屋。我手里拿着支中号毛笔,“我在玩把戏。”我走到桌前说。她低下头瞧我画,我本来画画是很随便的,她站在我一旁我立即显得很认真,比比划划,其实我心里一塌糊涂。她指着我画的一只麻雀说:“画得好活。”“是有点味。”“这张画给我?”她瞟着我。我说:“你拿去罗。”她弯下身去拾画,翘着屁股,她的腿让我目光一热。我猛然看见了湘江宾馆里的她,那种目光投过来有如一江春水直泻到我脸上。我瞅着她把画折叠成手帕大放入她的皮包里;她那烫过的头发显出一种装修过的美,她的脸也是装修过的,透出一种好嗅的香气。只有她的眼光没有被现代文明强奸,那是蛇的目光,进攻型的目光,带点荒原的气味。从她的眼睛里我知道了她的生活。“跳个舞吧,干站着显得蠢气。”我说。我打开音响,放了盒家庭舞曲磁带,《美丽的村庄》便从六个喇叭里扬出来。我把音量拧小了些,走上去轻轻搂着她的腰,很精神地跳起来。“你跳得真好,”她说。我盯住她的眼睛,“我没有什么不好。”我说,“抱着你,我回到了过去。”她的目光躲开了,我继续带着一种残忍的心看着她,“你怎么又想起要来找我?”“我说不清楚,”她咕哝道。我忽然想侮辱她。她有个笑话似的婚姻,她同一个香港男人闪电似的结婚了,从认识到完婚还没有一个星期,但是那个香港男人只睡了她四天就离去了,从此杳无音讯。“你是不是不舒服了?”我损她说,“你的第三任丈夫走了,你就来寻我是呗?”她后来告诉我那个香港男人用春药弄她,自己也要借助春药,那个老男子汉把她的心搞野了,她是因为气闷和感到在我面前她不会有什么羞耻(我们结合过)而回过头来找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理解和不理解都是这样。”她说。
那天我说:“你不怕我强奸你?”“你不会这样,”她说,脸红了。“我会!”我说,强横地搂住了她。她用手抵着我的颈根,我火了,给了她脸上一巴掌,“你以为你真的蛮巧?!”我带点旧有的仇恨说,“你不过是被别人抛弃的娼妇。”她的左脸至耳根顿时出现了五个红肿的指樱“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