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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被我逼人的气势慑住了，她望着我，泪水从她眼角无声的滚落下来。“我走，”她说。她拿起包，真的转身往门口走，我从背后把她抱住了，“你莫走，”我觉得这句话是从胸腔里蹦出来的，像一汪水，从她迷人的发型上流下去，经过她圆润的脖子往下淌直至脚底。“我要走，你打了我。”她说，声音很凄凉，“你嫌我。”
“不，这更证明我仍爱你。”我坚决地说，把她的脸扳过来，“你是不可能从我心中抹掉的。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在湘江宾馆一见到你，我就感到我还爱着你，因此我恨我自己不能忘记你，恨得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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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二姐从马来西亚回国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二姐说，“还记得那次你跌倒在田沟里吗？那是个冬天，你跌得满身泥水，我脱下红棉袄包住你，还帮你揩裤腿上的泥。”我不记得了，我说：“记得。”“那天我病倒了，”二姐回忆说，“发高烧好几天，爸爸还骂了我，我印象很深。”
二姐很胖很黑，我猜是马来西亚的太阳要毒辣些。二姐满身绫罗绸缎，戴着金耳环，金项链和宝石戒指，但仍掩饰不住岁月流逝的痕迹。二姐在我依稀的记忆中是俊俏的美女，父亲很爱她，当她为掌上明珠。“小毛”二姐唤我几十年未用的小名说，“爸爸死在马来西亚，他老人家死前说他的骨灰要葬在故乡，他不愿埋在马来西亚。爸爸是1979年死的，活了80多岁，寿终正寝。”我对父亲已经没有记忆了。“我和爸爸呆在一起的日子不多，”我说，“我只记得爸爸最后一次开辆油绿色的小汽车来乡下接我……”“爸爸经常念你，”二姐说，“尤其是后面几年。”我很惭愧，父亲在我记忆的荒岛上一点面积也没占。“我不记得爸爸是什么相了，”我说。
二姐是先到乡下老家，找到我姨妈（母亲的妹妹），由姨妈和表弟陪来的。二姐在我家住了五天。她走的前一天拉着家云（我女儿）买来了冰箱、录像机、照相机（彩电，洗衣机和收录机我有）和一辆给家云上学骑的女式凤凰单车。她叫了辆出租车送来，使秋兰高兴得同下了蛋的母鸡一样唱个不停。“小毛，你还需要什么只管说。”二姐说，“我还有些钱。”“全齐了，”我说。二姐走的时候给了家云二千美元，给了我五千美元，给我母亲也五千美元，而且她用我的名字（瞒着我）从马来西亚汇来二万美元给伺家垅中学建教学楼，当何家垅中学校长和支部书记向县教委要辆吉普车，跑来请我去剪彩时，我还以为他们找错了对象。“没错，”校长说，“你二姐在信上注明白了，这二万美元就当是你捐的。”校长把设计的教学楼平面图一张张给我看，我费力地看也看不懂。校长说。“我们来请你去破土剪彩。”我拒绝道：“破土剪什么彩？要剪彩等建好了我替我二姐去剪彩。”我给二姐去了封信，责备她没把捐钱的事告诉我，代替她回信的是我侄儿国荣。二姐于那年回去不久就因肝癌死在马来西亚了。“病是突发的，”国荣说，“从发病到死只三个星期，快得闪电一样。”
1984年5月侄儿国荣从马来西亚回来了，从的士上下来，手捧两个骨灰盒。他身后还钻出个金发女人，国荣称她“太太”。秋兰脸上的笑容多得掉到了地上，“我一眼就认出你了，”秋兰仔细阅读过二姐带来的影集，“比照片还结实，像拳击运动员。”国荣有拳击家的体格，肩宽腰圆，一双手很大很厚，握着我的手时我感到我的手太小气了。“舅舅，”他说，声音同打雷一样份量很足。
他30岁出头，他的侧面像使我想起电影里的彭德怀元帅。“舅舅，妈妈常说起你。”国荣说，面对面地望着我，显出一副老于世故的相，国荣的眼神有点像二姐的，只不过比二姐的更坚定，看人时似乎是有东西砸在你脸上。“你妈妈有福气，一看你就是有出息的相。”我说。
第二天我们一并去了乡下我姨妈家。
父亲和二姐的墓与我外公外婆的为邻。爷爷奶奶以及曾祖父曾祖母的墓已找不到了，那片坟山七十年代给下乡知青改造成了梯田似的果林园，种满了西瓜和桔子树。那天——那是个万里无云的五月天气，阳光充满烟草味，世界一片新绿。上午10点多钟我们到了姨妈家的禾塘上。我捧着父亲的骨灰盒，国荣抱着二姐的骨灰盒迈下车时，一挂五千响的鞭炮就把鸡鸭炸得东奔西蹿。我和国荣扑通跪下，等表弟擎着的那五千响鞭炮（昨天我打电话告诉了他）炸完，才爬起身来。父亲和二姐热热闹闹地回来了，我想。表弟说他已请了4个人在后山掘墓穴，问我是不是去看一下。
我说：“不必。”我们迈进了姨妈家。姨妈家这几间房屋在村里算破旧的，这幢房子还是50年代舅舅死前出钱建造的。家乡的山水田野树木在五月的阳光下透出一种忧伤的新绿，我离开家乡30多年了，似乎一切都没怎么变动。我瞅着我童年时就沐浴着阳光的一株大樟树，它可能有几百年历史了。我猛然被大树的神秘拉动了情感，我想起了那首童谣：月亮巴巴，肚里坐个妈妈，妈妈出来买菜，肚里坐个奶奶……母亲走拢来说：“光宗，你陪国荣去看你二姐捐建的那教学楼罗，又不远。”我说：“没有必要呗？”母亲说：“还是带他去看看。”
学校离这里有三里远，在何家城镇上。这所中学占地面积比城里的大多中学均大两倍，且同花园果林园一样，树木成荫，花坛鲜花怒放，还有几处用竹篱围住的桔树林，桔花香散布在学校各处。二姐捐建的教学楼在操坪前，二层，共10间教室，银白，很醒目，面墙的基石上刻凿着：“何彩娥女士捐建”，下面是年月日及基建队的名称。“何彩娥女士捐建”七个字是浑厚的魏碑体，镶了金粉。何彩娥就是二姐的学名。校长起先要遵照二姐的意思用我的名字，他把“何光宗先生捐建”的字样拿来给我看，那是瘦瘦的柳体，他介绍说是乡下一个字写得很好的专门写挽联的老先生的手笔。“这种体学生写可以，但没有劲。”我说，“魏碑有力些，再说不要用我的名字，用我二姐的名字才名符其实。”校长为难道：“您二姐强调一定要用您的名字。”“你不要这么认真！”我说，“捐钱的是我二姐，就用她的名字，不要把我拉扯进去。”1983年8月26日，何家垅中学开学的第一天，我去剪了彩。我剪彩时有千把学生站在操坪上，排着整齐的队伍，他们中的有部分学生就等我一刀剪断那根红绸子，好把新课桌椅搬进新教室上课。校长讲了一些话，教委主任也讲了一些话，谈到了努力学习也谈到了要爱护这栋新教学楼的话。我也扯开嗓门胡谄了几句。“你们是中国的大树，中国的繁荣昌盛要靠你们，而真正的本领就是知识……”我说完，神气地走到教学楼前，接过一女生递到我手中的大剪刀，剪断了由两个女生拉着的中间扎朵大红花的绸带，一女生冲我敬了个美好的少先队礼，把那朵大红绸花系在我胸前。那一瞬间我很辉煌，有种又伟大又惭愧的幸福感。
现在，这栋教学楼的墙上呈现不少球印和脚樱有的地方还有显五指的脏手樱“在马来西亚的一些正规的中小学，墙上一般都没有这种脏樱”国荣说。我说：“乡里学生就是这样，对环境美不太认真。”我们绕着教学楼走过一圈，随后又停在“何彩娥女士捐建”这块黑底金字的牌子前面。“你妈妈是个好强的女人，”我说。国荣说：“我妈妈一生都好强，这也是她死得早的原因。”校长走过来打招呼，他说他在办公室的窗口认出了我。我说：“这是我二姐的儿子国荣，他来是安葬我父亲和他母亲的骨灰盒，顺便来看看她母亲捐建的这栋教学楼。”校长脸上的笑容就跟浸开的墨汁一样，握着国荣的手不肯松开。“您母亲为家乡人民做了巨大的贡献，很了不起。”校长说，“家乡人民感谢她，离开家乡这么多年，还惦记着家乡人民的教育事业，不愧是家乡这块土地的好女儿。”校长是个语文老师，高级职称，很善表达。他领我们到接待室喝茶，还叫一个老师买来了点心和水果。他对我们大谈教育事业，还谈到教育经费不足的苦衷，我猜到他是想在我侄儿身上打主意。果然，他说家乡学生的身体素质很差，学校一直想把操坪旁的那栋四间教室的旧教学楼拆掉，把那块桔树林抹平，修建一个有350米跑道的运动场，增强学生体质。他们向教委打了多次报告，可是……“林先生，”他望着国荣：“您是否可以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份贡献，您虽然不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可您的根却是从这块土地上发源的。您母亲和舅舅都在这所中学读过书……”校长咬文嚼字他说了一大堆，国荣手中夹根粗大的美国雪茄熏着，等校长把话都掏尽后，国荣将雪前的一截烟灰掸进烟灰缸，“既然这所学校是我母亲和舅舅的母校，当然就等于我的母校。”国荣说，“出份力也是应该的。五万元人民币够不够修运动场？”“够够够够够，”校长脸上的墨汁又浸开了大片且流了一地。校长坚决要留我们吃午饭，他早已让食堂里准备了，吃完午饭我们驱车往回赶的途中，国荣说：“校长厉害，可以去搞外事工作。”我说：“你是少见多怪，中国的中学校长几乎都是这样哭穷。”我对侄儿捐款一事既不反对也不主张，钱是他的，他爱捐就捐，我不会怂恿他捐也不会阻止他捐。家乡在我心目中业已淡漠，我想在二姐的心中可能浓一些，因为她在国外。
下午三点钟，父亲和二姐的骨灰盒才上山。山不高，只能说是山包，栽满了杉树，龙柏，七里香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