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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蝇“。之后，声明表示相信苏联人民总有一天要”起来造修正主义统治者的反，罢他们的官，夺他们的权，把修正主
义的统治砸个稀巴烂！“
苏联外交部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的照会中抗议中国留学生的行为，并且要求中国大使馆保证：“在苏联领土上
的中国公民举止得体”。同一天，中国大使馆实行反抗议，要求那些对“这起严重的预谋罪行”负责的人进行赔礼道歉
和应受到严厉惩罚。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８日，据说两名已经受伤的中国留学生在中国大使馆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向外国记者讲了话，
苏联记者被排除在外。据《泰晤士报》的记者说，其中一名“眼睛有点发青”的中国留学生宣称，警察“踢我的下身，
以致使我的伤口流血”。另一位留学生好象脸上包扎着纱布，明显地给人一种严重受伤的印象；然而，在强烈谴责“法
西斯主义的坏种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过程中，他摘掉了面罩，露出了没有受伤的面孔。
Ｉ９６７年２月３日，苏联外交部要求中国代办清除中国大使馆外面的陈列窗。在那里，展览着红场事件的照片和
谴责苏联领导人的材料。在这一要求被拒绝之后，当天晚些时候，苏联公民清除了那些陈列资料。
中国政府的一个声明宣称。１６０至１７０名便衣警察进入中国大使馆场地，用暴力清除了陈列品并欧打３１名使
馆工作人员，其中３人严重受伤。声明继续说：“只有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公敌美帝国主义，才能干出苏
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厚颜无耻地违反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准则的暴行。中苏关系被破坏到这种严重的程度，完全是苏修
统治集团造成的……”苏联发言人说，大约３０名苏联公民“被橱窗中展览的材料所激怒”，他们拆除了陈列品，没有
进入中国大使馆场地，而且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还用拳头打了他们。
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新的示威游行和苏中互相驱逐外交官员（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３月）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５日莫斯科事件之后，共产党中国发表了最强烈的反苏宣传文章。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１月２７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痛击苏修混蛋们的疯狂挑衅》的文章，文章包括下列内容：“一小撮苏修混蛋们，你
们听着：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不是好惹的！你们欠的血债是一定要偿还的！……
你们血腥镇压我国留学生的暴行，同沙皇、希特勒、三Ｋ党何其相似！这充分证明你们在苏联搞的是最反动、最野
蛮的法西斯专政……“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６日傍晚，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面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暴力示威游行。包括武
装士兵在内的大批人群朝出入于苏联大使馆的人啐唾沫，进行骚扰，朝他们的车上扔颜料，用棍棒欧打他们；这些人群
还越过围栏，猛掷干草和燃烧的火把，制造一种失火的危险。大使馆大门和围拦上张贴着反苏标语，勃列日涅夫和柯西
金的模似像被吊在树上。
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地高喊着反苏口号，干扰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的睡眠。西方记者被误认为俄国人，难以逃脱中国示
威者的暴力行为。
虽然苏联外交部于１月２９日向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保护苏联大使馆，赔偿对大使馆大楼的破
坏，但是，示威者变得更加狂暴。２月２日，苏联外交官员被红卫兵围困在车里达１６个小时。第二天，从北越归国的
苏联专家遭到围攻。２月４日，苏联提出第二次抗议，警告中国政府说：“苏联人的克制和忍耐是有限度的”，“苏联
保留视情况采取措施的权利，以保护苏联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１９６７年２月４日至６日，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分三批从北京撤走。２月４日离开的那些人在机场遭到红
卫兵的嘲弄。次日，第二批人被红卫兵阻碍了６个小时未能登机，红卫兵闯进公共汽车里，把他们带到机场。他们到达
那里时，红卫兵打他们，向他们啐唾沫。
２月６日，发生了最残暴的场面，妇女（有的抱着孩子）和儿童被红卫兵逼迫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画像下爬过去。
当苏联和欧洲其他外交官们——包括唐纳德。霍普森（英国代办）和卢西恩。帕耶（法国大使）力图保护妇女和儿童时，
遭到粗暴的虐待。返回大使馆的苏联官员们遭到袭击，一些人在公共汽车里被囚禁了１２个小时。示威者破开苏联大使
馆大门，走进庭院，挥舞着亵渎人格的标语牌。
１９６７年２月６日，中国外交部通知苏联大使馆，禁止苏联使馆官员离开使馆大院，否则，他们的安全无法予以
保障。
有几天，大使馆实际上处于包围之中。２月７日，东欧的外交官给苏联同行送食品，次日他们受到警告：如果他们
走近苏联大使馆，那么他们的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２月９日，那些外交官不顾警告和监督把从莫斯科空运来的食品供
应送到苏联大使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９日，苏联政府在第三份抗议照会中指出：“中国当局所采取的措施只能说明，不是蓄意地破坏苏
中关系，就是这个当局没有能力保障一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正常关系的国家的代表在该国生活和工作的起码条件。
苏联政府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停止针对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及使馆人员行动自由所采取的蛮横措施。
如不能在最短期限内做到这一点，苏联方面保留采取必要的措施的权利。“
当天，苏联政府单方面取消了允许中苏公民不需签证互访对方国家的协定。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中国政府采取
了同样的行动。
苏联大使馆被围攻，特别是苏联妇女和儿童被侮辱这些情况，在苏联激起了极大的愤慨，许多城市都举行了抗议聚
会。从２月６日至９日，代表们每天带着抗议决议案来到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当中国使馆拒绝接受抗议决议案时，代
表们把这些抗议决议案贴在附近。２月７日，苏联一个代表团获得允许进入使馆院内，但是随后，中国人向苏联外交部
提出抗议说，他们强行闯入了大使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１日，周恩来在北京的一次群众会议上，强烈指责苏联“修正主义”，但他说决不会对苏联外交
官员采取报复行为。他的讲话予以广播，但没有在报刊上发表。２月１２日，苏联大使馆接到通知，“如果他们不挑起
事端的话”，他们现在可以离开使馆大楼。于是，使馆外的示威活动结束了。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０日，巴黎的莱蒙德在发表的一篇分析示威游行原因的文章中指出：“在围绕于毛泽东周围的文
革小组的心目中，加强国内团结，反抗苏联‘外来威胁’是最重要的问题。当时，反抗‘革命派’的暴行的斗争已经在
部分地区蔓延，而且甚至发展成为边境地区——如：新疆、西藏、满洲和云南——的内战。一些东欧外交官把康生（１
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５年中国党驻莫斯科第三国际的官员和研究中国与兄弟党关系的专家）看作是与‘修正主义的’社会
主义阵营彻底决裂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另一方面，周恩来似乎代表着比较温和的一派的观点，而且试图避免发生最
坏的情况。除了国内原因之外，反苏运动可能是以下列考虑作为动机的：”（１）继续与苏联人之间所剩无几的联系和
最后向苏联人提供中国情报的必要性。……
直到最近，在北京之外发生的事件上，苏联外交官要比其他任何同事消息灵通。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
被红卫兵的报纸指责为把党的文件传给了苏联人，甚至在毛泽东的官邸也安装了窃听器。杨尚昆的事情可能在引起破裂
的决定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２）在不远的将来，召开国际共产党会议的前景被认为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在北京看来，保持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表面的有机统一是毫无用处的，现在的问题是要找到使莫斯科承担最后决裂的责任的办法。
去年，日本共产党对北京路线保持忠诚的最后几个党中的一个对‘修正主义’给予支持这一事实，普遍被认为有助
于使毛泽东相信对外国党的一切考虑都是无用的。
“（３）希望事先割断中国与最终解决越南战争的关系。
……“１９６７年３月１１日，中国外交部宣布苏联使馆的两名二等秘书为不受欢迎的人，理由是他们解雇了抗议
１月２５日莫斯科事件而进行罢工的大使馆的中国雇员；这种”政治迫害“被看作是”对中国法律的极端鄙视和对中国
工人阶级的粗暴侮辱“。３月１８日，苏联政府驱逐了中国使馆的一名一等秘书和一名三等秘书，指责他们策划组织了
大使馆的反苏活动。３月２５日，莱蒙德说，中苏报刊对驱逐的两名中国外交官的报道都表示了克制。他并且评论说：”
在周恩来２月１１日的讲话以后，双方似乎达成了一种不恶化关系的默契。“
苏联谴责毛泽东和文化革命（１９６７年２月～５月）
继苏联驻北京大使馆被围攻之后，从１９６７年２月起，苏联报刊发表了一系列猛烈攻击毛泽东及其政策的文章，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表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真理报》上的一篇对文化革命的长篇分析文章。
《真理报》说：“毫无疑问，希望转移中国人民对他们正在忍受的贫困和困难的注意力，转移中国人民对中国在内
外政策方面许多错误和失败的注意力，这是中国现领导反苏政策和反苏宣传的一个直接原因。
在‘大跃进’政策和令人悲惨回忆的人民公社运动失败之后不久，中国领导人在其反对苏联国家和党的政治斗争中
发出了第一次攻击，这决不是偶然的。……此后不久，纯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