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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了第一次攻击，这决不是偶然的。……此后不久，纯粹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因素在中国的宣传中就已经变
得明显起来了。……北京领导人通过使中国人民相信自己被敌人四面八方地包围着的手段，企图把他们在民族主义的基
础上组织起来。北京领导人希望转移工人对国家所面临的真正问题的注意力，并且为毛泽东及其集团的军事和官僚专政
辩护……
“伴随着由毛泽东发动的经济冒险，中国领导人实际上被迫放弃了经济计划和社会主义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建设，并
且公开放弃了旨在提高工人生活水平的政策。在这些条件下，北京的统治者不得不把进行经济建设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人
宣布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由于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完全否认了这些思想，于是中国领导人
发动了一场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诽谤的运动，把他们为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物质及文化水平的斗争说成是‘
修正主义’、‘经济主义’，甚至是‘资本主义复辟’……
“中国领导人面对反对他们政策的人的不断增加，他们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大规模
的报复运动。在苏联党和其他共产党的整个实路中，始终如一地发展列宁主义的党的生活准则，加强集体领导原则以及
自始至终严格坚持一切组织活动中的民主原则，因此，它们指出毛泽东及其政权的危险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长期以来，
毛泽东集团一直反对自己的党。因此，党的最基本的准则和原则——党的机构的选举、从党的领导人至它的组织的选举、
党的路线的公开讨论，等等——在中国都受到了践踏。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被推行到了荒谬可笑和盲目至极的地步。
“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下，党组织的破坏和党的战斗力的困挠和消灭，现在在被部队和安全机构支持下的毛泽东
的突击部队所继续进行下去。为了对所有这一切进行辩护，并使那不由自主地把本国所发生的事情与其他共产党的实践
相比较的中国共产党人保持沉默，毛泽东集团需要以对‘修正主义’的荒谬谴责来诽谤苏联党的列宁主义路线。工人阶
级运动的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总是对他们背叛的旗帜怀有一种强烈的仇恨。在这一方面，毛泽东集团也毫不例
外。
他们正在煽起歇斯底里反苏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切断中国人民与权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经验的联
系。
今天，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一经验不仅是无关联，而且也是危险的。因为了解这一点只能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
民表明：他们的领导人离开革命利益和社会主义利益是多么的遥远……
“由于害怕党和人民，毛泽东集团的作用不是被加强了，而是被削弱了。最近的事件已经显示出了北京领导人具有
充分的理由害怕党和人民。‘文化革命’暴露出来了已经扩大到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间，甚至已经渗透到军队和青
年人中间的不满的程度，而毛泽东集团就是领先了这些人。在‘文化革命’旗帜下所发生的这些事件，实际上已经发展
成为毛泽东及其合作者为权力而进行的一种激烈的斗争。他们的政策表明，他们为了保持权力而准备牺牲一切——牺牲
社会主义的利益、他们的人民的利益以及革命的利益……”在以后的两个月里，苏联报刊上发表的其他文章把毛泽东说
成是“妄自尊大的人”；伊兹韦斯蒂娅指责他在中国对少数民族实行“文化种族灭绝”；而《文学报》则指出，毛泽东
“想在亚洲、甚至亚洲以外创造类似种族主义者的德国”。
莫斯科电台把它的中国广播节目增加到一周八十四个小时，而第二电台“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以前只用欧洲语文
广播，１９６７年３月１日，也开始用汉语广播。这两个电台对毛泽东及其亲密的支持者——如林彪元帅和康生，进行
了猛烈的攻击。据说，康生的双手“沾满了许多被他拷打和枪毙的共产党人的鲜血。”中国的广播电台以每天二十二小
时几乎不停地用俄语宣传广播来进行反击。
１９６７年５月６日，《真理报》驻北京记者被勒令在七天之内离开中国，理由是他“诽谤了文化革命，诽谤了中
国人民，诽谤了毛泽东”。
“斯维尔斯克号”事件①和对苏联驻北京使馆的攻击（１９６７年６月至８月）
１９６７年６月１３日，塔斯社报道，最近，苏联外交部就反对红卫兵对苏联外交官的敌对行动向中国驻莫斯科大
使馆提出抗议，要求采取措施以保障苏联外交官正常工作和安全所需的必要条件。尽管提出了这一抗议，但是６月１７
日，苏联贸易代表团的两位成员因事出访沈阳时，还是遭到了红卫兵的攻击。红卫兵指控他们收集有关文化革命的情报，
并筹划了对他们的“审讯”。对于苏联６月２１日的抗议，中国外交部于７月３日用对苏联外交官员“偷窃情报”提出
反抗议的方式予以答复。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０日，又发生了一个严重事件。当时，大连港当局宣称，一艘苏联商船“斯维尔斯克号”二副不
仅拒绝接受一枚毛泽东像章，而且还把它扔进大海。结果这艘船被阻止航行。当第二天船长上前索要出港证时被捕，与
此同时，红卫兵在船上横行霸道，贴反苏标语。虽然苏联的照会要求立即释放船长，保障该船顺利出港，但是８月１２
日，船长在卡车上被游行通过大街。一群暴徒又拥上这艘船，堵死了烟囱，弄断了天线，并且砸坏了其他设备。在柯西
金致电周恩来，警告他说这些“专横的违法行为对于履行苏中之间的现有贸易关系令人怀疑”之后，８月１３日，“斯
维尔斯克号”才被允许航行；当天的中国照会宣称，“斯维尔斯克号”的全体船员被指示在港内侮辱毛泽东，因此才决
定“驱逐”船长，并让这艘船离开中国的海域。
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０日，苏联的一份照会回忆说，除“斯维尔斯克号”事件外，１９６６年９月，苏联的另一艘船
只因以某种借口而在大连被扣留了二十天。
照会声称，８月１５日，另外两艘船只没有装货被迫航行出港。
照会声称，这些事件使我们“对履行贸易航海协定表示怀疑，……因为，在这种反常的条件下，苏联的船只不能入
港”。
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４日，对“斯维尔斯克号”事件的抗议示威活动在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外开始举行。８月１７日，
红卫兵对使馆大楼的攻击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红卫兵砸碎窗户，破坏家俱和文件，毒打一名苏联外交官，并
且放火烧毁了使馆的一辆小车。８月１８日，苏联的一份照会谴责这种攻击是“由毛泽东集团预谋、组织和进行的一次
严重挑衅”，是一种“对两国正常关系的不可容忍的”犯罪行为。
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纪念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
除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以外，来自各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１９６７年１１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
五十周年庆祝会。中国对苏联的邀请不屑一顾。在１１月３日至４日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最高苏
维埃、苏共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批评了“中共某些领导人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堕落”；他赞扬了“中国
共产党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的先进力量维护社会主义成果而进行顽强斗争”；他宣称，“毛泽东集团采取了阻挠协调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越南进行援助的立场”。这时，中国的外交官离席而去。
在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６日北京举行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元帅谴责苏联领导人是背叛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美帝国
主义的帮凶”，同一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把苏联领导人说成是“十月革命的叛
徒”，并且声称，文化革命“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中国对苏联及其追随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应（１９６８年８月）
１９６８年８月２０日至２１日夜间，苏联军队和波兰、匈牙利、东德、保加利亚军队一起侵入了捷克斯洛伐克，
其目的在于镇压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自由共产党人政权。８月２３日，周恩来把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入侵说成是“苏修
叛徒、工贼集团对它的所谓盟国推行法西斯强权政治的最露骨、最典型的表现”，并且宣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
烈谴责苏修领导集团及其追随者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罪行，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苏军占领的英勇斗
争。……苏修叛徒集团早已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
“与此同时，中国声明强烈指责杜布切克的政权的”修正主义“和平没有能够组织武装反抗入侵。
苏联的“有限主权论”和林彪元帅的回击（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９６９年４月）
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１２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企图通过提出所谓“有
限主权论”（即：当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内部发展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时，其他共产党国家进行干预是正
当的）来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辩护。
勃列日涅夫在坚持说共产党国家主张严格尊重主权之后，继而指出：“而当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国内的和国外的敌
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试图使这个国家的发展转向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当出现危及这个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危及整
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安全的威胁的时候，这就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人民的问题，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的问题和
关心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