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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одах В。Е。Лейкина－Свирская。Москва。Мысль
1981。с。32。
学术的尴尬
？ 何中华
从道理上说，大概谁都知道，做学问需要寂寞、需要沉潜，更需要孤独的心灵在寂寞中陶冶和升华。这是治学的不易之理。范文澜先生说：“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钱锺书先生也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然而，“冷板凳”、“素心人”之类的字眼在今天看来似乎早已不合时宜，几近被世人遗忘。古时候读书人所羡慕并追求的那种青灯黄卷、皓首穷经、苦心孤诣，如今已显得有些迂腐不堪，但其中所体现的那种对学问孜孜以求而不为外部条件和外在诱惑所动的精神，可能并未过时，而是仍不失其启发价值。
现在做学问讲究的是“短、平、快”，是“多快好省”、“大干快上”。于是，今天的学术界看上去热闹非凡，一派繁忙又繁荣的景象。我们似乎进入了学术上的“大跃进”时代，那种劲头儿丝毫也不亚于当年“赶英超美”的冲动。有数字为证，我们可以自豪地宣布，这些年出版了多少学术著作，发表了多少学术论文，举行了多少学术会议，确定了多少研究课题，颁发了多少成果奖项，成立了多少研究机构，设置了多少出版社，晋升了多少教授副教授，新建了多少博士点，增加了多少博士生导师，培养了多少研究生……这可都是有案可稽的，这是以前能比的吗？难道这一切不足以证明学术的空前发达吗？眼下的人们总喜欢拿硬指标和确切数字说事，让人觉得言之凿凿、无可置疑。这叫所谓“定量分析”，据说它比那种模糊思维要现代得多。但令人纳闷的是，我们今天又涌现了多少传世之作，诞生了几位学术大师？记得恩格斯在谈到文艺复兴时曾说，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当时的欧洲的确是一个群星璀璨、大师云集的时代。那是人家欧洲的幸运和光荣。我们中华民族今天同样面临着一个伟大历史变革的时代，同样是一个在学术上“需要巨人”的时代，但究竟是否“产生了巨人”，尚有待时间来回答。学术界难道不应当反省吗？难道不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吗？人们就学术现状所能列出的一堆堆数字，除了进一步助长浮躁，以满足虚荣心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作用和意义呢？过去是一位学者白头到老，出版一本书就算幸运了，此所谓“一本书主义”；可是到了今天，倘若一个人一生只出一本书，早就会被淘汰出局。不少学者几年不见，已是“著作等身”，让人刮目相看。俗话说“慢工出细活儿”，但眼下不兴这个。现在不是比“慢”，而是比“快”，因为人人都在拼命追赶。进化论的逻辑提示人们“适者生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头来目标变成次要的，追赶本身倒成了目的。更可怕的在于，这种对速度和效率的崇拜已不仅仅是个人行为，而是成为体制设计的根本动机和原则，从而变成了一种制度安排。如果说，这种偏好符合经济学规则的话，那么把它运用于学术领域则无疑是一场灾难。因为它反过来进一步助长了学术泡沫的生成。君不见，抄袭剽窃者有之（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买卖学位者有之（可以“批发兼零售”）、附庸风雅者亦有之（似乎什么人都有发表欲）……当今学术界之种种怪现状，甚至已经让人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学术原本是天下之公器，然而学术界已不再是一块净土，所谓“学术腐败”是也。这不能不让那些真正关心中国学术和文化命运的人揪心。
我们过去有一种偏好，就是喜欢用军事思维来考虑问题。这大概与我们这个民族的革命和战争经历有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或部门，我们非得叫它“各条战线”不可。改革到了关键时刻，我们也愿意称之为“进入攻坚阶段”，还有什么“打一场……的人民战争”、“阶级队伍”、“战斗堡垒”、“突击队”、“先锋队”、“战斗队”、“大会战”之类，不胜枚举。现在我们又从这种军事思维一跃转向了工程思维，做什么工作都喜欢与“工程”挂钩。几乎是一夜之间，什么“菜篮子工程”、“民心工程”、“安居工程”、“形象工程”、“人才工程”、“×××（数字式）工程”……突然间冒了出来，让人大有应接不暇之感。对什么都拿“工程”来加以类比和喻指，恐怕不是偶然的。它在无意识层面隐含着现代技术模式对人们的活动和选择的宰制。“工程”思维的最大特点就是“工具理性＋实用目的”，这正是现代性所特有的致思取向。可怕的是，这种工程思维已经渗透到学术管理当中了。在一个工具理性占支配地位的时代，学术建设和学术管理自然也难以幸免。工业管理的逻辑被移植到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领域，人们把学术发展的希望寄托于此。其实，即使按照工业管理的尺度，现在统治学术管理的也只是那种最为原始的“泰勒制”，即把调动人的积极性变成一种“驯兽”式的奖惩游戏。这究竟是对人的颂扬还是对人的贬低，我们不得而知，但它对学术的伤害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点将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
这种工程思维的产生，原因固然复杂，但体制的原因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最具象征意味和典型意义的大概莫过于清华大学的变迁了。当时的清华大学干脆取消了文科，立志把它办成所谓“工程师的摇篮”。然而，建国以来这所著名大学很少培养出来大师级的科学家，只是训练了一大批工匠式的技术专家。在强调干部知识化、专业化的时候，其中有不少人又进入管理领域，成为各级官员。这里我们援引一位清华老校友的感慨，或许由此可见一斑。作为清华大学的校友，曾昭奋在1994年4月回母校参加校庆时，看到一群五六十年代毕业的校友，流连细语于校内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左右，结果发现“在碑前瞻仰徘徊、拍照留念的中年人中，有好几位是市长副市长、部长副部长，也许是级别更高的高级干部，却不大见到学术界中的名家和大师”〔1〕。他不由地感叹：“四十多年来清华大学出了很多大官，但是不出大学问家、大艺术家。”〔2〕这种感慨不是很耐人寻味吗？
其实，除了体制原因之外，这种工程思维及其管理模式还有其更深一层的原因。原来以为它是我们自己的创造发明，其实不然。如同所有时髦的玩意儿一样，我们贫乏的想象力实在不足以原创如此严格科学的体制，它是一种舶来品。我们今天所热衷的管理模式，同样有一个西方的源头。在不少人眼里，西方永远是我们的老师。这当然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因为“就一个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而言，基本态势是：西方文化人来中国，是当老师；中国文化人去西方，是当学生。一百年来，这个格局基本上没有改变”〔3〕。谁让我们当了人家一百多年的学生呢？然而问题是，当西方人开始批判地反省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且他们在实践上也的确遇到棘手的难题时，我们却缺失了选择的能力，以至于盲目地模仿和亦步亦趋地重蹈覆辙。其实，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真正需要学习的倒不是西方文化的直接产物，而是西方人所具有的那种自我反思的能力和勇气。即使如此，那些热衷于西方化的人仍然有说辞，那就是我们还没有资格反省，因为我们尚未达到西方的发达程度。“人家是吃黄油面包吃腻了，正想寻点儿野味呢！咱们还饿着肚子，有什么资格对人家评头论足？”其逻辑同当年胡适替科学所作辩护的策略如出一辙：“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4〕殊不知，这种辩护所隐含的逻辑本身就是进化论的，而进化论恰恰是西方文化的一个最核心的理念。如果我们不能真正超越它的逻辑前提，那么又何以有能力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反省呢？
让我们来看看被当作我们楷模的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些现代化国家的情形吧。在英国，一些地方的教育当局为了提高学校的行政效率，派遣专业管理顾问到各学校，办培训课程，把工业管理的模式及不同的管理学论述引进到学校管理上〔5〕。如此一来，顺理成章的是，“评审制把诸如品质控制和如何量化工作表现等逻辑，延伸到学府”。其结果是：“‘天眼’恢恢，疏而不漏，评审制令教师感到监视无处不在，自然不敢越轨半步。此外，评审要量化工作表现，等于将教师变成一堆可以描述、算度，并能互相比较的数据。每个个体收在评审的法眼底下，受制于无形的规训权力（disciplinary
power）。”〔6〕在这种体制下，教师在物质利益上可能得到了某些好处，但它的代价却是丧失了自己的学术尊严和人格尊严。更深刻的陷阱和危机在于，这种体制引导人们把学术动机转向了非学术目的和功利考量。
美国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按照J。里茨尔的措辞，就是学术的“麦当劳化”。所谓“麦当劳化”，它包含了对于可计算、可点数和可量化的事物的强调。这种快餐式的模式使美国“在教育领域也已形成了对于可量化现象的日益强调”〔7〕。在美国，这种强调量化考核的做法也渗透到了学术和教育领域。“可量化因素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教学上，还体现在研究和发表上头”〔8〕。此即所谓“不发表就死亡”。在这种体制下，特别关注一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发表的学术成果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