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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澳大利亚政府着手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其结果是“把经费与产品及表现挂钩，鼓励学术界体现企业精神，给予大学管理层更大自主权，学生需支付部分学费以接纳‘市场力量’的导引”等等，这些政策“反映了一种典型的现代管治理性与行为”〔14〕。它的实践后果证明，这种企业管理式的模式牺牲了大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人文内涵，使其离开了目的性追求，迎合并屈从于市场逻辑和实用及功利主义目的。因为“过分狭窄和功利的导向”必然妨碍文化和知识“本身就是目的”的定位〔15〕。更为深刻的在于，这种体现企业精神的管理模式本身就是以那种把人预设为或塑造为一个功利之徒作为根本前提的。它只要是有效果的，那么也就必然意味着被管理者已经变成一种仅仅关心学术以外的目的——倘若还关心学术那也只是把它作为实现外在目的的手段而予以关心而已——的存在。
同这些发达国家的情形相比，我们今天的情形何其相似乃尔。我们的学术管理日益“科层化”、“数字化”、“表格化”、“技术化”、“技巧化”……这类“机械”、“机事”，又反过来塑造和培养了多少“机心”？对学问的目的性追求，对学问作生命观，在今天几乎成了遥远的回响。从已故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说的“在数目字上的管理”，到尼葛洛庞帝说的“数字化生存”，都集中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社会对数字有着格外的敏感和特别的偏好。其历史因由何在？对效率的追求、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权衡、商业上的算计，以及理性精神所要求的“定量分析”，都参与了对这种偏好的孕育。应当承认，这类现代性的制度安排，乃是学术浮躁和学术腐败的体制化的原因和温床。我们不禁要问：现代体制究竟是学术大师和学术经典的“助产婆”还是“扼杀者”？数字掩盖不了平庸。我们可以满足几乎所有数字指标上的要求，但却就是诞生不了真正的大师和传世之作，经典和大师照样缺席和难产。这是颇耐人寻味的。现代人更相信金钱的力量，似乎一切都可以拿金钱来兑换，真可谓“只要有了钱，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然而，金钱在学术面前往往难以奏效。某些学术管理者总是天真地认为，在学术研究上也是“重奖之下，必有勇夫”。于是，所有的考核都以奖惩相利诱，似乎只要设计了功利陷阱，就不愁不出顶尖人才，不愁不出一流成果。但是这种急功近利的制度安排，恰恰遮蔽并扭曲了学术的本性。记得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杨乐说过，当年如果实行学科带头人制度，陈景润肯定不能入围，因为当时谁也看不出他有比别人优长之处，当年被看好的人后来并没有做出像陈那样杰出的成就，陈却走在了数论的最前沿。在学术上，有大成就者往往大器晚成。所以，事先很难先验地确定谁能成功，谁会失败。俗话说，“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究竟谁笑到最后，这不是事先评选“评”出来的，也不是事先打赌“赌”出来的。它只能靠事后的实践结果来证明。
现在做学问似乎变成了一种竞赛和表演，有点类似于体育竞技。各式各样的排行榜、名目繁多的硬指标、花样翻新的“凝视”方式……不一而足。于是，今天的学者都被体制塑造成了一只只必须不停地下蛋的“母鸡”，最好一天能下两个或者更多的蛋，才能得到鼓励和奖励之类的正面评价，不然就有可能遭淘汰，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爱因斯坦所曾遇到过的苦恼了：“爱因斯坦不喜欢要求出学术成果的压力，对于晋升而进行的激烈角逐也深表厌恶。”〔16〕尽管如此，他仍然“深深懂得外界亟盼一个人搞出名堂的那种压力。当他被邀请去柏林时，他曾把自己比喻成一只人们希望它不停地下蛋的母鸡”〔17〕。如果说，在爱因斯坦那个时代，还可以清高地拒绝认同外界对学者的期待，那么到了今天，几乎难以有人能够同整个管理体制相抗衡。它已经不再是为个人的选择所能左右的了，因为效率原则作为一个至上的和自明的信条已经渗入整个学术“管理”的机制。我们时时处于“促逼”状态。在这种紧张、焦虑的心态下，学者们很难获得一种创造性的灵感。古希腊哲人说：“闲暇出智慧。”这里所谓的“闲暇”当然是指生活的衣食无忧，但更是指心灵的宁静和悠然。在时刻处于是否完成指标的促逼之下，在时刻面临生存危机的压力当中，人们决不可能有一种终极关怀，更不可能有一种睿智的洞见。
分工协作的做法也被照搬到学术领域而受到鼓励。据说申报各级各类的资助课题，如果不搞一个草台班子，就得不到信任，从而往往影响申报的命中率。而过去兴个人写书，现在却兴集体编书。我们的著作产量不菲，每年都是汗牛充栋。这种大兵团作战的策略恰恰违背了学术本身的内在逻辑，因为学术研究乃是一个最为私人化的领域。正如哲学家萨特所言：“我习惯于一个人写作、一个人读书，至今仍然认为真正的智力劳动必须单独进行。我不是说某种智力劳动——甚至包括写书——不能由几个人来做。但是，我认为真正的劳动、同时涉及写作与哲学性反省的劳动，是不能由两三个人一起干的。”〔18〕以哲学思考为例，雅斯贝尔斯甚至说：“人只有作为个体时，才能成为哲学家。”〔19〕从历史上看，凡是那些真正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传世之作，很少是合作的产物，因为学术合作总是要以合作者在思想上的相互妥协为前提，这种妥协则是以牺牲学术的创造性和个性为代价的。英雄所见尽同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学术上更是如此。
对学术的最好评价是时间，然而现代社会追求的却是“兑现价值”。学术价值的永恒性与学术评价的即时性之间的冲突，乃是造成今天学术处境之尴尬的根本原因。现代社会是一个崇尚效率和实用的社会，它同学术的本性和品格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真正具有价值的学术作品，不可能是为了获奖、为了转载、为了别人援引、为了评职称……总之为了一切学术以外的考虑而去写作的。因为倘若那样的话，就不可能达到孔子所说的“学为己”而非“学为人”的境界，从而有可能偏离学术本身所固有的内在尺度。严格地说，学术的价值是内在的，它并不依赖于外在尺度对它的考量和衡定。
朱学勤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追忆自己作为“六八年人”（特指1968年及其前后——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和能力的一代“知识青年”）所具有的思想力量，以及后来由于体制化的原因所导致的这种力量的逐步丧失，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作为一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朱学勤当时落户于偏僻而封闭的农村，但那里却“出现了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沟的‘精神飞地’，或可称‘民间思想村落’”。他和他的“战友”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当时那种业余状态的精神生活，却有一个今日专业状态下难以产生的可贵素质——毫无功利目的”。这恰恰是那些“业余思想家”们的优势之所在。因为在那种条件下，“你不可能指望那样的讨论结果能换算为学术成果，更不可能指望在这样的思想炼狱中能获得什么教授、副教授职称”。然而，“在近代知识体制取代从前那种民间性私人传授方式以后，大学垄断了高级知识分子的传承渠道，一方面是有效，它能大规模传授知识；另一方面是有害，它在大规模复制知识的同时，也在大规模腐蚀、阉割知识的个性灵魂。特别是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往往是大学体制集中释放它体制性毒素的时候”〔20〕。在现代性的体制的挤兑下，“六八年人”“一下子成了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而且是一种“集体失踪”。因为“‘六八年人’的精神已经死亡”。它“失踪”于现代体制的诱导和压迫，“死亡”于现代管理体制对人的塑造和改变。真正的悲剧性在于，人们一旦被纳入现代性的制度安排之中，就变成了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从而成为体制的捍卫者，以至于丧失了起码的反省能力，甘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