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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地丰富整形范围，为战争主体的感知能力提供充分展开和不断提高的条件，即使战争客体性质越来越多、越来越接近于对战争客体的整形把握；要提高整形精度，不断训练感知的辩别能力；要自控整形过程，取得正确感性认识的主动性，运用战争主体的理性能力，自觉干预整形，把各种干扰因素降到不妨碍如实反映对象的程度；还要摆脱战争可感性质，扬弃具体存在形态，运用理性能力把战争客体概念化，即把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能够很好结合起来。
认识战争的高级阶段是在战争实践基础上实现战争客观主观化的第二步。它从感性认识中筛选出共性、本质和规律，揭示感知到的战争内在、普遍、必然的联系，使战争认识从状态描述深入到关系的揭示；在一定的归纳、演绎、类比、分析、综合等逻辑化的基础上，去掉战争现存状态中的各种次要因素，构造一种纯粹状态，集中反映战争的本质联系和结构模式；对暂时无法纳入规范的逻辑系统和无法设计理想模型的战争进行定量分析；运用想象、直觉、灵感等非理性认识方法，打破抽象化循序渐进的过程，用跳跃的方式使认识突变。
认识战争活动中，往往难以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截然地划分开来，二者互相渗透。没有不含任何理性成分的感性认识，理性成分愈高，指导愈得力，感性水平愈高。只有理解的东西，才能深刻地感觉它。没有不以感性为前提的理性认识，即使前人认识成果，要发展新的理性认识也需新的感性认识为基础。要防止教条主义无的放矢“放空炮”和经验主义狭隘指导“马后炮”。对战争客体外部形态直接的、具体的、生动的反映是重要的，但又是不够的，因为不但要反映战争表层，而且要深入战争本质，感性认识有待发展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又依赖于感性认识。“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3 －164 页）认识战争的高度智能活动和特殊机理，更深刻、生动、典型地体现了人类认识过程的辩证本性。从中可见，认识战争第一飞跃呈现两个阶段即科学反映和正确决断。
（二）从战争理性认识到实行战争
这个飞跃为用作战计划指导战争实践，达成作战目的的过程；同时也是继续认识情况的过程，为第一飞跃的展开和实现。如若不付诸行动，则再好计划方案也不过是一纸空文。第二次飞跃仍以战争主客观的矛盾为主线，虽然起点在决策之中，但与前半过程有质的区别。前半过程主要是解决战争主观对战争客观无知的矛盾，战争主观要用战争客观的东西来充实自己，其地位较低，而在后半过程中；主要是解决战争主观对战争客观存在不满意这一矛盾，人决心用己行动来“改造”战争。整个认识过程就由以战争主观对战争客观的认识为主转到了对战争客观改造为主。人要按己目的来改变战场上的情况（主要是敌人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主观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战争客观成为矛盾的次要方面。若战争主观是正确，则战争客观最终要统一到主观上来，当然，要达此点，战争主观仍然要以战争客观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争客观仍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认识战争的第一次飞跃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实行战争，把理性认识转变成指导战争的现实力量。第一次飞跃的理性认识正确与否，只有通过第二次飞跃才能检验它。一般地说，凡是达到预期目的的且成功了，就是正确的，反之，则是错误的。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既检验了已经取得的理性认识，又开始了高一级的感性认识阶段，使原来的认识得到继续发展。
这次飞跃大致可分为相互联系的三个环节：一是部署兵力，这是用计划来指导作战的开始，使主观见之于客观；二是直接进行敌我双方活力对抗，也为实际的作战过程；三是考察效果，就是用战争实践来检验战争认识。这三个环节在认识战争过程中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战争认识指导战争实践，另一方面是用战争实践来检验和发展战争认识。
认识战争的第二个过程（即第二次飞跃）中，要做到审时度势、以变制变、不怕反复和机动灵活。这是由于“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的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有的，全部的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4 页）
认识战争之所以会出现反复，是因为在战争认识第一个过程中，人们的认识要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认识战争的物质手段；战争客观过程的发展及其表现程度；战争主体的肉体和精神；战争个体的知识、经验和观念；敌方的保密和己方的疏忽、失误；等等。又因为，战场情况千变万化，再周密的计划也存有先天的不可靠因素、不存在包治战争百病的良方。机动灵活要求战争指导者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适时地修改、调整、补充和完善原有的认识，使主观指导紧紧跟上客观情况的变化，如在部署兵力时，既要按照作战计划，又要根据实时情况而定。“践墨随敌，以决战事。”方能牢牢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毛泽东一生身经百战，用兵如神，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此。
认识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212 页）真理的发展过程，是从相对真理不断接近绝对真理的过程。由于战争本身的复杂性和发展的阶段性，这个“接近”是永无止境的。一方面，战争主体要对复杂内容深化认识；另一方面，战争主体要随客观事物由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个阶段的推移和变化，不断地去研究新情况。把每一个具体的认识成果，在新的战争实践基础上，看作是认识的起点，发扬正确认识，纠正错误认识，增加新的认识，不断向认识战争的高一级程度前进。三、认识战争的主要思维方法
认识战争是一个逻辑推理和思想跳跃相互促进的交替过程，探求战争活动领域的真知，必须坚持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在思考战争现象、事件与过程中的对立统一。理性使得战争知识的构造成为可能，非理性对认识活变流动的战争产生催化作用。客观事物既有多方面的联系，而又处于永恒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只能通过主观的形式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反映事物的运动过程，把客观辩证法转化为主观辩证法。当我们进一步去认识和“改造”战争时，又必须实现主观辩证法再向客观辩证法的转化。
侦察，即获取情报。它是认识战争过程的起点和一系列认识环节得以展开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区别于人类其它认识的一个显著特点。人们对自然现象和某些社会现象的认识，采用躬行、走访等，可获较为清晰印象，而对于战争却很难做到或行不通。侦察也不失为根据战争活动的目的、通过感觉器官或借助于观察工具、有计划和步骤地感知处于非侦方控制的自然状态与条件之下的对象、获取所需战争对手信息的主要手段。由于敌人的保密和伪装，掩其真相和制造假象骗我，使得侦察敌情成了一种最困难和最危险的工作。但是，敌人再狡猾也总有朕兆可寻、端倪可察，这又使得侦察不仅可能而且可行。敌之真实情况、意图和活动规律往往要通过多种表现反映出来，在有些情况下，假象的东西更能反映出敌人的意图和行动规律。决不能忽视任何一个迹象。如若侦察到的情况一鳞半爪、浮光跃影，挂一漏万，或用想象代替事实，那就为正确决断蒙上阴影。要正确处理侦察情报的丰富性、准确性与及时性之间的矛盾。侦察情报要多种措施和手段并用，克服环境、生理和心理阈值的限制。运用物化与智化媒介，延长和扩展感官。侦察所得战争活动原生细胞，毕竟不可避免带有片面、表面和偶然性，经验和直观也导致错觉、误差和主观倾向。要使纷繁复杂的战争活动的侦察朝着深度和精度发展，必须暂时地、有条件地撇开一些无关部分和排除种种干扰因素，除了要侦察敌情发展的各个方面和各部分，还要尽可能系统侦察敌情的各个阶段和全部过程的变化情况，有意激发和扰动敌情使其演变过程充分暴露出来，主动、深入、反复地侦察。
预见，根据战争规律和当前的客观情况，对尚未感知的现在战争事物、已知战争事物的未来发展变化和将来可能出现的新战争事物所作出的预计性见解。它旨在探索与战争领域有关的不确定的或未知的事象，对其发展作大估。它的理论依据为：充满盖然而不定的战争领域，隐含未来发展趋势的迹象征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