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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万化说道：“父亲，这个钱谦益也有意思，我说过的话多数还是日常的白话，很少几句文言，典故也不多。到了他的笔下，就成了出口成章的学问家了，四六骈文也不少，抑扬顿挫的还很上口。比如这一句‘朱公曰：私聚之业，神圣之如天地，无端犯之，则人神不容。’我的原话也不是这样啊！”
四六骈文也称作四六文，或骈四俪六。文章的关键之处，有很多四字一句或六字一句的句子，也像吟诗作对一般，对仗工整，合辙押韵，念起来抑扬顿挫的很庄重有力。一般多用于祭祀大典，庄重公开的场合。例如现代人熟知的“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就是骈句，文中的“者”字起到断句的作用，就是标点符号，用逗号代替是完全可以的：“犯我大汉，虽远必诛！”你读读看，很有力度的！著名的唐代王勃所作的“滕王阁序”，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查阅一下，那是很有气势的文章，四六骈句很多。全文从略，但是经典之处还是忍不住要引用一句：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这句子多美！千古佳句！
鹜，读音wu，就是野鸭子。
“私聚之业，神圣之如天地，无端犯之，则人神不容。”这一句的原话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话已经不能算是白话了，但是老学究还是不愿意这样说。文言一般比较简洁，但是有时候也罗嗦，这句话就是不如白话简洁了。
作者借此机会也发一份感慨：我们说的是明朝的故事，如果朱大典说出这样的话：“利用民间资本，开发农业技术，发展国民经济。”那乐子就大了，严重穿帮！这话看着没有毛病，可是三句话九个词个个都是十九世纪之后的词汇，明代人物绝对说不出来，除非是有意的调侃。在历史的长河中，汉语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我们今天用的词，古人则完全不用。所以写到对话的部分就很吃力，特别是典型的老夫子人物，务必让人读起来像那么回事，可是还要让年轻人看得懂，半文半白的写着也很吃力，严格的说很多对话也是穿帮的，不要太明显就是了。例如“发展农业生产”六个字三个现代词汇，到了崇祯的嘴里就要说：“鼓励农桑”，这样说看起来就没有毛病了，其实还是穿帮，因为“鼓励”一词也是现代词汇。现代的人们离开了现代的词汇就无法开口说话了，这就像现代的将军们，离开导弹、电子通信他就不会打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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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典笑道：“文人嘛，做起文章来，就忘乎所以了，总要卖弄自己的文采。再说了，文人做学问，写历史也都是这样。例如司马迁的史记中引用陈涉的话，陈涉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当时陈涉只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他的原话绝没有这么简洁精练，不过是黎民之粗话而已，司马迁写历史就要润色了，于是也就成就了陈涉的一句千古名言。
这位‘水太凉’还是有真才实学的，他的这部书应该是不朽之作，流传于后世也是经典啊！”
“水太凉”的典故，很多喜欢读书的都知道，所以我们就从简叙述几句，避免重复：
清军兵临城下，南明政权不保，当时钱谦益是南京小朝廷的礼部尚书，他的小妾柳如是（名妓）劝他投湖自尽。钱谦益试了试，说道：“水太凉！”后降清。
朱大典对于明清交替的这一段历史已经读的滚瓜烂熟了，这些故事他当然知道。但是，这些故事也不会再发生了。
朱万化说道：“在中华日报发表钱谦益的著作对于天下之势还是有用的，现在我们需要这种理论，也需要树立权威，对于我大明走向宪政是有利的。但是，在有些时候，过于神化，过了头的权威也会危害社会。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啊！控制不好就会伤人、也会伤到自己。”
朱万化的这些话，到不是多么的伟大，而是后世经验的总结。
朱大典肃然说道：“我儿能在盛名之下保持清醒，实在不容易啊！有你这份清醒在，我相信不会出大乱子。
还有一层我儿也要想到，文人是不能轻易得罪的。他们在百姓中影响很大，特别的是这一批东林党人，钱谦益就是他们的领袖。引导得法是我们的助力，稍有处置适当之处，危害也不小啊！”
朱大典是老于世故的，对于大明的文人、官僚们，他知之甚深，对于这些人的确不能等闲视之。
“父亲教训的是，我记住了。东林党人刚正不阿，与魏忠贤等阉党的斗争也是可歌可泣的（死了不少人），但是他们陷入党争之后往往忘记了求真求实，变成了对人不对事，这就失去了求真的本性。从这点说，我们还要引导他们走向正途。特别是我们的议会制度，如果把议会变成了党争的论坛，他就适得其反了。”
朱大典说道：“议会不能避免党争，但是要禁止同党伐异，所以就要立下规矩，这也是未雨绸缪啊！”
朱万化说道“是的，议会不能禁止党派，也难免有党争，确实要立下几条规矩，避免党同伐异。最关键的一条就是解除议员直接参政的权利，议员绝不允许有其他的职务，政界、军界、工商界都不允许，必须是纯粹的议员。家里可以有产业，但是议员本人不得经营。议员若寻求其他的职务，就要辞退议员的资格。”
朱大典说道：“这些规矩，要发布到报纸上，让百姓们人人都知道。也不要怕多次重复，还要写一些分析的文章，解释这些规矩的作用。”
在现代，我们曾经听到过当选的人民代表有这样的感言：“我在本职工作中做出一些成绩，那是应该的，组织上却给了我这么大的荣誉，让我当上人民代表，我一定要。。。。。。”
说这种话的人，可以是模范，也可以是其他的什么身份，就是不能做代表！因为他不知道代表是干什么的，他不懂得代表是重任在肩的。代表就是议员，不是荣誉，不是官，是代表他的选民参与国事的。说句粗俗的话，议员是代表选民，在议会里骂人的，是骂人专业户！只会吹捧不会骂人的就别做议员了，哪凉快哪呆着去。
几天之后，钱谦益的“朱公论政”在中华日报上开始分段连载了。报社也组织了一批文章，针对“朱公论政”展开讨论，发表不同的见解。古代的朱万化主义就这样慢慢的形成了，古人是不会叫什么“主义”的，只有简洁的两个字“朱子”。就像“孔子”、“孟子”那样，在古语中就是圣人的职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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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祯九年底，联省的官府又进行了调整改革，第一项就是联省衙门的各房全面升格为部。原来只升格了工部，现在吏房、兵房、户房、礼房、刑房全部升格为吏部、兵部、户部、礼部、刑部，各房的侍郎也全部升格为尚书。第二项，把原附属于工部的曙光银行独立出来，成立中央银行，首任行长是原曙光银行总掌柜朱安才，中央银行行使金融管理职能，原曙光银行作为营业的官方银行继续保留，联省衙门用债务买下了曙光银行的五成股份，变成了官府控股。今后根据需要也可以再成立其他的银行，银行可以是国家控股的，也不禁止纯私营的银行存在，例如各地的票号，但是都要接受中央银行的领导和管理。最重要的货币发行权收归中央银行，由中央银行分配给各个银行执行，货币的名称仍为曙光币。
工部暂时没有划分，依旧管理农业司、工业司、商业司、交通司（通信），四部分。
最后一项就是设立都察院，联省衙门成立之后，由于都察院的名字太招摇，因此，都察院并不存在，但是存在着科道、巡按御史，他们暂时由执政官管辖。现在随着联省衙门的完善，也由于联省无需太多的避讳，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都察院也应该建立了。
明代的都察院属于监督、审查的部门，它本来就应该独立于官府衙门之外的，明代的都察院就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并不归属于内阁，也不归属与六部。在联省朱万化就规定它向议会负责，与大法官、大都督府相同，也是独立的机构，设都御使一名，副都御使两名（三名主官利于监督）。
御史制度在中国始于秦代，之后代代相传，一直保持着其制度，只是名称有所不同，明代称之为都察院。它的职责就是监督百官，这些我们前面都有介绍，这里就不重复了。
正副都御使是高官，品级为二或三品，但是都察院中的御史品级都不高，像各科给事中，各省的道御史、巡按一般都是七品。
首任都御使由朱万化提名，议会通过，任命的是原山东巡抚卢象升。
都察院的职责除了上面说的监督审查各个官府衙门、官员之外，有记录历史的史官，还有对于交通、水利、通信、大工程、军队等等国家要害部门、事务临时派员审查。
卢象升的改任使得山东巡抚出缺，于是，原山东布政使朱家栋继任山东巡抚，提拔旧官僚出身的现任济南知府杨观光继任山东布政使。
杨观光是山东改制时留任的旧官僚，几年来政绩斐然，也是步步高升，这次又被任命为布政使，也算是联省的大员了。
杨观光也是历史留名之人，他比较年轻，也有点愤青，对于朝廷、社会的弊端多有批判，最“光彩”的一笔就是他打开北京的城门，迎接李自成进北京。也许他认为李自成来自农民军，定然会关心民众的疾苦，革新政治。这也说明他太偏执了、太愤青了，对李自成完全没有调查，就盲目的投靠过去。其实李自成岂是为民请命的主，他纯粹就是个巨匪大强盗，是极端自私之人。于是杨观光也就成了悲剧的人物。
………第438章完………
第439章：欣欣向荣（）
在崇祯九年即将过去之时，我们的眼光再转向东北，看一看那里的形势。
东北地区目前有四个行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