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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率教的队伍在宜宾之前可以乘船，从宜宾到泸定可以乘车，过路泸定之后就只能乘坐驮马、驴骡、骆驼了。即便从泸定开始计算路程，到达他们的第一个基地墨脱也是三千里的行程，并且要穿越喜马拉雅山。
这么多的人、辎重需要的马匹、骆驼极多，至少过万，因此康南军的辎重队是个庞大的队伍。联省答应他们：从宜宾到墨脱的后勤补给运输由四川的第七师负责，以减少他们的负担。从墨脱起，再向南就是康南军自己的事情了，墨脱就是他们的后勤供应基地。
他们到达康南的第一年，粮食、布匹、工具、生活用品，总之，一切物资都要靠四川的供应补给，以后能自给到什么程度，全看他们自己努力了，预计的前景很好。
康南军有一个辎重连，一百多人，他们还管着一个运输队，大约三四百人。这就是康南第一营所属的加强辎重连。
加强的康南第一营的直属火炮连，拥有两个82迫击炮排，共有82迫击炮12门（一个班两门炮）。一个混编排拥有20直射炮两门、轻机枪两挺、五门掷弹筒。
受运输的限制，他们所有的重武器，必须是驮马可以运输的，因此，重炮、重机枪一概没有装备。
工兵兼舟桥一个连也是加强的，舟桥的装备携带不了，要到康南自行解决。通信一个连，拥有交换电话装备和三部无线电台以及数个光通信大锅，此外赵率教的官邸还拥有一部无线电台，通信能力极大的加强了。
康南军的服装没有沿用国防军的军服，而是以国防军制式的鸳鸯战袄为主，其原因第一是要区别于正规军，其二，高海拔地区的日温差大，长衣服更暖和。康南军的临时营，干脆就直接穿上了藏袍。因为赵率教有意的在西康省招募了不少的藏族士兵，这些人基本是刚解放的农奴，忠诚度高，战斗力强，他的临时营中藏族士兵占了半数以上，穿藏袍就是必然的了，当然他们的藏袍也是军用被服厂设计缝制的，是统一的军装，不是藏民个人的藏袍。
藏袍的长度到达膝盖，很宽大，砸腰带，质地为兽皮罩布面，早晚气温低的时候，穿上很暖和，日间气温升高了，就退下一个臂膀，正午炎热时，两个袖子全脱下来，用袖子砸在腰间。它是高原气候的产物。
旧时代藏民的服装（藏袍）、佩戴的饰物、藏刀都是很讲究的，有一个说法：藏族人的私人财产都在身上，就算把帐篷烧掉了，家毁了，也没有关系，只要藏袍穿在身上，大部分私人财物就带走了。
他们临时营的人数远远的多于正规营的士兵，所以康南军一出动，远远的看去就是一支藏族人的队伍。
康南军第一营是骑马的龙骑兵，而它的临时营却是地地道道的骑兵。武器是三眼铳和马刀，缺少的只是重装备。
康南省能有多大的作为呢？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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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万化进爵一等公是六月的事情，按说对于朱万化的吹捧、抬轿子也应该告一段落了，舆论的主力中华日报上大块的吹捧文章已经没有了，常规的宣传中虽说免不了经常提及朱万化，大多都是新闻性的，督军大人的一举一动都经常上报纸，但是这些文章构不成抬轿子的风潮。
出人意外的是，在崇祯九年底，直隶（原南直隶、即江苏）的苏州却是异军突起，先后出现了围绕着朱万化的著书立说风潮，什么“朱国公言”、“朱公说”、“如若文集”都出来了。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钱谦益署名的著作“朱公论政”了。
钱谦益自从崇祯初年被温体仁、周延儒排挤出京，就已经在家乡住了多年，这种风流文人是闲不住的，除了聚会友人，搞一些诗词歌赋，招妓喝花酒之类的风骚文雅之事，他们还搞起了书院、论坛，评说政治。
钱谦益是晚期的东林党领袖，东林党在魏忠贤的时期被严重打压，损失很大，一度销声匿迹。崇祯登基后剿灭了魏忠贤及其党羽，也为东林党恢复了名誉，此时正是东林党的恢复时期，因此东林党日渐活跃。钱谦益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把朱万化抬出来研究或者说吹捧的。
东林党兴起的原因就是文人士大夫阶层对于社会政治不满，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
有分歧就有争斗，并逐渐演变成明末激烈的党争，这种局面形成之后，在党同伐异的斗争中就逐渐的变了味道，成了因人而争，因党而争，不是因事而争了，成了彻底的朋党混战。
此时的东林党正在急待恢复，是拼命的聚集党徒，扩大影响之时，朱万化的一系列作为正好合了他们的口味。
东林党的所有作为都停留在议论、党争上，没有做过一件实事。而朱万化没有参与任何党争，做的都是实际的事物，他的言论也是各种实践中的指示、命令和对于命令的解释。就是说：东林党务虚，朱万化务实，他们的虚实界限很分明，客观上成了互补的两股势力。
从理论上说，朱万化所做的一切，东林党人最容易接受，其绝大部分主张他们是重合的。对于朱万化主张的宪政中的几个核心政策中有一些他们就曾经主张过，比如减租减息，降低农民的负担，与民休息的政策。有一些因为牵涉到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没有主张过，或者只是个别人主张，并非东林党的主流，如官绅一体纳粮的政策。但是，在朱万化的实践中，他们看到了效果，限制了士绅的利益，并没有剥夺士绅的利益，他们也是可以赞同的。对于以议会为核心的政权架构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政权限制了皇帝的权利，一批忠君臣子不好接受。但是他们也不会像皇帝、皇族那样激烈的反抗，有一些激进的东林党人也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有圣人“社稷为重君为轻”的圣言摆在那里吗？道理完全可以讲通。搞一个议会，天下之事百姓说了算数有什么不好？何况东林党人完全可以参加议会，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自己有了说话的地方，不是很好嘛？
朱万化可不是一般的士绅，也不是党人，而是手握军政大权的督军，执掌着半个天下。东林党人鼓吹朱万化的学说，做的再好，再卖力气，他们也是配角、吹鼓手、抬轿子的轿夫！绝不会像旧的东林党那样，成为领袖，对此他们应该是清楚的。所以钱谦益之流的做法，就有了卖身投靠的意味了。
对于东林党人的投靠，朱万化认账吗？且听下回分解。
………第437章完………
第438章：朱万化主义（）
钱谦益是个公认的功底深厚的学子，他写出来的“朱公论政”也是文采飞扬，有理有据，头头是道，条目清晰。以朱万化的言行为依据，从土地、社会财富、民生、农工商各业这些基层的经济论述，直到国家之事，民为重君为轻，以及议会、宪政等等都是全面的论述。他还对联省范围的各种治理给予评论，对于“朱公”大加颂扬。
仅以铁路为例，他不但列出促成铁路从无到有的朱公的业绩，还对铁路在国民运输中的重大作用给予分析，还具体的分析朱公规划的青西铁路对于天下的益处，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如何发挥巨大的作用都说的很清楚明白。
钱谦益洋洋洒洒的数万言，奠定了朱万化前无古人的高大圣人形象。无异于古代树立一个什么“子”，现代树立一个什么“主义”的作用，不妨叫做“朱万化主义”吧！
在明代，信息的传播速度远达不到现代的高速度，东林党人著书立说的信息还是由中华日报传递过来的。其缘由就是钱谦益要求在中华日报连载他的著作“朱公论政”，并且是他本人来到青岛，带来了文稿，当面交涉。
中华日报报社原址在威海的刘公岛上，当时设在哪里是为了安全和交通便利。现在的形势变化了，在青岛同样安全，并且由于铁路的修建，青岛的海路交通均便利，为了报纸快速发行的要求，报社于崇祯九年夏季，迁移到了青岛。报社的迁移定然是要登报的，不然作者如何与报社联系？所以钱谦益也是知道的，他就径直来到了青岛。
钱谦益对于联省的了解认识全靠报纸上的信息，这一次他亲自到了青岛，借此之便他也游历了不少地方，无论是火车轮船的交通便利，还是灾荒年中不但没有萧条，反而农工商市面更繁荣，所有的这些都更直观的加深了他的印象。具体内容我们就不表述了。
钱谦益的文章非同一般，直接论述督军宪国公的言行，报社是不敢造次的。于是连同文稿就上报到了联省的礼房（新闻、宣传之事归礼房管），然后就逐级的呈报到了督军府。
如果不是这个过程，朱万化或许还要晚几个月得知东林党人的这一动向。
在朱万化的书房里，朱大典、朱万化父子议论的就是这一话题。他们父子见面越来越容易了，他们的书房里有直通的专线电话，因此，随时可以说话、见面，会面的地点可能在督军府，也可能在大都督府，偶尔的也在朱家巷的国公府。这几处距离都不远，步行也没有几步路。
书房的八仙桌上摆放着一盘切开的西瓜，父子二人一边吃着西瓜，一边谈话。
现在是数九寒冬，竟然有西瓜吃！这完全得益于温室技术的推广。开封是联省衙门的所带地，达官贵人、富庶的人家自然不少。冬天的西瓜必然是高价的奢侈品，在开封城却不愁销路，做温室种植的定是大发其财了。
朱万化说道：“父亲，这个钱谦益也有意思，我说过的话多数还是日常的白话，很少几句文言，典故也不多。到了他的笔下，就成了出口成章的学问家了，四六骈文也不少，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