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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下五千年-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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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使我势力松散瓦解,熟视不轨之徒而无可奈何。继此,蜀也反叛,吴也反叛,其他没有反叛的,也是看着时势或上或下,无可信任。自元和至今二十九年之间,收得蜀、吴、蔡、齐各地郡县约二百馀城,所未收复的只有山东一百城而已。土地户口,财物兵甲,和往年相比,岂不绰绰有馀?也足以自为平治了。法令制度,规格条例,果真能自治?贤才与奸恶,选拔和舍弃,果真能自治?屏障戍守,车马兵器,果真能自治?闾里田间,仓库财税,果真能自治?如果不能真正自治,便是助寇为寇。周围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又有天下暗中为助,那么应如何取得?所以说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在山东各地中分量最重,在河南各地中也最重。魏在山东,之所以最重,以其能遮住赵,既不可越过魏去取得赵,又不可越过赵去取得燕。所以燕、赵常借重于魏,魏则常控制燕、赵的命脉。所以说魏在山东最重要。黎阳(今河南浚县)距白马津三十里,新乡(今属河南)距盟津一百五十里,屏障堡垒遥相对望,朝驾车而暮可战,这两个津口,如果敌人能击溃其一,那么要杀入成皋(今河南汜水),不需数日,便能到达,所以魏对于河南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元和中,统天下大军以诛讨蔡州和齐州的叛贼,停了五年,山东之所以没有忧患,是因为取得了魏地。昨者诛伐沧州(今河北沧县),停兵三年,没有山东的忧患,也是因为取得了魏地。长庆初年诛伐赵,一日五路诸侯四面出击尽皆溃散,因为失去魏地。昨日诛伐赵,疲惫如长庆之时,也是因为失去魏地。所以河南、山东的轻重关键在魏。不是因为魏之强大才显得重要,而是地理形势使之显得重要。所以收取魏地为中策。最下策是轻率出战,不审察地理形势,不审察攻守战略。兵多粮多,驱赶人去作战,便于防守;兵少粮少,人不驱而能自奋而战,利于战。所以我方常失于战,而贼虏常困于守。山东叛变将近三五世,后生所见到的言语和举止,无不是叛变之态,长久为此,便以如事理正该为此,深刻入于骨髓,没有以为非的,甚至有围城危急,粮食用尽,吃尸体以维持生命继续战斗。以此为风俗,岂可同他决胜负?十馀年来,共三次收复赵地,赵粮食用尽,即将攻下,而郗士美兵败,赵又振作起来;杜叔良兵败,赵又振兴起来;李听兵败,赵又兴起。所以说不审察攻守战略,轻率作战,是最下策。

    杜牧历任左补阙、史馆修撰,又改膳部员外郎。宰相李德裕素来欣赏他的奇才。会昌(841—846年)中,黠戛斯击破回鹘,回鹘部落溃败转入沙漠之南,杜牧劝李德裕乘势收取,认为:“两汉征伐北虏,常因秋冬之时,正当匈奴劲弓折胶,生马停乳,和他们相较量,所以败多胜少。今如果在仲夏之时,发幽州、并州之兵及酒泉之兵,出其不意,一举成功,则回鹘无馀类了。”李德裕认为这主意好。正巧刘稹抗拒朝廷之命,下诏让诸镇征讨他,杜牧又写信给李德裕,认为“河阳距西北天井关百里有馀,用一万人筑垒,堵塞其关口,深沟壁垒,不要与之作战。成德军世代与昭义军为敌,王元逵想一雪其耻而自奋起,然而不能长驱直捣上党,其必定可取的在西面。如今若以忠武军和武宁军两军加青州精兵五千、宣润弓弩手二千,取道绛州而入,不用数月工夫,必定倾覆贼巢。昭义军的粮食,都仰给于山东,日常节度使则留食于邢州,山西兵少力单,可乘虚袭取。所以听说兵贵拙而速,未见兵之巧而久啊。”不久,泽潞平定,其经过大略如杜牧所献之策。他又历黄州(今湖北黄冈)、池州(今安徽贵池)、睦州(今浙江遂安)三州刺史,入朝为司勋员外郎,并常兼史职。后改任吏部,又乞请为湖州(今属浙江)刺史。越年,杜牧以考功郎中知制诰,迁为中书舍人。

    杜牧刚直有奇节,不谨小慎微,敢纵论大事,指摘陈述各种利弊尤其切中肯綮。少时同李甘、李中敏、宋邧友善,他之博古通今,善于处理成败,李甘等人都不及他。杜牧也因为疏直,于时没有援助的。从兄杜悰历任将相,而杜牧困顿不能自振,常怏怏不乐。卒年五十。初时,杜牧梦有人告诉他说:“你应取名毕。”又梦见写“皎皎白驹”四字,有人说“这是过隙”。不久,炊器瓦甄被火烧裂,杜牧说:“这是不祥之兆!”于是自己写了一篇墓志,并将平时所写的文章尽行焚烧。

    杜牧是晚唐卓有成就的诗人,情致豪迈,人们称他为“小杜”,以区别于杜甫。为我们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

    元和中兴

    安史之乱平定后,中央权力日益衰落,形成藩镇与中央抗衡的局面,一些强大的藩镇拥有重兵,自任将吏,不纳贡赋。肃、代两朝的姑息,造成严重的后果,德宗时的四王二帝之乱,充分显示了藩镇的跋扈,顺宗时曾利用王叔文等人锐意改革,以图振作,也未取得成功。宪宗即位之初,面临的是各种矛盾交错发展的,危机严重的局面,宪宗注意吸取前代的经验教训,抓住有利条件,立志削藩,于是出现了一段中兴局面。

    元和元年(806年),针对方镇帅守除授不由中央及不入谢、不朝觐的现象重申法令,令诸镇入阁拜谢。与此同时,乘机更换方镇帅守,以防帅守久居一地,发展地方势力,当时被更换的帅守三十镇,不仅有东、西南地区的帅守,也有西北及中原的方镇,从而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朝廷的易镇措施遭到了一些方镇的抵制,西川刘辟拒不受征入朝,并出兵侵扰它镇。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入朝后,其甥杨惠琳自为帅守,拒绝朝廷任命的节度使入境。浙西的李锜起初佯求入朝,既而又拒绝入觐。在方镇帅守纷纷入朝易镇的形势下,昭义的卢从史、忠武的刘昌裔、宣武的弘等中原方镇却保持静默观望态度,而河南、河北的强藩更倚仗地理、军事和财政的优势,维持割据状态,不为朝廷法令所动。所以中央要想重振朝廷威望,必须改变贞元以来害怕藩镇生事而一味姑息的态度,实行武力削藩。宪宗根据各方镇与中央政治、军事、经济关系以及势力对比优劣的差异采取了不同的对策。

    永贞元年(805年)八月,西川节帅韦皋死,留后刘辟让诸将上表请求继任,朝廷不许,派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袁滋为西川节度使,征辟为给事中,刘辟拒不受征;阻兵自守,朝廷不得已,想用妥协的办法换取暂时的安定,遂以刘辟为西川节度使,知节度事。刘辟并不满足,在要求兼领三川遭到拒绝以后,发兵围攻东川节度使李康,企图以武力达到割据三川的目的。在宰相杜黄裳的坚持和策划下,宪宗下诏讨辟,以崇宗文领兵。伐蜀战争进行了八个月,刘辟兵被俘。在刘辟发动叛乱的时候,夏绥节度使韩全义以出征无功、骄蹇不逊被责令入朝,以李演为夏绥节度使。杨惠琳据城对抗,请继其舅全义为节度使。朝廷诏发河东、天德兵平定叛乱,不久,杨惠琳为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所杀。

    西川、夏绥两镇是关系边镇安危,以至长安安危的重要军事重地,西川一向担负着“抚蛮夷”、“殿邦国”的重任,是“宰相回翔之地”,夏绥也是防范西北边镇的要镇。在贞元朝的姑息下,西北边镇兵士动乱擅自废立节帅的事多有发生,说明对西北控制的松弛。宪宗首先对西川、夏绥用兵,正是考虑到两镇的军事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考虑到西北边镇上有神策军监制,西川也非反侧之地,对两镇反叛的兵力中央有胜利的把握,所以,首战两镇并大告成功。

    朝廷平定夏、蜀之后,藩镇气焰开始收敛,纷纷要求入朝。元和二年(807年),镇海节帅李锜也感到不安,迫于形势要求入朝,但并无诚意,不久阴谋败露,遂发生叛乱。宪宗以淮南节度使王锷为诸道行营兵以招讨处置使统领淮南、宣歙等道之兵进讨。李锜以宣州富饶,想首先攻取,派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将兵三千袭击。三人与牙将裴行立同谋倒戈,李锜被械送长安处死。李锜的平定,使东南财赋重地获得安定,中央的财赋来源得到了保证,在以后平定淮西的战争中,浙西殷富的财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淮西是浙西平定后的下一个讨伐目标,虽然有一些方镇入朝,受制于中央,但河南、河北诸镇以及宣武、昭义、忠武等少数帅守仍保持独立的状态,削藩如不指向这些强藩,势必无法解除朝廷的腹心之疾。为了对付强藩,宪宗决意讨伐淮西。淮西与中央的对抗在李希烈时已经开始,李希烈参与卢龙、成德、魏博、淄青四镇叛乱,自称禁帝。李希烈死后,吴少诚继为节度使,派兵袭击唐州、许州,德宗合兵进讨,屡次战败。元和四年(809年)吴少诚死,吴少阳自为留后,后受命为节度使。九年,少阳卒,其子吴元济自己封为总兵,把朝庭所派敕使排斥在外,发兵四出侵掠。朝廷以淮西擅自继袭,肆行寇掠之故下令征讨。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进讨。平淮西是元和中兴大业中关键性的一战,从元和九年到十二年,战争进行了四年,中央调动了全部人力和物力,战争比以往艰巨得多,淮西经过李希烈以后三十几年的经营,形成了一个拥有相当战斗力的武装集团。吴元济的叛乱,得到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的支持,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南北呼应,极力破坏并阻止朝廷的平乱。李师道在元和元年为节度使以后,表面归顺唐王朝,暗中却和河北诸镇相勾结,和王承宗上表请求赦免吴元济,遭到宪宗的拒绝以后,就发兵遣将,以助官军讨吴为名,派人在各地进行扰乱破坏活动,以行援助吴元济之实,如焚河阳转运院仓库,入京刺宰相武元衡,砍伤裴度,企图打南主战派。宪宗支持以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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