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英拉萨条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俄两国为争夺中国的西藏而进行了激烈地争夺。英国要占领中国西藏，试图把英属印度和它在中国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联成一片。俄国就把侵占中国的西藏作为它实施“黄俄罗斯计划”的一个重要步骤。沙俄政府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宣称：“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伟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得满洲，把朝鲜归入我国，还想把西藏并入我国。”中国的西藏，成为英、俄两国谋求亚洲霸权的必争之地。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国借口边界纠纷挑起第一次武装入侵西藏的斗争，通过中英会议签订的藏印条约，占领西藏属部哲孟雄（今锡金）为其“保护国”和攫取开亚东为商埠的特权。印度总督寇松还曾企图抛开清朝政府而通过与西藏上层单独谈判，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当它的计划没能得逞后，便又用武力入侵西藏。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六月，英国驻哲孟雄的专员惠德带兵侵占了西藏的甲岗。第二年，英国派遣一支五百人的军队非法占据了西藏边境的干坝宗。与此同时，俄国也加紧向西藏扩张，施用“助藏抗英”、“保护”西藏、“西藏独立”等办法，以致十三世达赖投靠了沙俄，委派“西藏使团”前往俄国进行活动。此后，俄商和军队开始秘密进入西藏，英、俄争夺西藏的斗争更加尖锐化。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二月，英国趁俄国为在中国东北忙于准备通过日本作战之机，借口通商和边界问题，派遣以荣赫鹏为使节、麦克唐纳为军事指挥，带军万余人越过中印边界，先后偷越则利拉，攻占仁埋没冈，占领春丕。然后英军大举进犯江孜。十三世达赖逃离拉萨，经青海投到俄国，被清朝地方当局截留在库伦，后被沙俄间谍所控制。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十三日，英军占领拉萨。
当年九月七日，在拉萨布达拉宫，英军上校荣赫鹏以武力逼迫，西藏哲蚌、色拉、噶尔丹三大寺寺长罗生戛尔曾等人，在英方事先制定好的拉萨条约上非法签字画押。拉萨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有：开放江孜、噶大克、亚东为商埠，英国派驻官员；江孜、拉萨通道上的炮台和山寨一齐削平；向英国赔款55万英磅，三年偿还；第九款规定：西藏土地不得让卖租与他国；西藏一切事宜无论何国者不得干涉；无论何国皆不能派员或代理人进入藏境；铁路、道路、电线、矿产等项特权均不许外国享受；西藏进款、货物、钱币等不许给予外国抵押拨兑。这个条约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遭到全国各族人民首先是藏族人民的坚决反抗，清朝政府也不与承认，命令驻藏大臣有泰“切勿画押”，并指斥英国不应无视中国主权而径与西藏地方当局“立约”。但英国并不作罢，一再请求同清朝政府谈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初，清政府派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为钦差全权大臣，率参赞张荫棠、梁士诒等到印度谈判。唐绍仪指出所谓拉萨条约的签订是非法的，根本无效，应由中、英两国政府重新议定。英国代表不得不接受以重新议约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在谈判中，英方代表提出以所谓的“宗主权”问题，企图否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受到唐绍仪等严词驳斥。此次谈判双方接触十多次，毫无结果。转年四月，清政府再派唐绍仪等与英国驻华全权公使萨道义在北京继续谈判，并于四月二十七日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六款，将拉萨条约十款作为附约。新约虽然没能完全废除拉萨条约所规定的内容，但规定“英国国家允许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其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英国终于在事实上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底，英国侵入西藏的军队全部撤出。
界革命
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主办时务报时，在他著名的变法通议一文中，首次提出了革新的建议。他发现比之六经有通俗易懂的特点，所以提出革新内容，发挥的社会教育作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为蒙学报、演义报作序，又从外国中意识到的社会政治作用，认为是救国的最有效的工具。
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创刊清议报，在该报“规例”中，梁启超第一次提出“政治”这一新的概念，并亲自翻译日本柴四郎的佳人奇遇，以“政治”加以刊布。十一月在清议报上发表论文译印政治序，这是他提出界革命的前奏。文章进一步强调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认为应成为推动政治进步的重要力量，自觉地把革新与政治斗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第300章 清朝（54）（）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了两篇未完剧作（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进一步阐明创作戏曲的目的，务在“振国民精神”。经过这长期的理论酝酿和创作实践，于当年冬，在他主编的新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与群治之关系，正式揭开了界革命的序幕。该文就是他发起界革命的正式宣言。文章高呼“改良群治，必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始”。抓此关键，就能无往而不立，所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欲新道德，必新；欲新宗教，必新；欲新政治，必新；欲新风俗，必新；欲新学艺，必新；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他认为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除具有“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通俗性特点之外，还因为具有描写理想和反映现实的功用，以及具有“支配人道”的四种力，即熏、浸、刺、提，也就是具有对读者潜移默化的艺术感染力量。他视“为文学之最上乘”。认为既有“启迪民智”的知识意义，又有塑造人类灵魂的作用。梁启超还针对中国的现状和社会现状，抨击了旧和当时的创作。他认为当时社会上存在很多腐朽思想和黑暗现象，都是受旧影响的结果，即旧的不良影响是“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他批判了正统派文人轻视的错误观点，鼓动把的创作权从“华士坊贾”的手中夺过来，创作新，以达到为改良主义政治服务的目的。论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从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出发，对的社会作用、文学地位、艺术特点等都作了较系统地论述，提出了必须革新的强烈主张。
界革命的号召提出后，立即在文坛上发生了巨大的反响，掀起了一个规模大、声势强的改良运动。自此，一向受歧视的在清末声价百倍，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首先，以刊登为主的杂志，自新后大量出现，为新建立了阵地；家和新作品如雨后春笋；内容从封建思想束缚下摆脱出来，而以改良群治为主旨。新以绝对优势取代了才子佳人、狭邪等旧的统治地位。新创和新译以其崭新的内容强烈地吸引着读者，风行于社会。其次，随着新创作的繁荣，在理论批评、考证、研究方面，也由于梁启超的倡导和影响，有了空前的发展而极一时之盛。第三，由于对作用的强调和与政治密切关系的认识，大大提高了的地位。界革命还有力地促进了清末文学通俗化运动的发展，推动了文言向白话过渡的进程。总之，界革命给文坛带来的积极影响和梁启超所做出的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比如，偏重强调的内容而忽视了的艺术性，使许多作品囿于政治说教。又如，过分地夸大了的地位和作用，甚至说是“国民之魂”。这种至上观贬低了政治斗争的意义。再如，他片面夸大中国的消极作用，认为都“不出海盗海淫两端”而一概予以否定，从而落入崇外贬内的民族虚无主义中。
中国同盟会成立
二十世纪初，各种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纷纷建立起来。这些革命小团体，大多都互不联合，各自为政，缺乏明确而完备的纲领，没有严密的组织。为了便于“召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完成革命任务，革命党人已经意识到必须将这些分散的、带有地方性的革命力量尽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组织。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夏，孙中山由欧洲前往日本。这时的日本东京，已成为中国留日学生从事反清斗争的活动中心，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的一些领导和骨干分子，如黄兴、刘揆一、宋教仁、陈天华等，也先后来到这里。
同盟会革命纲领七月十九日，孙中山到达日本后，经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认识了华兴会领袖黄兴。孙中山建议兴中会与华兴会联合，共同致力革命，对此黄兴欣然应允。孙中山又约华兴会的重要骨干宋教仁、陈天华在20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会面。会见时，孙中山着重强调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的重要性，指出：“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而不相联络，各自起事，单独行动，“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
经过孙中山的积极活动，他所提出的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设想，得到了在日本的各革命小团体中大多数人的同意。
三十日，孙中山和黄兴派人分头邀请各省有志革命的留日学生，到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内田良平的住宅，召开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筹备会。到会的有孙中山、黄兴、张继、陈天华、宋教仁、冯自由、居正、胡毅生、曹亚伯、朱执信、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七十余人，包括除甘肃在外的国内十七个省的留学生。会上，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并用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演讲革命的道理、革命的形势和革命的方法。接着黄兴等也相继发表演说，说明革命后如何普及教育，如何振兴实业，如何整理内政，如何修睦外交。他们的演讲得到与会者的赞同。在讨论统一后的革命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