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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德列举了许多由于“负责人”即所有者把公司管理工作交给领薪金的管理人员负责而使企业遭受失败的例子。这些管理人员常常是不忠诚、逃避责任和嗜好酗酒的，而由于他们管理不当使许多早期的企业主建立了一种“包工”制，以努力保证进行控制。企业主为各种需要完成的任务确定出承包价格，并让接受包工的管理人员支付他们工人的工资，采购他们自己的原料，并承担工厂的各种风险。①转包商为了保证能获得利润―承包价格和费用之间的差额―就要努力降低成本，因此这种办法具有一种重要的刺激因素，而这种因素在非间接承包的工厂劳动制度下是没有的。包工可以使企业主拥有控制权，给承包商带来动力，同时又不需要企业主进行直接监督。当然，在实践中这种方法也有一些不利之处。承包商常常为强调短期的收益，而损害工人的安全，同时这种做法常常导致矿山生产条件和设备维修工作的恶化。为了提高产量或增加工人的劳动强度，常对工人进行辱骂和采取一些十分残酷的管理方法，而这些做法经常会造成不满和骚乱。但是，早期的许多管理人员仍然采用这种做法，而不去直接监督大规模的生产。
①见前引波拉德一书，第19—23页。
早期企业家试图通过在工作中摸索出的经验来解决管理工厂和劳动力的问题。强调技术而不强调管理这种倾向大概是因为技术还很原始，以及为了保持竞争和使新的发明发挥作用的压力造成的。管理被看成是局部性的问题，不需要普遍推广。人们把能否成功归因于管理人员的个人品质，而不是把成败归因于他们是否掌握了更为广泛的管理原则。认为管理是一种个人的艺术，不是一种学科；仅是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是特殊性问题，而不是普遍性问题。
当时有些人是在试图填补管理知识上的这种空白。在第四章中，我们将讨论他们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但是，首先应让我们了解一下工业革命的文化影响。
工业革命的文化影响这场革命不仅是技术革命，而且也是一场文化革命。新机器、新工厂以及新城市动摇了人们的以旧传统为基础的根基，并要求人们加入新时代的行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对工业化前的农业生活持一种理想化的看法。提出批评的人指责资本主义及其产物－市场和工厂制度―使人民失去了平等和自由的黄金时代。更具体地说，他们批评说，人民成了资本拥有者的奴隶，人们几乎成为生活市场上的商品，资本家剥削童工和女工，而且认为工业化带来了贫穷、城市化、污染和其他许多社会弊病。现在让我们研究一下某些这类批评，并设法对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这个新时代的文化影响取得一个正确的看法。
工人的条件经济学在十九世纪初博得了“沉闷科学”的浑号。托马斯·马尔萨斯提出他的著名的“人口论”来反对亚当·斯密的乐观主义和自由经济学。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将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粮食产量最多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生活资料对人口起着限制作用，而群众的生殖总将超过生活资料的水平，因而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无法得到改善。政府对穷人的救济只会刺激人口的增长，促使粮价上涨，而穷人的境地也就不会好转。马尔萨斯提出了一个唯一的解决办法（他对它的结果不是很乐观的），那就是限制劳动力的补充以及鼓励群众自我节制生育。①他的办法是一种对人民的绝望的看法，人们只不过被看成是生活市场上的商品，而且基本上是没有力量来改变他们的逆境的。大卫·李嘉图看来同样也不是很乐观的；他的“工资的铁的法则”认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实际工资总是倾向于稳定在某种最低水平上，使工人刚刚能够维持生计。②“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例如罗伯特·欧文认为，人民对他们的环境是无能为力的，他希望以一种公社的生活来取代市场的利己主义。这些乌托邦主义者在著作中没有谈到必须使用暴力，但是他们认为，通过著书和树立榜样是能够实现变革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提出了相反的论点，他们鼓吹必须使用暴力，认为暴力是历史的助产婆。他们认为，因为人民没有权，因为工厂主的剥削使工人只能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所以工人必须联合起来打碎他们身上的枷锁。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主要是政治性的论文，而不是经济分析著作，但是它们的确反映了当时经济学家对世界所持的忧郁的看法。
①约翰·弗雷德·贝尔；《经济思想史》，第二版，纽约：罗纳德出版公司，1967年，第180—186页。
②出处同上书，第221页。
人民是否是无能为力的以及因受资本主义剥削而处于贫穷线上呢？群众维持在最低的生活水平，这并不是新出现的现象；在这之前的大约一千多年的历史上，他们基本上也是处于这样的境地的，只不过他们那时是受封建地主束缚的农民。工业革命并没有造成贫穷；它只是继承了贫穷。资本主义的兴起使人民可以利用减轻劳动强度的机器而摆脱繁重的劳动，使工人能提高生产以及使他们能付出较少的劳动而获得较多的报酬。①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工人受工厂主剥削的观点是很难令人同意的，其原因基本上有两个：第一，劳动力严重不足，管理人员因而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们的工人；第二，工人的实际工资从1790年到1830年逐步增加，工人的生活有了改善，“远远高于仅仅能维持生计的水平”。②对于那些愿意进工厂并学习新技术的工人，新机器和新方法将使他们能生产得更多和增加工资；反过来工业效率提高后，商品价格随之下跌，使实际工资又有所提高。随着越来越多地运用奖励工资计划，人们对更好的经济收益有了希望。工人们不再象农民那样向封建地主交纳农业什一税，因此他们通过努力就能提高自己的生活。另外，工资的提高也很有可能减轻工厂劳动的负担和解决劳动力供应不足的问题。人民是无能为力的吗？他们是受新的企业主剥削的商品吗？他们没有力量，看来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愿接受工厂的新的纪律；关于指责把工人当作商品这一点，当时的任何一位雇主都不会认为，他们能随心所欲地购买和出售劳动力。
①弗里德里奇·A·哈耶克：《历史和政治》。见哈耶克主编的《资本主义和历史学家》，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4年，第15…16页。
②T·S·艾什顿：《英国工人生活的水平》，见哈耶克一书第158页。
童工和女工童工和女工不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家庭生产制要求每一个成员都得参加劳动，封建主义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基础上的。一位权威说，在比工厂制度前很久的家庭生产制下，童工的处境是最坏的。①在许多工厂中，75％以上的劳动力都是童工和女工。但是，人们怀疑雇主从童工身上能得到什么利润，因为用在童工身上的费用常常多于它生产的东西。②雇主们是宁愿雇佣成熟、稳定的成年工人的，但是这种工人很少，难以招雇。在英国，人们对雇佣童工的做法十分关注，因此议会曾进行过两次有名的调查：第一次是在1819年，在罗伯特·欧文指导下，由罗伯特·皮尔―他自己在他的工厂中也大量雇佣童工―主持进行的；另一次是在1832年由萨德勒委员会进行的调查。这两个调查委员会听取了广泛和详细的证词。③儿童常常在五岁就开始劳动，而且有时在工厂一天要劳动十四个小时。这种做法很普遍，在棉纺厂、羊毛厂、麻织厂和丝织厂都可以见到，当时存在的有关童工的法律没有规定具体实施的方法。证人在证词中叙述了有关劳动时间（长）、工资（低）、工作条件（经常极差）和处罚方法（常常很严厉）等方面的情况。有一位证人作证说，童工们时常在劳动时就睡着了，监工就抓住孩子的腿，把他的头浸到水桶中，让他清醒一下。
①见前引R·沃特利·索克·奉勒一书，第402页。
②斯坦利·D·查普曼：《早期的工厂主》，第171页。
③摘录见E·罗伊斯顿·派克：《艰难时代：工业革命的人事文件》，纽约，普雷格出版书局，1966年，尤其是第100—218页。
妇女进厂劳动是为了挣工资买嫁妆、寻找嫁人的机会，或者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而不得不到工厂来劳动，她们的处境有时也好不了多少。芒图认为，早期的企业主是：……专横、冷酷无情、有时甚至是残忍的，他们占有的欲望和贪婪无厌就象暴发户一样是无止境的。他们酗酒和不尊重女工是出了名的。他们为新获得的财富而自傲，他们过着豪华的生活，他们拥有男仆、马车和在城乡中的豪华的住宅。①①保罗·J·芒图：《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由马乔里·弗农译，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28年，第397页。③①见W·D·亨得森著：《J·C·费希尔及其撰写的工业化英国的日记，1814—1851》，纽约，奥古斯塔·凯利公司，1966年，第57页。当然就象任何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