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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也愿使别人看到。不但仅是看到，他还承认人类的缺欠；于是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再往大处一想，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于是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
批评过敏，主张容人，反对刺激、牢骚、伤感，由人间的缺欠，看出事事可笑，进而承认人类的人人可笑，这样的幽默深奥论，距林语堂或鲁迅，孰远孰近，当一目了然，若给鲁迅“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这一批评作个注脚，这岂不是非常合适的材料。庄钟庆先生对论语派中的老舍何以视而不见？想来是为贤者讳。庄先生的《前言》，虽力求公正评价论语派，呼吁“不应抹煞它曾有的一些积极作用”，但又无法否认它是一个“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的文学流派”，“将会被时代、被人民大众所抛弃！”将这么一个流派与取得卓越成就的、杰出的作家老舍相连，可能庄先生以为有损老舍形象；也就于心不忍。不忍之中，便失去了秉笔直书的史家传统。历史毕竟是历史，讳是讳不住的。不讳，正视论语派那段文学生涯，老舍依旧杰出，依旧在文学史上成就辉煌。
我又想到另一位与论语派干系不浅的郁达夫。一般人的印象，郁达夫多义愤而少幽默，文风似与论语派甚远，连老舍都不认帐的《论语派作品选》自然更不认郁达夫了。然而要说与论语派的往来，郁达夫比老舍资格更老，《论语》创办伊始的长期撰稿员中已有郁达夫。与老舍一样，也不只是挂挂名，还曾一度当了它的编辑（第85—105期）；从《论语》到《人世间》《宇宙风》不时见到他的文字。名篇《钓台的春昼》《北平的四季》即此时的作品。《论语》编过“西洋幽默专号”和“中国幽默专号”，两期都有郁达夫文章。大凡论语派圈内作家，无不谈论几句幽默，郁达夫概不例外，他的《MABIE幽默论抄》，借洋人之口，进而发挥道：最深的幽默，决不含破坏，讥刺，伤人之意。……
幽默在这根本的意义上，就是人生的颠倒与对称的感知。从人生的理论观点看来，这对称是悲剧的，从自由扩大的信念原意，通过想象来看，这对称却是富于幽默的。小孩子们因为不懂事物相关的限界与重要而有时会得到痛苦的经验，由成人看来，这些经验原是很可笑的；从神通的观点来看人生，也免不了有同样的幽默分子存在在人生之中。以有不灭的灵魂的人类，而去经商营贩，搬弄些即灭的事物，更营营于衣食，而亟亟欲保此灵魂的外壳，必灭的躯体，岂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幽默之源，就在这人类不灭的灵魂与必灭的物质关系的对称矛盾之上。……
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对称，便是人生的幽默之源，唯达观者，有信念者，远视者，统观全体者，得从人生苦与世界苦里得到安心立命的把握，而暂时有一避难之所。……
郁达夫的表述，虽比老舍略具理论色彩，但见解似出一辙。
《人间世》发刊词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于是授人以不见宇宙只见苍蝇的笑柄，郁达夫则故意为自己的一组短文取题曰《苍蝇脚上的毫毛》，后来又有一组《毫毛三根》，并解题道：“此地的用这一个题目，意思是在表明微之又微，以至极微的代替形容词。”其声援林语堂的意思不言而喻。本来郁达夫与鲁迅私交甚笃，亦属慷慨之士，但那两年郁达夫受了当局胁迫加上政治以外的原因；未听从鲁迅劝阻而避居杭州，徜徉湖畔。以这时的心境，与林语堂同气相求，亦不足为怪。然而郁达夫气质与老舍有别，纵然轧幽默的热闹，毕竟义愤多于幽默。就说《苍蝇脚上的毫毛》，根根毫毛无异于讥刺。其中一则《出气店》，说巴黎有一种商店，专备精美细脆的器皿，标上价目，旁边摆着一根铁杖，任有气的顾客来敲击宣泄，生意兴隆。读到这里自然忍俊不禁。不料笔锋一转：“英美的大都，据说这一种店是没有的，大约因为言论比较自由，大家都在纸上做文章了，所以可以省去一种特别的营业。中国则更加自由了，妇女们受了气，可以上野外去号哭，叫化子受了气可以沿路而骂街；而且农村破产，国民经济枯完，这种店当然是开不得发的。”笔锋所向，虽无宇宙之大，却决非苍蝇之微。文中又语涉《论语》仿此种商店而成功，我就想，鲁迅关于论语派有闷气的说法莫不即由此文而来。
视郁达夫为论语派圈外，不止是庄钟庆先生，学术界一般皆作如是观。凭心而论，郁氏文字确算不得论语派的正宗。检阅《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经常撰稿的作家中，笔旨文风较郁达夫去论语派更远的为数不少，如虽闲适而不很幽默的俞平伯，虽幽默却并不闲适的风子（唐？），还有既不幽默也不闲适的一批。若不回避这个事实的话，论语派就不一定是学者们通常所得的那个单一的印象。印象的单一，显然来之于鲁迅对它的尖锐批评。这里无意责怪鲁迅。当林语堂宣扬“欲求幽默，必先有深远之心境，而带一点我佛慈悲之念头，然后文章火气不太盛，读者得淡然之味”。鲁迅能不予以批评吗？能怪鲁迅的批评吗？这是战士的鲁迅不失其战斗姿态的必然所为。但是，这种批评只是就事论事，就其一点，并未涉整体的功过是非。林语堂一面不遗余力地鼓吹幽默小品，一面又在编刊实践中兼收并容，“有性灵，有骨气，有见解，有闲适气味者必录之（《与陶亢德书》）。所以，在论语派的刊物上，还能读到不少左翼、激进作家有骨气的文章，如阿英、聂绀弩（宜生）、郭沫若、茅盾，连鲁迅自己也写过几回，其一是有名的《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孔夫子有胃病》。可见，论语派虽高标幽默的旗帜，其实它的文学实践不是那么单一的。今日学者不宜囿于昔日鲁迅的批评，当以客观态度全面考察其功过是非。庄钟庆先生在《论语派作品选》前言里说它“即使鼓噪一时，也是要沉沦下去”，怕未必恰当。眼下报刊上的随笔小品，未必不见论语派幽灵的游荡。当然，实事求是地评价论语派大不易。要埋首故纸堆，面对众多作家的大量文本，这需多大精力！当然还需面对事实的精神。我相信庄钟庆先生是通读过论语派刊物的，而这本《论语派作品选》虽在评价论语派上前进了一步，仍不免留下令人惋惜的缺憾。
附记：写完文章，知道上海书店出版社于年初出了一套“《论语》选萃”，按体裁分小说、散文、随笔、韵文、杂文、小品、谐文、特写、札记、译文各一卷，计十个专集。我所见的散文、杂文、小品、随笔等卷，其选法与《论语派作品选》迥异。不仅无涉《宇宙风》《人间世》，而且也不顾及作家，唯作品是论耳。凡或一可取，尽数收入。仅杂文卷一册，入选作者多达七十余位，但《论语派作品选》中仅林语堂、邵洵美、徐？、姚颖四人有文。其好处在于直视历史，辑存了一份有价值的资料，有助于今日读者走近《论语》，所欠是缺少学术梳理，因为没有着眼于流派，所以，要从这十卷专集中求得论语派鲜明形象，那是很困难的。
求教于雷池月先生
？ 牧 惠
说长论短
雷池月先生在《书屋》发表文章《误读和歧义》，指出我那篇《未必都是洪承畴》没有读懂他那篇《苏俄情结中反映的人格现象》（我读的是《东方文化》1996年第一线期而非《书屋》上的文章，特此声明）。既然作者指出我“误读”，恐怕多半确是误读了。我确是个很迟钝的人。
雷先生说，他那篇文章“都有具体的指向”，而我却忽略了，竟以为他在“打击一大片”。为了帮助我读懂，他在第二篇文章讲得更清楚了：一、日丹诺夫有功有过，不得“一而再、再而三地咒骂”；二、“日丹诺夫这种人，即使应该受到批判，也要看是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由什么人来批”。在中国，如果要批判日丹诺夫，“也该让那些没有做过‘光明梦’的人来担纲主演”。
于是，我的困惑（即有可能误读之处）来了：
骂一个有功的人，“骂一个死人，骂一个自己曾经顶礼膜拜的倒了台的死人，无论有多私正当的理由，也会令人觉得不是味道”。对于这一说，我的困惑是：这是不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如果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个倒了台的死人，我们也曾被教导说他是个应当“顶礼膜拜”的法家，那么，是不是就不得批判？斯大林又如何？他的功比日丹诺夫大（顺便指出一个其实无关重要但雷池月先生却认为非常重要的细节，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真正组织者第二书记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先斯基，此二人在一九五0年斯大林所制造的“列宁格勒事件”中被处决），我们更顶礼膜拜过（1953年斯大林逝世，我们不少人曾掉过眼泪），岂不是更碰不得，谁碰了就有可能是洪承畴吗？扩而言之，“四人帮”其中三人已成死人，余一人的政治生命也可以说“死掉了”，他们当中一些人（更休说林彪）也不是没过一点功，那些曾经顶礼膜拜过他们的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如果今天来个反弋一击，狠揭深批他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我看应当叫声好得很而不能指他们为洪承畴吧？可惜的是，这种反弋一击太少太少，反而是王力之流在为自己评功摆好。
批判是不是等于咒骂？记得鲁迅说过，指着良家妇女说她是婊子，是骂；指着婊子说她是婊子，就不属骂。“咒骂”同“批判”确曾被混淆过，最拔尖的是“四人帮”之流的“大批判”。因此，说某某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咒骂日丹诺夫”而不具体指出是张三还是李四，不具体指出他如何咒骂，会不会把正当的批判歪曲成咒骂呢？我读过（坦白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