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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此话怎讲？”陈政委愣了一下，“顾政委你该不会是在怀疑我们的宣传？”
“就算本来有所怀疑，到了这边，看了社会主义几十年的建设成果，也不会怀疑了，对吧？”顾作霖对陈政委的话不以为意，“只是，陈政委你别告诉我，在我们那边，我们对老百姓，对部队的指战员宣传‘革命胜利后的生活’的时候，你心里不打鼓。”
陈政委默然。作为政委，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抓部队的思想建设，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告诉战士们革命胜利以后，就可以过上好日子。
本质上，这也是历史上所有造反者的根本策略：许诺给民众一种“好日子”，然后让民众为了实现这种“好日子”跟随着反抗当权者。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潜台词就是大家都可以当有权有钱人。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到张角的“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再到李自成的“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洪秀全的“均田免粮”，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等等，莫不如此。区别只在于历代的造反者要么没有成功，要么在成功后找不到完成许诺的方法，或者干脆就是把许诺当放屁；而马列党不单找到了完成许诺的方法，且还实实在在去做了——而且做得不错。
话题扯远了，总之，马列党要造反，也必须许诺给民众一个“好日子”，而且因为世界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社会，这个“好日子”也应该有更多、更具体的内容。然而这“更具体”的内容该有哪些？这个“好日子”是什么样子？却也没有人能说得很清楚——因为没有人见过。
于是就只能以苏联作为蓝本，按照“社会主义就是苏维埃加全国电气化”来作为标准（可能有书友不知道，这里再解释一句，这是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标准。）
而这种工业国的标准对于那个时代的农业中国来说，不说是高不可攀，起码绝对不是短短几十年就能做到的——估计绝大多数的政委，宣传员在宣传的时候，都认为自己即使不会在革命斗争中牺牲，也很难看得到理想实现的一天了。
既然认为自己看不到，那么宣讲的时候心里没底就是必然的。于是宣传的内容不得不向下一代身上转移——所谓“我们的孩子不再做牛马”之类。
然而现在，真正看到马列党人在建国后用了七十年不到的时间所取得的成就，陈政委觉得，以后给战士们做宣传的时候，可以考虑修改一下内容了——用三十五年的时间，达到这边社会的一半水平，“苏维埃加全国电气化”什么的，也大可以宣布实现了。三十五年，自己这一辈人就能看得到。
好吧，把新中国的发展曲线画成直线，这个不科学——不过考虑到那边的中国拥有这边中国没有的条件，用七个五年计划达到这边一半的水平，这个目标应该还是可以争取一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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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工作的方向容后再议，毕竟我们不能向普通战士公开这个消息，”正在两个政委考虑以后如何更好开展工作的时候，董老说话了，“而且，陈政委，我不得不泼你一瓢冷水。到目前为止你看到的都是这边的成就，但其实这边的中国各项工作也不是尽善尽美，我们不能只考虑重复他们的成就，还应该考虑，在更高的起点上应该有更好的结果。”
“哦？”陈政委稍稍愣了一下，点头：“不错，如果董老你们报喜不报忧，那我倒是要失望了——具体来说呢？”
十六 陈政委的一周4（）
具体来说？董老低下头去，好一会儿，才沉吟着道：“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大国，即使步上了快速发展的良性循环道路，各种问题依旧堆积如山，甚至，有很多问题就是因为发展了才会有。非要说的话，最显着的就是腐败问题。以及既得利益者想要把现有社会阶层固化的问题。”
“你是说贪污？”陈政委吓了一跳，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贪污是一个绝对不能容忍的罪行——红军战士之所以会跟着马列党闹革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辖官们的贪污腐化，不为民做主。
如果让战士们知道，打倒一批贪官，是换上来一批更厉害的贪官，战士们会作何感想？军心如果因此散了，队伍也就不用带了。所以说得不客气点，这是关乎红军——进一步也是关乎马列党——生死存亡的大事。
“在我们那边是没有东西可贪，贪官稍微多占一点社会财富，就能逼得一大堆人活不下去，贪污的后果非常严重，现实条件逼得当官的‘没得贪’，或者像白党那样，不顾后果的贪，然后自取灭亡，”董老一边沉思着，一边阐述起自己这些天所想的——说得高大上一点，就是研究成果，“而在这边，社会财富极大丰富，贪官们有的贪了，再加上社会比较富足，贪官们就算贪一些，也不至于就逼得老百姓大规模造反，这样一来，贪污问题就有所抬头……嗯，该说是一度相当猖獗。”
“……这边的组织不管么？”
“当然管，说句公道话，反贪一直都抓得很紧——不过架不住这些贪官们不要命啊。”董老无奈道，“马教主说，当利润达到300％的时候，资本就敢于冒走上绞架的风险。到了贪官这里，他们贪污一次，所获有可能超过一辈子苦干所得，这个利润又何止300％？当他们有了走上绞架的心理准备的时候，你能拿他们怎么样？我们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到了贪官这里，就变成了‘贪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
“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不让他们走上干部岗位了，”顾政委思索着道——不比陈政委专注于军队和打仗，他这个政委这半年来指挥的战斗规模小得多，也就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特别是到了这边以后，“可是不让他们走上干部岗位，他们没有贪污的条件，我们就根本不可能知道他们是贪官……”说到这里，无奈地摇头。
“说到底还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影响。”顾政委也不光只是提出问题，也在思考解决的办法：“有钱了，有闲了，就有空想这些有的没的了。如果能像部队一样管理……”
“不可能的。”陈政委摇头：“军队确实没空去想这些有的没的，但军队是一个目标明确的团体——我们的军队要思考的是如何生存，如何斗争；而这边的军队则有着明确的训练大纲，按部就班忙着训练——而地方治政，一是紧迫性不像我们那边那样，军队干不好就是死；二是各地有不同情况，不可能像军队一样，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施政标准，让一个当官的在任期内必须达到什么样的成果……”说到这里，陈政委也摇头，“总之，地方干部的想法不可能像军队干部那么单一，很难控制他们不去想东想西……倒是可以考虑让军队干部转职到地方任职。”
“不行。”陈政委的话没有说完，董老就断然否决，“从这边的经验来看，让军队干部转而从事地方工作，除了能保证忠诚，以及不打折扣地完成上级命令这两点之外，没有其他好处。他们会把军队作风带到地方上，而因为没有牺牲的可能性，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考虑地方上的客观具体情况，结果就是要么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要么被手下的衙蠹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这么说起来真的没有办法么？”陈政委喃喃道。
“确实是没有办法，毕竟人心隔肚皮。没贪的时候，你无法知道他是个贪官；等到你知道他是贪官的时候，他已经贪了。”董老叹息道，“所以这只能是个马后炮的问题——所以干部队伍的建设，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常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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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是有个想法，”陈政委忽然道，“我们不妨仿造军队的做法。”
“刚才不是说了，军队的作风不适合地方么？还是你自己说的。”董老不无疑惑。
“军队的作风不适合地方，但是打仗的办法可以用。那些贪官，他们是党的敌人，人民的敌人。对于敌人，就应该坚决打击，”陈政委解释道，“我们守卫根据地的打法主要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个办法好像也适用于贪官。”
“你是说……”董老有些发愣。
“组织一支专门的队伍，任务就是设法向新上任的官员们行贿、试探——这是诱敌深入。如果那些贪官吃下了‘诱饵’，我们就毫不客气地‘聚而歼之’。”
“这……有些损了吧。”顾政委皱眉道，“好吧，我承认这个想法还是有可取之处，不过一旦成为官场公开的秘密，让大家都拒绝‘第一次’……”
“不要定期。试探放在新官员上任后半年后——这时候这些官员应该已经踩熟了地皮，敢于做一些出格的事了——但是不要固定在这个时间点上，这样就算贪官们知道有这么一支队伍，也吃不准那一拨来行贿的人是钓饵。”陈政委脑洞一开，兴奋非常，“而且，形成公开的秘密反而有好处——当你知道有这么一个钓钩存在，你还敢肆无忌惮地贪污？”
顾政委和董老互相看了一眼，都没有说什么。另一边，陈政委还在完善自己的设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于受考验官员来说，也是好事：如果没有经受住考验，那么什么都不用说了，直接剔除出干部队伍。如果经受住了考验，你就说明这个同志基本可靠，可以较为放心地使用；还有，这样的考验还可以让某些意志坚定，但是涉世不深的同志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样的行贿手段……”
“……这一支‘钓饵部队’的建设必须要上心，必须得能以假乱真才行；对同一个官员也不能仅仅考验一次，毕竟人是会变的，随着年龄的增加，想法也会有所变化——每个官员在任职期间，经受三次左右的考验，前后相隔20年左右。这样当三次考验过后，官员已经四十岁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