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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当三次考验过后，官员已经四十岁以上了，思想基本定型，家庭生活也已经稳定，不会再有多少‘进取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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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等到陈政委消停了，董老才皱着眉头道：“两个问题：一，建立这样一支队伍，势必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精力财力，是否值得？二，水至清则无鱼，你打算怎么解决？”
十六 陈政委的一周6（）
十六陈政委的一周5
（突然觉得陈政委的一周不如改成陈政委的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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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情不能仅仅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贪污问题可是关乎一个党，一个国家生存的大事。如果贪污问题非常严重，那就已经威胁到党和国家的生存了，只要效果好，消耗再大也必须去干……”陈政委稍微想了一下，就找到了答案，“而且就算仅仅算经济账，这个也不成问题：如果贪污问题因为这样一支队伍而大为收敛，那也就是说贪污的人少了——那么这支队伍就没必要建立得很大，队伍不大，消耗自然大为减少；另外，贪污行为必然伴随着国家利益的损失，甚至可能是巨大的损失（陈政委并没有意识到他这话意味着什么，他只是从自己在民国时的所见——比如买办官员因为受贿而大量出卖国家利益），阻止了这些贪污行为也就是保护了国家利益，这一进一出之间有的赚也说不定。”
董老不得不承认，陈政委第一句话非常有道理，想想自己闲暇时候跟隔壁杂货店老王聊天的时候，他对于贪官的痛恨，就可以知道，贪官在群众中造成了多坏的影响。久而久之，这种影响势必让人民群众对政府、以及领导政府的马列党不再信任，从而彻底割裂党和群众的关系——发展到那一步的时候，中国马列党就算还没有死，也离死不远了。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党和国家存在的基础。没有这种支持，任何政府都将无法生存和发展。
马列党之鉴不远，在国党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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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要再说两句：透过谈话，董老能感受出，隔壁老王的这种痛恨，恨的其实不是贪官，而是恨“我不是贪官”，如果能够跟贪官易地而处，则隔壁老王似乎并不反对贪污——刚刚体认到这一点的时候，董老无可避免地感觉到非常失望。
（地效二十岁时候的认知：那时候邻居一个大叔一天到晚贪官如何如何改杀，不过等到他儿子当了某个机关科长的时候，其论调就变成了“人家也是有苦衷的”“被给点好处，谁给你干啊”等等。不仅如此，其还对自己的儿子是科长这事倍感光荣。
那时候地效是一愤青，认识到这一点，悟出这个道理的时候，地效是很绝望的，认为中国人真是没救了。不过现在……请看后文）
不过后来仔细一想，董老又释然了。
贪污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源的不正当不公平分配，不正当是过程，不公平是结果。一般人都认为是不正当的过程产生了不公平的结果。
正常来说这个认知倒也不错，但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不正当的过程可以产生相对公平的结果，比如一个国家对外侵略，掠取财物回国低价贩卖给民众，过程毫无疑问是不正当的，但是对该国国民而言分配却是相对公平的；反过来，正当的过程也可以产生不公平的结果，比如现在的工厂雇佣，无论五险一金，加班休息执行得如何严谨（过程正当），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工人都是在忍受剥削（结果不公平）。
本质上，人作为一种极端利己的生物，其实并不反对手段不正当，真正反对的是分配不公平，或者说得再准确一些，是反对没的分配或者分配的时候没有自己的份——所以古往今来，无论是法西斯的德意志日本，还是日不落的西班牙英吉利，甚至更早的蒙古大食罗马波斯……民众即使知道政府在侵略别国，依然会支持战争，因为他们能分享战争的红利（至少政府会承诺有战争红利可以分享）；等到发现战争无法带来利益、承诺无法兑现的时候，他们就不惜推翻现政府。
嗯，扯远了。放在贪污这个事情上，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痛恨贪污，更多的其实是因为我们不能享受贪污的“好处”，甚至反而会承受这种行为带来的灾难后果——比如一项豆腐渣工程。当我们是贪污的“受益”方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反对贪污——比如受贿的主管官员，比如行贿的工程公司。
像董老这样以建设理想社会为追求的纯粹的马列党人，对此感到难以接受，但是这就是人之常情。一句话：这个社会可以不公平，但是这种不公平一定要有利于我，要不然大爷我就不爽。所以贪污这件事可恨，可恨之处在于能贪污的不是我——像老王这样没有经过马列主义教育的小市民，会这么想很正常，既然正常那么就无可厚非。
当然，想要让贪污行为有益于所有人，是绝对做不到的。一些人的收益必定是以更多数人的利益受损作为代价，明白这一点的人们在无法让贪污总是有益于自己的时候（只有贪官才能从所有的贪污中受益，普通人就算能够在行贿中受益，也仅仅是一次一时，当下一次别人行贿的时候，他还是会受损失），就只能反对贪污，保证社会资源在不偏向我的时候，也不偏向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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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水至清则无鱼……别忘了，我们的党是马列党，我们肩负的任务就是砸碎旧世界，建立新社会，如果我们建立的新秩序里还有‘和光同尘’之类的旧的处世哲学，那就意味着我们在根本上已经失败了。”陈政委开始解释董老后一个提问，说到这里促狭一笑，“而且我就不信，清水里真的就无法养鱼……柳河东不是就说过么？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
“……”董老也不由得失笑，却还是道：“这个目标作为我们马列党的最终目标，无法一蹴而就的吧。毕竟即使是这边的中国，也只敢说自己是处在马列主义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之前看到的党史：六十年代，我们的政治局居然开始认真讨论“中国何时可以宣布进入马列主义社会了”……算是无知者无畏吗？
“你这是狡辩，用整个社会建设目标的循序渐进来偷换我们马列党本身建设的循序渐进。无可否认我们党也不是尽善尽美，也需要建设，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克己奉公，这个是作为一个马列党的干部基本要求中的基本要求吧？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迟早是被肃反的命——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进来。”陈政委说到这里，严肃起来：“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该放松对党员的要求，更何况这个要求其实不高。”
十六 陈政委的一周7（）
（书友提意见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地效自己也觉得这种政论性的文字该告一段落，所以到今天为止，有关“社会阶层固化”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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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个问题。”董老的疑问告一段落，轮到顾政委了，“这个部门会不会权力过大？如果最后形成特务政务，闹得干部们人人自危，该怎么办？”
“先给你戴顶帽子，你屁股坐歪了，”陈政委点指了两下顾政委，笑道，“怎么觉得你这好像是站在贪官的立场上，为贪官说话一样？莫非……”
“饶了我吧。”顾政委也笑起来，“这个罪名我可担不起——只是对曾经的ab团，肃反啥的，感到心有余悸罢了。我这几天看回忆录，你们四方面军那边的情况，好像也很严重，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就连向前同志的爱人也……而且别说是我们，就连家大业大的苏联，都因为肃反吃了大亏；我们本小利薄的，可亏不起——我这话你应该不反对吧，干部队伍是我们党最宝贵的财富。”
“干部队伍确实是我们党最宝贵的财富，这话我不否认——不过当某个干部已经不以党，国家，人民，军队的利益为最优先考虑，而是为了个人利益，不惜损害出卖集体利益的时候，你还认为他是我们党的财富吗？”陈政委的反驳很有力度，“至于说肃反这事儿，我觉得应该搞，只是搞法不对。”
“嗯？”
“肃反本质上是对官员的监控，确保他们忠诚于集体，忠诚于革命，这个是任何时候任何一个政权，甚至哪怕在一支土匪里都是必须的——我就不信，这边的政府对于官员就完全信任，完全放任自流，不加以任何监督。”
顾政委无言以对。
“我们错就错在，把调查权和处决权放在同一套班子里了，当这两项权力放在同一套班子里的时候，这个机构对于官员确实有着无比的威慑力，但是这也意味着，如果这个机构本身出了问题，那么后果就是灾难性的。”陈政委道，“我思考这个问题很久了，最后结论是，肃反是必须的，但是必须把调查权和处决权分开，对于怀疑有问题的干部，限制其权力和使用，或者干脆罢黜，关到监狱里——但是无论如何不要轻易杀死。”
“……缓不济急。”顾政委憋了好一会儿，才吐出来这么一句。
“嗯，”陈政委点头，显然他也认可顾政委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成功夺取全国政权之后的反贪，不是肃反，到了那个时候，应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
本来董老和顾政委还想要继续说的，不只是反贪，还有“既得利益阶层试图固化社会结构”这个话题，不过这时候公交到了。显然这不是适合在七点钟的公交车上讨论的话题，所以三人默契地闭了嘴。不过……
三个人都低垂着头，若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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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三个人来到广州图书馆——其实没什么必要。陈政委来这里的目的是通过比较权威的机构和文献来验证魏承恭的话，但既然已经来到这边，见过了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