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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第四卷的报告书中，就社内半年的开支情况叙述到：“排印工及装订工的价格，在六个月内一律上涨百分之二千二百（即22倍）以上，纸的上涨虽然仅达百分之一千六百（即16倍），但由于发行量的上升，纸在整个成本里所占的比率，愈来愈高，目前纸在每期全部成本中，已占到百分之六十五左右。”“稿费的调整，上涨率为百分之二千（即20倍）。员工薪金的增加，一方面包括待遇的调整，一方面也包括人员的增多，业务既繁，人手势须按比例增添，所以薪金的总开支也跟着增加。至于其它杂项开支，如水、电、电话、煤气、房租、文具、车费等，上涨的百分比也很大。全部开支合拢来算，在这半年之中，增加的百分比当在平均百分之二千以上，而刊物的售价，四卷一期是一千五百元，二十四期是二万元，上涨了百分之一千三百多。”这是物价上涨对刊物的影响，另外是战局的影响，造成发行渠道的不畅，尤其造成批销户几倍、几十倍抬高零售价格，在若干国统区《观察》还遭到禁售等等，这些都已是普遍的事实。
在《观察》出版发行的两年半中，政治上也遇到过几次大的风浪。除了频繁普通的警告之外，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初，因刊载储安平自己撰写的“评蒲立特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而引起国民党政府的盛怒，中统采取行动，派特务到寓所逮捕主编储安平，这是一个高潮；一九四八年七月，蒋介石的“御前”会议决定同时查封南京《新民报》《观察》和一家通讯社，这是又一个高潮。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决定迟迟未能执行。据该刊解放后第六卷追记迫害经过中述：“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自身的腐败和矛盾，这家很有影响的刊物在糊里糊涂中一再延拖下来，终于拖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而最终被国民党查封掉了。当警车笛声驰骋于十里洋场，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却寄托在我们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为止。”
《拉贝日记》和拉贝
？ 凌 英
“读了《拉贝日记》，就再也不会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这句话是负责校对日文版《拉贝日记》（改名为《南京的真实》）和解说工作的日本明治学院横山宏章教授发自良知的心声。
本来，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已是一件举世公认、铁证如山的事实。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依据大量证据（包括当年受害者的控诉证词、慈善团体的埋尸纪录、侵华日军为了炫耀其“武功和战绩”而自行拍摄的照片和日本随军记者的报道，等等）分别对这一罪行负主要责任的日军头目松井石根和谷寿夫以及进行杀人比赛的日本军人向井敏明（杀106人）、野田岩（杀105人）和田中军吉（杀300多人）判以极刑。战时在宁沪一带的外籍人士也对日军暴行作了详细的报道，但是，长期以来，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却矢口否认，硬说两次军事法庭的判决都是胜利者强加给失败者的；英美在二战时是中国的盟国，所以英美记者偏袒中国，报道不可信，云云。他们甚至公然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即使有的日本老兵当年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后来受到良心谴责，公布自己参与屠杀的情况，结果就遭受迫害。右翼分子还妄图修改历史教科书，蒙敝后人。事实上，今天有许多日本青少年根本不知道这段悲惨的历史。
现在，《拉贝日记》出版了。由于拉贝身分的特殊性，由于此书所附有的大量文件、资料（包括德国驻南京大使馆关于日军暴行写给德国外交部的内部报告）的权威性，日本右翼分子已无法抵赖。正因此，横山宏章教授，才发出上述的呼声。
拉贝（John H。D。Rabe），是二战期间日本盟国——德国的公民，在中国居住近三十年，当时任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办事处经理，而且是德国国社党（纳粹）在南京地区的负责人。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全面侵华，十一月侵占上海并对南京进行狂轰滥炸。拉贝和在南京的十多位外籍人士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安全区亦称难民区，面积约为386平方公里），推选拉贝为主席，委员会的意图是使来不及撤退的难民有一个躲避的场所，并分别设立了二十多个难民收容所。整个安全区内难民最多时达二十九万人，各难民收容所经常收容五至七万人。委员会成立后，南京沦陷前，曾同中日双方进行交涉，要求承认安全区的中立地位。中方完全承认，撤除了安全区内的军事设施，并把三万担米、一万担面粉和八万元款项以及四百五十名警察交给委员会以应付安全区和难民收容所的紧急应用。日方虽不承认安全区，但表示，“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但是，连这一许诺也被日军进城后的暴行破坏了。
国际委员会成立以后，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合作，为数以十万计的难民安置住宿，提供食品、燃料、医药救护以及物资运输等费尽心机，因日本人时常扣压、阻挠，又大大增加了难度。他们在当时极其危险的艰难的战争环境中，四处奔走呼号，奋不顾身地尽其所能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施暴。为了对日本提出抗议，他们从日军侵占南京后的第三天（即1937年12月16日）起，就给日驻南京大使馆写信并附上《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并对这些暴行编上号码，要求日本迅速采取措施，制止暴行。当然，被日方置之不理，但拉贝他们继续调查，连连给日方写抗议信并附上《日本士兵在南京安全区的暴行》及其续篇《事态报告》，先后共十多篇，编号由一至四百二十六。有的一个编号内就列举日军多项暴行，如编号为六十三的内容包括：日军抢走猪、马各一，多名日军强奸十七名妇女，其中二人被奸致死；在阴阳营多次发生强奸和抢劫事件。此外，在拉贝的日记和给日方的信中还列举了日军大量暴行，如在十二月十八日的信中，拉贝写道：“昨天有一千多名妇女因遭奸污或家中遭到抢劫逃到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在同一信中对所附相片的说明词中，拉贝写道：又有一千多个中国人被赶到那里，押至城外，用机枪处决。
由于这些抗议信都是写给日方，作为暴行例证，要求日方迅速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所以拉贝他们十分慎重，其中许多暴行是他们亲见亲历的。拉贝等还与有的被害者亲自谈过话，因此，拉贝他们才敢于在抗议信中反复声明，这些日军暴行“均是已经仔细核对过的”；“根据编号，可以对每个事件随时进行审核的。”尽管日方未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加以制止，但他们对拉贝的指控却不敢否认。因为这些暴行天天都在周围发生，到处是堆积如山的被害平民的尸体，到处是受凌辱的妇女的哭喊呼号，到处是被焚烧的民房火光冲天，有目共睹，日方无法抵赖。
《拉贝日记》一书中，除日记、抗议信外，还包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日、德、美、英等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之间的大量的来往公文、函件、报告等，其中很多是内部文件，当时并无宣传意图，这次才第一次公布，因此具有无可争辩的史料和证据的价值，其中有几件是德国人写的，尤其值得注意：
一）德国驻南京大使馆秘书罗森博士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写给德国外交部的题为《南京局势及日本暴行》的报告。在报告中，罗森列举了日军大量暴行：“一位孕妇腹部被刺中数刀，腹中的婴儿被刺死”；“一个小姑娘被强奸约二十次”；“一位中国妇女的尸体，一根高尔夫球棒从下部直接插进这位妇女的躯体。每天夜晚都有日本士兵闯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内的难民收容所，他们不是拖走妇女，就是当着他人的面，甚至当着家属的面，发泄他们的兽欲。”罗森向上级坦陈了自己的感受和思想变化过程：南京的外国人本来指望，“随着日军的到来，和平和繁荣也随之恢复”，“大家都希望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有绅士风度的日本”，但实际却相反，日军的暴行使南京的外国人大为震惊。罗森说：“日本的行径等于在南京为自己竖起了一根耻辱柱。仅在所谓安全区一个地区，德国人、美国人及其中国雇员就有不容反驳的铁证，能够证明数百上千起的强奸事件。”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有军官共同参与。”
二）另一份题为《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的长篇报告是另一个德国人、国际委员会的财务主管、工程师克勒格尔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写的。报告中列举了日军的大量暴行：抢掠难民的粮食、棉被、衣物、手表、手镯等等，被抢的人“谁要是稍有犹豫，就会立即遭到刺刀戮刺……成千上万的人就这样被杀害了。”日本士兵“挨个儿撬店砸铺，抢劫店内的东西。如果单个士兵人手不够，就会有小分队在军官指挥下开着卡车抢走所有值得拿走的东西，然后还要把房子付诸一炬……没有一天晚上夜空不被火光映得通红……截至今天，全城估计有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的房屋被烧毁”，日军“滥杀无辜，无缘无故处死人，在几天中估计有五千人未经临时军事法庭审判就被枪毙……大部分在江边被处决，这样连埋葬尸体的辛劳都可以免去了。”克勒格尔有一天“开车去下关，经过海军部时，汽车简直是碾着尸体开过去的。”
南京沦陷前，一部分中国军人因来不及撤退，有的进入难民区，但他们都已放下武器，按照国际公约，这些人不应被杀害，但日军却以搜捕中国士兵为借口，进行大屠杀。日军以欺骗的手段，进入难民区扬言，以前当过兵的，如果主动站出来，就可免去一死，否则查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