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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屠杀。日军以欺骗的手段，进入难民区扬言，以前当过兵的，如果主动站出来，就可免去一死，否则查出，一律处决。有的人信以为真，站了出来，却被残酷处死了。拉贝他们指出，所谓搜捕中国士兵只是一个幌子，被日军指为军人而被屠杀的，绝大部分是平民。克勒格尔在报告中说：有四十三名电厂工人被枪杀了。他还告诉拉贝，在汉西门“大门旁边一条干涸的沟里躺着约三百具尸体，都是被机枪枪杀或处死的平民”。另一个德国人和记洋行的施佩林在写给德国大使馆的报告中说：有五十名躲在和记洋行避难的工人被日军枪杀。他又看见在云南路有三十名平民被杀害后，扔进水塘里。
以上就是日本二战时的盟国——德国的大使馆官员和几个德国公民对日军暴行的目击实录。
拉贝等常用“罄竹难书”、“不胜枚举”一类的词来形容日军的暴行。在他们写给日方的抗议信中，一再说明：这份（关于日军暴行的）清单是不完整的。确实，由于时间、空间和条件的限制，拉贝他们所列举的只能是他们少数人在不足四平方公里的难民区、难民收容所内及其附近所目睹和经历的事件。而日军在南京广大城乡各地进行的大屠杀，以及各慈善团体埋尸的全面情况，他们就看不到，也没有条件进行观察和纪录了。实际上，日军在南京城内外杀害我同胞达三十万人以上，留下的几十万具尸体是最有力的证据。据记载，崇善堂等慈善团体共掩埋十八万五千具尸体；盛世征等私人共掩埋三万五千具尸体；伪政权共掩埋六千余具尸体。日军为掩盖暴行罪证，还动用部队专事毁尸灭迹。他们经过周密布署，将大量尸体先进行焚烧然后抛入长江。据当时任日军少佐的战俘太田寿男供认，他和另一名叫安达的少佐一起，配备八百士兵、十辆汽车和三十只小船，在下关码头和浦口东面毁尸灭迹。经他们二人带领处理的尸体共约十万具，另估计其他部队投江的尸体约有五万具。
在大量事实面前，当时少数日本官员不得不承认暴行的存在。一个日军少佐和拉贝在一起，目睹了日本士兵的暴行后，向拉贝坦陈自己的心态说，他原本是不承认日军有暴行的，但此次目睹这些罪行以后，他相信拉贝他们在抗议信中写的暴行是事实，没有夸大其词。拉贝接触到日本大使馆的官员，“感到他们中有人长时间以来对日军的做法感到羞耻”，但他们作的不是设法阻止，而是千方百计遮掩。罗森在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外国代表打算返回南京的消息公布以后，城里便开始了紧张的清理工作，忙碌着要把在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平民百姓、妇女儿童的尸体清理干净。”在此之前，日方千方百计拖延阻挡外国代表进入南京，“因为怕被进城的官方人员亲眼目睹他们所犯下的残酷暴行。”另一种遮掩的方法是对将要离开南京的外国人进行威胁。拉贝本人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奉令经上海调回德国。为此事他去日本大使馆和使馆官员福井商谈办手续。福井一再对他说：“如果您在上海对报社记者说我们的坏话，您就是与整个日本军队为敌！”“就要激怒日本军方！”拉贝意识到，这些话，不仅是讲给他个人听的，“也是讲给还在南京继续做救济工作的伙伴们听的。”
日本的另一个手法就是在报纸上造谣欺骗公众。日本人在上海办的《新申报》发表过一篇文章，说“日本部队安抚中国难民，南京出现令人欣慰的气氛”；“日军给南京居民发面包和糕点，给伤病者治疗，南京居民非常感激，在太阳旗下高呼万岁”云云，《拉贝日记》中就收录了这篇文章。拉贝在一月二十二的日记中评述说：这篇文章“再一次表明报纸特别是日本报纸什么胡言乱语都会有。这篇文章是一个彻头彻尾、荒谬绝伦的无耻谎言，其造谣手段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通过报纸造谣还不够，还由外交官出面抵赖。日驻伦敦大使吉田茂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接受《每日杂谈》代表的采访时，对欧洲关于日军暴行的报告表示遗憾，他说：“这样的行为与我们的传统不相符……无论您到哪里去调查，您都提不出我们的军队有这类行为的证据……”《拉贝日记》也收录了吉田茂的这篇谈话，拉贝在二月十三日的日记中驳斥吉田茂说：“这里二十五万难民中的每个人都可以给他提供证据，证明关于日本兵痞难以形容的暴行的消息是真实的！”
约翰·拉贝于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出生于德国汉堡，一九○八年来到中国，在此后的三十年中，除了中间一次短暂中断外，他一直在中国工作。一九三四年他在南京建立了一所德国学校，他必须得到德国政府和一九三三年起执政的国社党（纳粹）的批准，为此他参加了国社党。二战后，盟国肃清纳粹法庭认为，当时在中国的德国人并不了解国社党的罪恶目的和行径，并且考虑到拉贝在南京建立安全区的人道主义行为，认定拉贝为非纳粹分子。
拉贝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奉调离开南京，四月十三日抵达德国慕尼黑。他在德国多次作报告和放映影片，揭露日军的暴行。不久，即被逮捕。他的日记和影片被扣留，后交还日记，影片仍被没收。从此他和全家人受到迫害，被关进集中营，受酷刑，直到一九四五年纳粹投降才获释放。战后他们一家人生活曾十分困难。一九四八年南京人民获悉他的情况后，纷纷捐钱捐物寄给他，以表达对他昔日义举的感激之情。一九五○年一月这位可敬的德国人去世，享年六十七岁。一九九六年，他的墓碑迁到南京，供中国人民永远纪念。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拉贝的外孙女乌尔苏拉·赖因哈特夫人在纽约公布《拉贝日记》。此书的德、中、英、日文版于一九九七年分别在世界各地出版，成为研究和认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据和史料。
追忆顾准——赵人伟访谈录
？ 丁 东
经济学家赵人伟先生是顾准生前好友，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去年岁末，他向笔者追忆了与顾准的交往——
一九五七年，我从北大毕业后到经济所工作，当时正是“反右”高潮。经济所在批“右派”的过程中涉及到了顾准。顾准当时的编制并不在经济所，而在综考会，他在那里被划成右派，准备下放劳动了。只是因为《经济研究》杂志发了那篇文章受到批判（那篇文章的题目是《试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二期，并见《顾准文集》第11页至61页》）。我刚来就碰到这样一个场面。
我跟顾准开始接触是在六十年代初，他从农村回到北京，到了经济所，在三里河的经委大楼里，我们一起共事好几年，经常聊聊天。由于困难时期过后不久，又强调阶级斗争，所以跟他个别交流思想不多。经济所一九六四年十月开始搞四清运动，批判孙冶方，顾准也重新被揪出来批判。
我真正跟他接触较多的是在干校后期。林彪事件以后，整个干校不那么紧张了。当时我们住在明港，我经常跟他聊天。我觉得他很有学问。当时大家学点英语，讨论一些问题，我有时就向他请教。
一九七二年的夏天，我们回到北京。他住学部大院，我在三里河，一个礼拜去单位碰头两次。当时我是从两个方面向他学习。第一个方面是学英语，尼克松访华后掀起了英语热；第二个方面是向他学经济。尽管当时还没有提出经济改革，但自己不满足于当时的水平，想学习些新的东西，所以我在这两个领域经常请教他。在向他学习的人当中，吴敬琏向他请教最多，周叔莲、张纯音、张曙光、林青松等人也向他请教。由于子女都不肯见他，我们这些人经常向他求教，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安慰吧。
在向他请教的过程中，我感到他作为一个学者非常了不起，知识面非常广。“批林批孔”开始后，他把我手中藏有的《诸子集成》中的有关部分借去看，跟我谈起他的感想。他说：“老赵，可惜时间都耽误掉了，如果能够静下心来，我拿三个博士是没有问题的。”这三个博士，第一是经济学博士，第二是历史学博士，第三是数学博士。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在潘序伦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实际上还谈不上高等数学，真正搞高等数学，还是在我‘三反’‘五反’中被罢了官以后。从那时起，把高等数学差不多学了一遍。”我很惊讶，他当过“大官”，被贬下来成了“右派”，还把高等数学弄会了。当时他已经人到中年，学高等数学是很不容易的，到了这个年龄尤其不容易。后来我到了英国，曾拿来英文本的高等数学看，但很难静下心来做题。数学光看不动手是不行的，就像看电影不见得能写电影剧本、会看小说不一定能写小说一样。看懂了数学题，不见得能够做出来，这些东西都是练出来的。
顾准没有上过正规大学，在上海起步，完全是自学出来的，在学问上达到了决非一般人所能达到的水准，正如培根讲的那样，“百分之一的灵感，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在英文中，灵感叫作inspiration，汗水叫作perspiration，正好押韵。顾准两方面都具备，就是中国人讲的天才加勤奋。培根讲的灵感也可以叫做悟性，悟性加勤奋，顾准在这两个方面都是超常的。
当时因为要学英文，他布置给我一些文章来翻译。我记得他从美国《经济评论》上选了鲍尔丁的一篇题为《作为道德科学的经济学》的文章，我啃了一两个礼拜啃不下来。过去在大学里，虽然教我们的很多教授都是英美名牌大学毕业的，如陈岱孙是哈佛的，徐毓丹是剑桥的，但他们讲的与美国当代的经济学接不上茬，主要是因为当时只能按苏联的教材讲课。另外，美国《经济评论》是第一流杂志，他选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