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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就不能不再次重温巴金引述过的话：“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再次重温巴金的自我感觉：“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随想录69·十年一梦》有了这种奴隶感和非人感，恰恰是悟己为奴、争取“人”的价格的开始，可怕的是永远自我感觉良好，不但“不悟自己之为奴”，还要“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甚至傲然地拿着鞭子乱抽着做苦工的奴隶，恨不能咬死悟己为奴的同类，这就真成了鲁迅所深深憎恶的“万劫不复的奴才”、“工头”、“奴隶总管”了！
为什么身为知识分子，反而不易于挣脱奴隶哲学的精神枷锁呢？究其原因，就不仅须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性，而且须追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性。这就须谈谈——
其三：美谛克。
美谛克是鲁迅所译前苏联小说《毁灭》中的一个知识分子。鲁迅在《〈毁灭〉后记》里着力分析了这个形象：“解剖得最深刻的，恐怕要算对于外来的知识分子——首先自然是高中学生美谛克了。他反对毒死病人，而并无更好的计谋，反对劫粮，而仍吃劫来的猪肉（因为肚子饿）。他以为别人都办得不对，但自己也无办法，也觉得自己不行，而别人却更不行。于是这不行的他，也就成为高尚，成为孤独了。”又在《〈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中说：“他对于巴克拉诺夫的未受教育的好处的见解，我以为是正确的，但这种复杂的意思，非身受了旧式的坏教育便不会知道的经验，巴克拉诺夫也当然无从领悟。”这就是说知识分子之所以常作无谓挣扎、却又不易于挣脱奴隶哲学的精神枷锁，其原因在于“身受了旧式的坏教育”。
鲁迅不仅对中国的封建教育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奴化的私塾教育“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从孩子的照相说起》），而且对西方的教育制度也不完全苟同，认为按照英国模式建立的香港大学是“十足奴隶式教育的学校”，并形象地说明奴隶式教育的实质就是脱离最基本的实践标准，缺乏最起码的独立思考精神：“假如我们设立一个‘肚子饿了怎么办’的题目，拖出古人来质问罢，倘说‘肚子饿了应该争食吃’，则即使这人是秦桧，我赞成他，倘说‘应该打嘴巴’，那就是岳飞，也必须反对。如果诸葛亮出来说明，道是‘吃食不过要发生温热，现在打起嘴巴来，因为摩擦，也有温热发生，所以等于吃饭’，则我们必须撕掉他假科学的面子，先前的品行如何，是不必计算的。”（《通信（复魏猛克）》）连肚子饿了应该吃食这个最起码的实践问题，也要盲从名人或教条的巧辩，正是“旧式的坏教育”的形象化的表现，美谛克恰恰是这种“坏教育”的受害者，持有种种高妙的理想与理论，面对最实际的问题却毫无办法。他受过教育，而心智却被畸型化，严重脱离基本实践了。巴克拉诺夫未受教育，缺乏知识，但是保持着常人的理智，对最基本的实践问题能做出本能的正常反应，肚子饿了就知道须吃食，不会先进行一番理论上的诡辩，这正是“未受教育的好处”。而“身受了旧式的坏教育”毒害的知识分子，则常作理论上的无谓挣扎，却又不易于挣脱奴隶哲学的精神枷锁，从“狭的笼”中飞脱出来。这的确是非身受其害便不会知道、无从领悟的经验。
美谛克式的人物，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普遍的。不仅战争时期有，而且当今时代也屡屡亮相。这类人，的确很像美谛克：“他要革新，然而怀旧；他在战斗，但想安宁；他无法可想，然而反对无法中之法，然而仍然同食无法中之法所得的果实——朝鲜人的猪肉——为什么呢，因为他饿着！”用现代语汇描摹，则是既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实惠，又终日牢骚满腹、意见成堆，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问题评头品足，这也看不惯，那也不满意，但是如果问他应该怎么办？他却无法可想，什么办法也拿不出来。倘若这类人有一天真上了台，则肯定会把事情搞得更加糟糕。
我在《悟性与奴性》引言四、“‘钱氏冷汗’的启悟”中说：钱理群“深入到了内在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感情、文化心理、审美情趣……中去——语言改变了，名词翻新了，理论时髦了，批判对象更换了，然而剥去新颖的外表，研究其精神实质，其认知逻辑，其学术规范，却仍是旧货。”这种思维方式、认知逻辑、学术规范上的被奴化、被阉割、被扭曲，是最深层的，实质性的。倘若精神实质不解放，不独立，不从潜隐的奴隶牢笼中解脱，即便形式上、表层中的枷锁打碎了，并无敌人和专制者，也仍然会出“金扁担”之类的笑话，会“并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仍然是“狭的笼”中的“下流的奴隶”，或者是“以为别人都办得不对，但自己也无办法”的美谛克……
洛克说过：“所谓人格，就是有思想、有智慧的一种东西。”中国知识分子要实现整体性的人格独立，就须从内功做起，在思维方式、认知逻辑、学术规范等深层次中实现“精神之独立，思想之自由”，不再去盲目、浮浅地追随任何西方的或东方的时髦的思潮，而站在人类精神文化的大背景下，以全人类乃至宇宙智慧生物的眼光与创造性的思维，为解决当今人类的精神困境亮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写出真正独立、系统的著作。
该说话时就说话
？ 陈家琪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声势搞得很大，加上这本书基本上家喻户晓，先前也播放过部分章节的电视剧，所以大家倒真想看看它到底会拍成什么样子。
多了一分期待，也就多了一分挑剔。
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有所期待也有所失望的时期。“精品”、“大片”、“巨片”的口号已喊了很久，就理论领域里的探讨而言，该说的话似乎都说了，再向前迈一步也就很难；文学艺术以及戏剧影视的屏幕上确有好作品，但也只是相比之下的好作品而已，这样的好作品任何时候都有，看也可，不看也可，总之是那么回事。当我动手写这篇文章时，距离一年只有一次，无疑集中着全国许多最优秀演员出场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只剩下了一天，其实就是这样一台晚会，也是看也罢，不看也罢，总之就那么回事。
人们的兴奋点分散了，不可能再有某一领域里的某一件事占据人们意识的全部，就连所谓的“轰动”，也更多人为炒作的虚假，这些都是实情，也是当下人们心态的真实。
心态正在一个转型的过程之中。离散、多样化是其必要条件。马克斯·舍勒曾认为心态（体验结构）的现代转型比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更为根本（参见《资本主义的未来·中译本导言》，三联书店1994年4月版）。心态指的是一个价值偏爱系统。在偏爱中，也许有人更愿意把影视歌舞甚至体育比赛都视为一种“娱乐”或“游戏”的方式，说到底只是茶余饭后的闲事；也许有人觉得最好的影视节目就是能让人想哭想笑想怒骂想赞美的节目，哭完骂完也就完事。当然也有人会始终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细微变化，同时希望能从知识学、社会学或话语方式的角度勾勒出我们心态的形式结构，以便为心态的现代转型在人的感知或认知领域里开拓出更多的话题。
这就是说，期待也好，挑剔也好，只是某一小部分人的“怪癖”。再说，到目前为止，我也只看到了《水浒传》这部电视连续剧的前二十一集，所以只能粗略谈谈对前二十一集的印象。
拍《水浒传》要出新，新就新在现代人的心态（体验结构）之新；当然这里的“新”也只就与施耐庵、罗贯中，与李卓吾（名贽）、金圣叹（名人瑞）的比较而言，因为大家毕竟相差了好几百年，而且也只是近两年，社会乃至心态的现代转型也才真正成为了学界的话题。
这前二十一集的戏无疑对原作有很大改动，从一开始看，高俅就不似小说中的高俅，王进也不似小说中的王进；史进、刘唐、索超、雷横等人也只虚晃一下便过去了；至于阎婆惜和潘金莲与原作的出入更大，这些都不必细说，但有两点却值得讨论一下，因为它确实涉及到我们价值偏爱系统的现代转型。
一是对女性的态度。梁山好汉之被称为英雄，除了除暴安良、反抗朝廷，“该出手时就出手”、杀人放火决无迟疑外，一个共通的特点，用金圣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