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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女性的态度。梁山好汉之被称为英雄，除了除暴安良、反抗朝廷，“该出手时就出手”、杀人放火决无迟疑外，一个共通的特点，用金圣叹的话说，就是“亲酒远色”。宋江就是这样对王矮虎说的：“但凡好汉犯了‘滑骨髓’三个字的，好生惹人耻笑”，就是上了梁山，也算不得是英雄。对女性的态度无疑出自某种观念，这种观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它与人的本能欲望（电视中的潘金莲就表现出了这一点）有多大的冲突，比如西门庆与武松，二人区分的关节点，以及林冲、宋江、鲁达、武松四人对女性的态度之间到底有何差异，这正是现代人应该面对的问题。事实上，这四个人一出场的命运恰恰也就纠缠在与女人的关系之中。
林冲与娘子是恩爱夫妻，娘子受高衙内调戏，林冲“在人廊檐下，欲说不得说，光景可怜”（金圣叹语），但他关心的仍只是“可曾被这厮玷污了？”最后写完休书，林娘子为自己辩护的话也是“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儿玷污，如何把我休了？”这就是那时候的人的“体验结构”的局限，尽管林冲与娘子的戏已让人十分感动。连续剧中宋江与阎婆惜的关系最让人不可理解，李雪健也把宋江演得莫名其妙，看似一个不近女色（那怕业已成婚）的英雄，但又如此木呐、窝囊，让人觉得宋江这人若不是有病，那就一定是怕婆惜给自己传染上艾滋病。按小说上的说法，“初时，宋江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事发那晚，宋江听说婆惜与张三有染，原是故意住在家中，想测试一下婆惜“与我情分如何”，看婆惜不睬他，才骂道“你这贼贱人，好生无礼”，后来写休书任从婆惜改嫁张三，实是出于无奈；而电视剧却把宋江“不近女色”的一面夸大到荒谬的地步，哪怕婆惜跪地求他，也死活不肯与之同床。鲁智深与女人的关系很奇特。金圣叹的批语是：“鲁达凡三事，都是妇女身上起，第一为了金老女儿，做了和尚；第二既做了和尚，又为刘老女儿；第三为了林冲娘子，和尚都做不得。”鲁智深绰号“花和尚”，这“花”字历来就有人做文章，但他坦直可爱的地方恰恰在于虽事事都离不了女人却处处光明磊落，所以长老才说他“久后却得清净，正果非凡”。鲁智深最让人感动的地方在第五十七回“三山聚义打青州，众虎同心归水泊”中见到久别后的林冲的第一句话竟是“洒家自与教头别后，无日不念阿嫂，近来有信息否？”金圣叹也为这句话大受感动，说“奇语绝倒，令人闻之，又感又笑。”这些地方都有助于从总体上把握鲁智深对女性态度上的坦直无邪，可惜连续剧并未在这方面下功夫，怕是惹得说不清楚，有损英雄形象。武松对待女性的态度要更复杂一些，潘金莲演得不错，不过在我们的影视节目中，“反面人物”的“阴暗心理”总比较好演，表演起来也细腻，而“正面人物”却简单粗糙得多，电视剧在处理武松与潘金莲、与玉兰的感情戏上下了些功夫，但表演却主要是两位女性的事。其实武松对这两位女性的心理感受并不同：与潘金莲的关系中暗含着“性”的意味（尽管主动的一面在潘金莲），但兄嫂关系是不能不顾及的，金圣叹多处说武松是学问中人，就是因为他有伦理法度；与玉兰的关系可以更为亲昵，但却只限于“情”。这里应该有分寸感。为了不给“英雄人物”脸上抹黑，武松杀潘金莲（扯开胸脯衣裳，双手去挖开胸脯）与在十字坡用风言浪语调戏挑逗孙二娘（这馒头馅内的毛，一像人小便外的毛；你一人在家，须冷落；武松当胸前搂住，却把两只腿，望那妇人下半截一挟，压在妇人身上等等）就都省略了。我不是说电视剧该这样表现，而是说当武松这样作时（包括叫孙二娘“嫂子”时对潘金莲的猛一念及），哪怕就是杀潘金莲和玉兰时，心中也有恨有欲有凶残有快感有正义有报复，总之有比较丰富比较复杂的“体验结构形式”，后人可以在挖掘与分析中继续评述，唯愿我们的连续剧再不要把“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截然分开，不要使好坏对错的界限那么分明。如果鲁智深、武松也如潘金莲一样有了这么多“新鲜话”可说，那我们戏剧创作的内涵也许就会更丰富一些。
二是“该出手时”的“该”字。连续剧最后那首主题歌很有特色，而歌词中“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更是惊人之语。不知别人怎样，我是每听至此，用金圣叹惯用的话说，就是“闻之愕然”、“思之绝倒”。
从前二十一集看，真正在“该”与“不该”上有过犹豫的，其实只发生在林冲为了上梁山而不得不把一个“投名状”时。书中并未这样写，连续剧这样表现了，说明编导者已意识到“该出手时”的“该”字并非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所以为了使林冲更合乎“英雄人物”的标准，才让他不愿随意杀人（“血溅鸳鸯楼”中也这样表现了武松与差人的关系）。林冲在山神庙前杀富安、陆谦等人时，这里的“该”其实是愤怒，愤怒中的一时兴起；宋江杀阎婆惜的“该”是“不得不”；鲁达打死郑屠，也是一时失手；武松杀潘金莲、西门庆，有报仇的正义冲动也有报复的复杂心理，因为武大蒙羞蒙冤，毕竟使他这个“打虎英雄”在阳谷县丢尽了情面。至于在鸳鸯楼连杀十九人，动机却全在“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一百个，也只一死”这句话上。这是句很可怕的话，许多车匪路霸、抢劫命案之所以杀人无数，全与这句话的思维逻辑有关。连续剧只让武松匆匆说出“后半句话”，还是想给武松的凶残留些情面，让观众认同他“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这个“该”字。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路见不平一声吼”无疑是对的，但不能因为“对”就可以不择手段的“出手”。我们评判人与事时总看目的、后果，却很少探究一下过程、手段合适不合适（换成现代的话说，就是合不合法）。这也是我们心理体验中的一个缺陷。
一个对女性的态度，一个出手杀人，这是《水浒传》一书的两大祸害，许许多多的前人对此也早有评述，周作人在专门评述《水浒传》的一篇短文中就说，“他说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可是他对于人民的态度实不见得好，例如李逵劫法场，只拣人多处杀去……此是其一，其次是对于女人小儿的态度也很不好。武松杀嫂，或者是不得已，但其写杀时不但表示踌躇满志，而且显示快意，近似变态”（《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岳麓书社1988年1月版）。连续剧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潘金莲、玉兰的同情，把她们的罪归之于“男人”（西门庆、张都监），但却无法免却另一类“男人”（如武松）的出手之狠，自古就流传有“看了《水浒》学打架，看了《三国》学奸诈”之说，今天重拍这部电视连续剧，怎能不在“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该”字上留些思索？社会黑暗，官逼民反，贪官污吏，欺压百性，这些都是实情，哪怕是事出无奈或不得不，看起来也痛快淋漓，加上有香港导演编排武打，也比过去看到的打斗场面精彩许多，但类似的打斗在香港影视中早已看腻了，就是以后再请好莱坞的导演设计追杀，大不了也就那么回事，我们还是得在我们的心态（体验结构）上下功夫，努力改变传统的审美模式和在价值偏爱系统上更多探究的余地，只有这样，才可能出真正的精品。
如果王进、林冲、鲁达、宋江、武松有话要说便说，而且有处去说，恐怕也不至于就这么“出手”杀人。不过看《水浒传》，倒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人欺负“该说话时就说话”的人，如郑屠对金氏父女、蒋门神对施恩，于是也就引来“出手”更快、更狠的鲁达、武松。当然看到最后，“出手”最狠的还是朝廷，所以梁山一干人马才被灭绝。翻看中国历史，几乎也就是一部“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人杀“该说话时就说话”的人的历史。所以我才把这篇评论文章定名为“该说话时就说话”。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碰上车匪路霸，当然希望身边有鲁达、武松这样的好汉救助，如果没有，像我等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除了“该说话时就说话”外，又能怎样？
咎由自取
？ 洁 泯
《南方周末》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刊登了王之化先生的《为周扬起草文章始末》一文，读后始知周扬在一九八四年三月七日刊于《人民日报》的那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获咎之症结所在。这是多年来读书界蒙在鼓里弄不清楚的一件事。现在揭示了真相，为弄清症结计，不妨抄录一段王先生的原文如下。
在讨论中，对于周扬有些见地，我非常同意。他说中国革命在民主革命阶段就理论准备不足。俄国民主革命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有普列汉诺夫这些理论家。我们往往只重实践而忽视理论，强调“边干边学”、“急用先学”、“做什么学什么”等等。周扬的意见是切中时弊的。我们向来对理论采取功利态度，所谓《禹贡》治水、以《春秋》断狱、以《诗》三百做谏书，把学术作为工具，用学术来达到学术以外的目的，而不承认学术具有其本身的独立价值。这种轻视理论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为中国革命带来很多问题。据传这篇文章后来成为问题，主要在于这一点。当时一位“理论权威”向中央进言，说周扬没摆好自己的位置，他不过是一个中央委员，竟将自己站在党之外，甚至党之上，说中国从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都缺乏理论准备，难道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不是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这一点就成为这篇文章的主要问题。
读了这段文章，就使人想到了定下周扬罪名的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