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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这段文章，就使人想到了定下周扬罪名的几点可资思索的问题。
第一，中国革命在民主革命阶段理论准备是否不足，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以为确有理论准备的，那末至少应该列举出若干种有关民主革命的理论著作和理论家，但是不大想得起来。想得起来的二十年代以后学术界探讨的问题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中国如何降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问题，有关民主革命的虽有不少译著，而独立研究和探讨实现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著作却少见。退一步说，即令周扬说得有不完善处，也只是一种看法或学术见解而已，构不成什么罪，用不着去整他。
第二，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准备不足，倒是显而易见的。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未见有完整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著作出现过；建国后刚进入民主革命的建设阶段，不久就宣告进入了社会主义。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现在方才正确而明确地指明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的前几十年中，做的并非是初级阶段的事，也还不是中级阶段，一度曾宣称将进入共产主义，那完全已走进高级阶段了。超前不仅是空想，而且吃足了苦头，可见理论准备还是非常重要的。对小平理论昭示了初级阶段的理论与实际，是从实际的现状出发制定的理论，有了理论准备，步子就清楚了。
第三，什么人能当理论家，并无什么特别规定，既可以是政治领导人，也可以是具有理论素养并能结合实际的学者。在从事理论研究和探讨中，并不需要“先摆好自己的位置”，更不能以“他不过是一个中央委员”为由便判定他不配作理论研究，尤其不应该的是他作出了研究发表出来，便是“站在党之外，甚至党之上”。好像理论研究从来以级别高低为标准，级别愈高，真理愈多，决非属于“中央委员”以下的人可以做的，倘若做出来，就算不得是理论。那位“理论权威”自然早已“摆好了自己的位置”，他配做，你不配。这就有点像阿Q见了赵太爷，阿Q说他也姓赵，但立刻遭到斥骂，你也配姓赵么？情形有点相仿佛。
第四，周扬的那篇文章，一发表便被指责为异端，断定是有错误的，《新华文摘》本拟转载，未得允许，因此唯一的刊载地方，也只是《人民日报》一九八四年三月七日这一天上，其他报刊都找不到。该文发表后，没有一篇文章提到它，更说不上有什么争论。因为已宣布为是有错误的，所以也就不许公开讨论。这一事局，说明了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里不适用，周扬的文章谈的都是学术问题，学术问题未经讨论便被断定是错误的，错在哪里，作者恐怕未必明白，读者更不明白。
第五，周扬的那篇文章，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而写的，讲了几个供学术界讨论的理论问题。这样的文章，由理论修养相当高的周扬来撰写，自然是适宜的，但是因为“没摆好自己的位置”，便引起了麻烦，理应由摆好了位置的人，例如由那位“理论权威”来写，那就万事大吉了。但是没有写出来，倒是先由“没摆好自己位置”的人先写，这就很不应该了。由此可见，周扬的被批评，颇有点咎由自取的味道了。
世间的事，本应都可以明白的，但也确有些事令人不明白，一直是个谜。谜底的打开，有时需要时间，有的时间虽长，也未必见到谜底。除此外，启开之道则有赖于当事人的提供真相，始可了解底细与症结，王之化先生的这篇文章便是例证。
重读《陋室铭》
？ 李国文
前不久，收到几期从未见识过的刊物，《书屋》。
第一印象，那杂志封面用纸的选择，就可看出编辑的用心良苦。如今商品经济社会，大家忙着赚钱，甚至有的人都赚疯了，到了见利忘义的程度，尽琢磨怎么想法多从读者头上盘剥一些的时候，我在想，那些敬业的，想把印刷物弄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从外观到内容，对得起读者掏出来钱的编辑，谅已凤毛麟角矣。但邮箱里居然有一本儒雅可读，足堪把玩的《书屋》在，不觉眼前一亮。
这本杂志的每期封四，都印有一句大概是该刊的箴言，曰：“屋不在大，有书则灵”，显然是套用刘禹锡的《陋室铭》，意在鼓励大家读书，心自然是好的了。但有了书，是不是就灵，恐怕是两可之间的。有的人，不但读书，还写书呢，不照样蝇营狗苟，卑鄙龌龊。今人就不去说了，免得生无谓口舌，还是举个不太远的例子吧，如周作人者，他读的书，他写的书，不比我们谁都多，可他最后当了汉奸。
所以，灵不灵，大概不在书之多寡，“斯为陋室，惟吾德馨”，关键在于德。
感谢《书屋》，使我想起了《陋室铭》，从《古文观止》里翻出来，重读一遍，倒颇有启发。
《陋室铭》的作者，从来标明是唐刘禹锡，但也有人考据出来，说不是他的作品，因为未曾收进最初编成的他的集子。但不论是谁的文笔，能用八九十个字，写出这番精粹至极，凝练至极，余味无穷至极的意境，是不由人不折服至极的。
谓予不信，你不妨试试。
近年来，散文大见发达，好的赖的，真的假的，新的旧的，中国的外国的，沸沸扬扬，铺天盖地而来。说不好是古风的复归，还是书商的经营；于是，今日文坛上那些自以为，或抬轿子吹喇叭以为的散文大家们，或陈年腐朽地酸文假醋，或大掉书袋地半文不白，或卖俏卖少地拿腔作态，或丹田不足的豪言壮语，纷纷亮相，频频出镜。作名士状，作学究状，作清客状，甚至作蔑片状，式式不一，也真是令散文这老字号兴旺到有倒牌子的可能。
无论什么东西一泛滥，必成灾。
其实，中国是散文大国，汉魏以来，迄至明清，有别于诗赋的散文文体，巍然为文学的主流。例如唐宋八大家诗歌的成就，固然千古吟唱，家弦户诵，但他们更以著作论述的笔墨，在文学史上占得一席荣耀的位置。一般提到韩、柳、欧、苏，都是先想到他们的文章，然后，才是他们的诗篇，就足以说明散文在中国文学中的份量。
刘禹锡在唐诗人中是较普及的一位，诗胜于文，文章除了这篇《陋室铭》，余者便寥寥了。他历仕顺宗、宪宗，文宗，武宗，曾为王叔文党，玩过政治。不过他玩得不甚成功，相反，艺术上倒很有成就，以诗名噪世。诸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等等名句，直到今天，犹传唱不已。十年“文革”期间，他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句，是和毛主席最高指示，经常被革命小将引用的。但他（姑且认为是他）这篇不足百字的极短散文，却是千古绝唱，可一而不可二，再无超越之作了。
散文与诗一样，易写难工。写散文的作者很多，能写出好散文的作者甚少。自己说好，或雇两个无耻之徒说自己好，是作不得数的。尤其，像《陋室铭》这样谈精神与物质关系的命题，或者还可以引伸为研究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主、客观世界辩证关系的文章，放在别的作家手里，绝不是能用这八十一个字能够完美地表现出来的。
散文这种文体，虽然有一个“散”字在，然而却并不意味着这个“散”就是“散漫”，“散乱”，或是“松散”的意思。在写作散文的过程中，需要铺陈，更需要缩略；需要丰满，更需要删削；需要感情奔放，更需要字斟句酌。所以，散文写作中的优选萃取能力，最能表现作者水平的所在。放比收到容易，简比繁更困难，像《陋室铭》这样言简意胲，并不干瘪还具有文彩；思路明确，论点直截，但耐人回味；情景交融，盎然有趣，若身临其境；远有榜样，近有自勉，具乐观精神；不足百字，从室陋与德馨的统一中，写出知识分子“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的性情；甘于清贫。甘于寂寞，挑避庸俗，追求自我完善的心态，实在是一篇难得的散文。
古今文章，谈物质与精神者固多，但短得如《陋室铭》者，却绝无仅有，冲这第一点，值得读。尤其在今天商品经济社会里，更具有格外的现实意义，冲这第二点，就更值得读了。否则，在钱的前面，就会看得比命还重，推而论之，鬼子来了，就准就要当汉奸。所以，大家抱定室可以陋，德却必须馨的宗旨，这世界一定会少却不少烦恼与丑陋。
书情与友情
？ 徐开垒
前一时期捐了一批书给贫困地区图书馆，就有朋友来问我：“你怎么会有那么多书？”说实在，我的书并不多，虽家里的几只书橱确已装满，连几只衣箱也让书占领，阁楼上和床底下也有的是书；但比起我所熟悉的几个老前辈来，我的书真是微乎其微。而且我的书杂乱无章，从来不曾把它们分过类。那朋友问我怎么会有那么多书，我只好实说：“我从小欢喜看书，书使我大开眼界。童年时在宁波，住的屋子虽大，天地却很小。父亲和大哥去上海工作、读书，我就从他们的书橱中偷书看。一部《精忠岳传》，就使我废寝忘食。父兄回到宁波，常常发现书橱中的新书变成旧书，起初很奇怪，后来发现我的作文比过去通顺了，这才知道我代他们看了很多书。”书的确对我有帮助。六十年前，我随父母冒着炮火逃难到上海，看到“孤岛”上的灯红酒绿，一片阴暗天地，也就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一九三八年六月的《文汇报》“世纪风”副刊上，得到一元钱稿费，也就用它去开明书店门市部买到两本不厚不薄的书。
用稿费买书，是我六十年来的生活习惯。我平时不吸烟，不喝酒，并无什么嗜好，身边的钱，唯一的出路就是买书。而且我虽然每月工资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