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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青其实没有颠覆的野心，更无意什么观点的确立和张扬，她是以生计为重的自说自话的妇人，她感性地提出“要合算”、要“有好处”这些生存法规，更多的是为自己解说。她只是懵懂地表示对一直以来宣扬的“光荣”、“伟大”、“舍生取义”等的质疑，以及对封建“人伦本位”的不敬。确实，随着上海都市的发展，一切神圣的传统变得不那么神圣了，正如老黑格尔说的，一切社会的进步总是以“恶”为代价的。在上海这个大熔炉中，物化的价值观决定了金钱在都市至高无上的地位，为适应都市规则，市民必须使用相应的生存策略，变得实际起来。比方说上海的月份牌美女？押在月份牌中，特定的时代、历史机遇、主人公、地域等外在条件都变得无足轻重了，而重要的是其中富足而悠然的生活方式，及所带来的一种价值观念。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在那个高喊女子解放、争做出走娜拉的年代，苏青特别抗议：“娜拉可是易卜生的理想，不是易卜生太太的理想……身为女子，怎可轻信人家谰言，不待预备好一个合理的社会环境，便嚷嚷跑出家庭，跑出家庭呢？”
三
苏青曾写过一篇《自己的房间》，叙述对物质生存和精神发展双重空间的渴求。有趣的是，英国现代女权主义作家伍尔芙1929年著名的讲演集也叫《自己的房间》，其中说，一个女人要想从事文学创作，“一定要有钱，还要有自己的房子”。伍尔芙觉得“一定要有钱”是职业女文人的首要条件。而苏青从来没有终身写作的愿望，她是愿意有所依附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离婚后她干过编辑、秘书、教师等工作，经济上虽然独立，精神上却没有也不想摆脱对男人的依赖。“假如女人在职业及经济上与男人平等了，我恐怕她们将失去了被屈抑的快乐，这是有失阴阳之道的……我有这样的感觉，倘若同男的一块出去，费用叫我会钞，我就觉得很骄傲，可是同时也稍微有些悲哀，因为已经失去被保护的权利了。”
“新式女人的自由她也要，旧式女人的权利她也要，这是一般新女性的悲剧”，也是苏青的悲剧。
苏青是矛盾的，她是新旧交替时代的那个尴尬人。她挣不脱倚赖男人的旧套，“女朋友至多只能懂得，要是男朋友才能够安慰呀”。少女时代她的梦想是像《三国演义》中赵子龙一样白衣飘飘的英雄，长大后的理想爱人则普通得多：比她大，比她强，有男子汉气，即使官派一点也不妨，还要有点落拓不羁……她也没有做自由新文人的洒脱，当她不得已步入社会，男人们对她收回权利也收回了责任时，她却借《续结婚十年》苏怀青之口，难掩愤怒：“他们（男人）都是骗我的……辛辛苦苦一场空呀”，“我恨他们，恨一切的男人，我是一个如此不值得争取的女人吗？”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可是男人，往往是叫人失望的，苏青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男人都是靠不住的，还是金钱和孩子着实些”。历经坎坷的萧红曾道破天机：女性的天空是低垂的，女性的翅膀是无力的。所以处于悬空状态的女人总想抓住点什么，哪怕是一根稻草。顺风顺雨的冰心当然看不到人生还有抓不牢男人抓紧钱袋的悲凉一面。冰心笔下的女人是神化了的“真”、“善”、“美”：“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关于女人》）。在苏青的作品中找不到这种对女人的溢美之词，她把女人看得很透，对于女人的缺点、弱性太了解，却又不能超脱。
当代亦舒的小说《喜宝》说，一个女人，首先需要的是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很多很多的爱，就要很多很多钱，如果两者都没有，就企求健康。大约女子对物质的欲望，都源于“爱”的匮乏。“究竟是安稳的普通人生、‘与子携老’的日常生活对于动荡的中国现代历史就像一段传奇呢，还是‘现代’及现代历史对于中国的日常生活是个传奇？”如果回到沦陷区这一特殊的时空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给出的答案更趋向于前者。对于苏青、张爱玲这代人，普通人的日常幸福及其背后文化渐成“传奇”。美满幸福家庭既遥遥如彼岸之花，所以苏青转身拥抱物质社会。与其说苏青“谋生之外也谋爱”，不如说她是“谋爱不成才谋生”，因为没有爱，所以她微笑的眼睛里才有一种藐视一切的风情，所以她才对琐碎的物质津津乐道。但在这看似旷达的背后其实是辛酸。苏青的悲哀是真切的，做一个女人，看着房里的每一样东西，包括小钉子，都是自己一手买的，又有什么乐趣可言呢？
人必须生活着，爱才能有所依附，面对强大的压迫用自己的智慧怡然活下去是苏青的哲学，这种哲学既不伟大也不深刻，背后甚至隐伏着漏洞和危机。但苏青本来就不是英雄，她只是那个时代广大负荷者中的一员，她“诚恳的忠实于一个井底之蛙的见识”，把焦点凝聚于一种经济、实用又不乏精致的大众化生活方式上，“繁荣的报业成全了她，庞大的市民读者成全了她”，她比英雄更能代表那个时代的重量。
法国大革命琐谈
？ 袁传旭
君主制丧失存在基础
整个十七世纪，法国国王及其大臣把持了大多数政治权力，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是这种中央集权过程的巅峰。在君权神授的政治理论支持下，路易十四凭借个人权威把法国君主政体转变为名副其实的绝对主义体制。〔1〕但在历经启蒙运动洗礼以后，民主、平等、代议制逐渐深入人心，绝对主义走向了终结。而路易十五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继续奉行绝对主义，不容异说，与英国和普鲁士的“七年战争”导致法国丧失大半个殖民帝国，财政状况急剧恶化，积累起沉重的债务。到了路易十六时期，纳税人承担过重的税赋，而贵族阶层则享有大量的特权——贵族地位、免税以及其他好处，并热衷于维护自身特权，阻止国王和大臣为废除特权制度所做的努力，阻止自上而下的改革。由此，人们对现状普遍不满，所有法国人都厌倦现实社会，相信它已不再适应法国新的形势和需求，社会变革成为社会共识，甚至国王和他的谋士也接受了变革的事实，但他抓不到问题的实质，不知道“在黑暗中手牵着手走向何处”。
事态的发展导致法兰西国王在大革命发生之前已无法左右局势。由于宫廷推行的政治变革无法进行，路易十六被迫同意大臣召开已停止了一百八十年的三级会议（教士、贵族和第三等级），以谋求废除旧制度下法律、财政和政治结构所包含的封建特权。但三级会议如决堤之水，一发不可收拾。1789年6月三级会议召开不久，第三等级（除教士、贵族以外的所有其他公民）就取得主导地位，并和一些开明贵族、教士组成国民议会，宣布召开国民会议。7月，一群民众攻陷被视为王室滥用司法权之象征的巴士底狱。8月，国民议会颁布《人权宣言》，宣布废除一切封建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建立君主立宪制。至此，王室彻底失去控制局面的能力。第三等级如脱缰野马，要求以平等的名义进行更为激进和广泛的变革。10月，一群巴黎市民列队行进到凡尔赛宫，迫使国王和王后随他们回到巴黎。1791年9月，制宪会议制定了宪法，选举产生的“积极”公民组成一个代议制立法机关，宣布废除商业、手工业行会。1792年8月，巴黎民众占领了国王所在的杜依勒利宫，路易十六及其家人被监禁，立法会议被解散，选举出一个新的立法机构——国民公会。9月，国民公会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指控路易十六犯有叛国罪，并于1793年1月将其处死。1793年5月，温和的吉伦特派领导人遭逮捕处决，激进的雅各宾山岳派控制了国民公会。9月，愤怒的民众在巴黎杀害一千三百名被怀疑同情王室的囚犯，随后，大约四万名政治反对派被处决，成千上万的人遭监禁。1794年7月，国民公会的政治反对派将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1795年，成立督政府，1797年拿破仑发动政变，实施军事独裁统治直至1814年。
幼稚的平等
在革命者看来，平等是人类的自然状态，不平等是不同个人历史和环境影响的结果，这种不平等的根源能够得到根除。不平等是非正义、违背公意的，理性的社会应是一个平等的有机整体，平等应是一切合法性的源泉。民主就是平等，所有的人应拥有相同、平等的政治权力，必须消灭私有财产，实现财富平等分配。卢梭写到，私有财产产生了不平等以及主人和奴隶之分，因此，私有财产是人类史上堕落和邪恶之源。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所有的人都应该牺牲私人利益。因此，法国大革命时期，平等被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和终极目的，成为激进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动力和社会凝聚力的源泉。革命者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