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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拥有再高天分，也只能成为自己笔下嘲讽的“女结婚员”。就此意义倒不妨说，张爱玲是个真正的精神贵族。她以自己的天才谋生，成就自己，就是要干自己想干之事，她避世逃名“封闭自己”，
“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都只为来日无多，想干的事来不及干，而绝不是为了什么“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更不会为了无中生有的贵族梦而“迫不得已”地“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吴小东究竟了解多少张爱玲“自己的意愿”？竟得知她“违背自己意愿”到了“可怜”的地步？——也许作品迫不得已必须面对各种歪曲，才是张爱玲一生最迫不得已之事。
对张爱玲与赖雅的关系，吴文同样毫无根据地妄加臆测：“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那么有号召力、人又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年龄大点有什么？”
拥有赖雅部分日记的司马新，在其专著中辟专章提供了非常翔实的赖雅资料，提要如下：
赖雅像张爱玲一样早慧，二十岁以前已写有不少诗歌和至少一部诗剧，但第一次大战后，“他便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并作为自由撰稿人开始过一种变幻不定的生活，他的余生几乎就是这样过的”。与张爱玲一样，赖雅写过“各种类型的文章发表”，甚至包括烹饪。不同的是，“好莱坞的十二年，虽然丰衣足食，报酬优厚，但却也纵容了他的弱点，放任了他的欲念，以致不能写出严肃的作品来”。1943年，“赖雅不幸摔断了腿还轻度中风……他的健康状况还消蚀了他写作的信心……1955年他取得麦克道尔文艺营的入营机会，在这里，赖雅希望能休养生息，重新积聚力量，为重展雄风抓紧最后的机会”。张爱玲于1956年冬到文艺营，1957年3月13日两人第一次相遇。5月初，“他们彼此已觉得很投趣”，而5月14日，赖雅必须离开文艺营，“他也有居无定处之苦……尽管她自己也很拮据，她还是送给赖雅一些现款作为道别礼品让他带到耶多去”。
由此可见，张、赖婚姻是有基础的，二人既有相投也有分歧，但分歧不足以影响情感。正因有情感基础，张爱玲才不顾自己“经济拮据”，依然送钱给他以示情。更重要的是，赖雅当时已是才华已逝的过气人物，否则不需要“重展雄风”。纯属空穴来风的“在美国文艺界那么有号召力”，不过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目的是诋毁张爱玲的婚姻动机。这段异国婚姻的个中缘由，非外人所能参透，即使掌握不少资料的司马新也只能推测而不敢下定论，吴小东却为了诋毁张爱玲的人格而强作解人，暗示张爱玲为生存而毫无原则地高攀赖雅。
除了扭曲事实的臆测妄议，吴文的逻辑也幼稚可笑：“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了上胡兰成？”“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
这种逻辑与“夫荣妻贵”、“老子英雄儿好汉”属同类，作者想说的不过是“张胡臭味相投”。假如这一逻辑成立，那么作者提及“张赖”时，就应该如此说：“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赖雅？世间没有偶然的事，赖雅卖文，张爱玲也卖文；赖雅极有原则，‘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坏话’，张爱玲也极有原则。”
四、不求甚解的断章取义
歪曲事实、选择证据、臆测妄议，以上种种，无论有意无意，根本原因是作者不了解张爱玲的作品与为人，所以会有下面大段情理不通的诋毁：“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冷眼相看。即使和她最亲密的人如好友炎樱、姑姑，也锱铢必较，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账，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有一次空袭后，她和朋友在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穷人青紫的尸首视若不见。”
张爱玲再天才恐也难料，自己的盎然情趣竟成他人诋毁的证据。倘吴论正确，则张爱玲根本不配称天才，向人免费提供攻击自己的大量证据竟懵懂不知。可惜张爱玲清明得很，她性格中的冷，恰是女人少有的理性：任胡兰成“胡说”而始终缄默，保持冷眼“张看”的姿态，即为明证；她不像平常女人那样爱小猫小狗，却有自己所爱，爱闻汽油味、油哈气，爱所有生活的气味，为何非爱猫狗不可？
即使理性，张爱玲依然有姐弟情，《童言无忌》里写得很清楚：“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私语》中的记录是：“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姐弟之情似乎不必旁人瞎操心，她弟弟理解就行：“姊姊待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我的姊姊张爱玲》）“天才又乖僻”的张爱玲，对于情感的理解与表达，自然与古道热肠热衷于人来客往的芸芸之辈截然不同，这顶多也是性格而非人格问题。
正因为对中国固有礼俗乃至陋俗有超出常人的看法，张爱玲才可以与炎樱一边“锱铢必较”一边相交甚欢。她俩的“锱铢必较”充满情趣，是她们特有的打趣方式。“锱铢必较”是否人格缺陷且不论，张爱玲有“必较”的时候，也有“不较”的时候。慕容羽军在《我所见到的胡兰成、张爱玲》（《香港文学》第133期）一文中描写了与张爱玲的几面之缘，可以看出张爱玲既不一味冷漠，也非总是“必较”。一次在香港YMCA食堂两人巧遇，张爱玲不仅让慕容坐下，而且说：“你叫东西吃，我请客。”慕容不好意思说：“香港这地方，吃东西是男士付钞的。”张爱玲答：“这是虚伪的社会，我在读书的那几年，吃东西都是谁吃谁付钞。西方人这一传统倒爽快，不过，今天是我先在这儿，可以解释做我是主，你是客。”
至于付车夫小账一事，于青据张氏散文串写的《张爱玲传略》中有这样的描写：“她觉得可耻而又害怕，宁可多些，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赶忙逃到楼上来，看都不敢看那车夫的脸。”所谓“可耻”、“赶忙逃到楼上来，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均为于青曲解张爱玲原文，阐释过头，吴文却照搬不误。《气短情长及其他》第三节“家主”中写得很分明：张爱玲害怕给小账，并且宁愿多给也不懊悔，是因为她不像通常的“家主”，“虽然也啬刻，逢到给小账的时候却是很高兴的，这使她们觉得她们到处是主人”。张爱玲丝毫没有这种贵族“家主”凌驾于仆役或他人之上的“主人的快感”，故不愿亲自付小账，就托姑姑去付；她也没有如吴文所言“坐人力车到家”，而是在家等着“卡车把纸运了来”；根本未见车夫的张爱玲，如何能像吴文栩栩如生描写的那样，“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
为“虱子”小题大做，实非所愿，但既然写批评文字，最起码得倾听“事实的金石声”，并对事实作合于情理与逻辑的客观评价，然吴文却东取一瓢西舀一勺，挠腮扪虱强作解人，企图证明张爱玲人格分裂而低下。不知吴先生是否完整看完过张爱玲的任何一篇作品，不然怎会从《烬余录》里单单挑出“萝卜饼”、“青紫的尸首”这些字眼，却偏偏看不见文章主旨。结尾那么一大段，分明是作者站在文明高度，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的反省与质问，至今依然令人警醒。我愿意把这段话转赠吴先生及无论拥张批张的每一位张爱玲读者——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我参加“提审胡风”的前前后后
？ 王锡荣
今年是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我却想起另一个人来，这就是鲁迅的亲密弟子胡风。本来，胡风与我年龄相差五十余年，完全是两代人，而我却有幸结识他，并有幸受到他的牵连，说起来真是令人唏嘘。
事情要从上世纪三十年前说起。1976年10月，“四人帮”刚刚粉碎，我就有机会进入了设在上海复旦大学的鲁迅著作注释组，这个注释组承担了《鲁迅全集·日记（1927～1936）》的注释任务。我当时还是一个工厂的小青工，当时时兴“三结合”方式，就是由工人、农民和学校师生共同参加。我是作为“工人代表”误打误撞进入鲁迅研究领域的。
为了注释《鲁迅日记》，我们当时要做的事，首先就是外查内调，除了查阅各种文献资料外，还要到处走访与鲁迅有接触的老人，尤其是那些在《鲁迅日记》上出现的名字。但是，很多重大问题和重要线索，都在胡风这里断了线索。于是，当然地，我们想到了找胡风查证和核实。
但当时胡风还在监狱里，我们怎么能找到他呢？芽经过多方打听，了解到胡风关在四川某监狱里，据说是南充第三监狱。于是我们经过当时上海的市委“文教办”开了介绍信，到公安部转了介绍信，准备去成都，通过提审胡风来了解那些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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