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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6月，我们复旦鲁迅注释组一行六人到北京开始调访。8月上旬，我们又兵分三路，分头到各地调访。我和青年教师李兵先生两个人一路，经郑州、西安转向四川一线展开调访。在西安时，巧遇当时上海师范大学的王自立、陈子善二位，他们负责《鲁迅书信》部分的注释。得知我们要去四川提审胡风后，就托我们代问一些《书信》中与胡风有关的问题。
8月下旬的一天，我们两人怀揣公安部的介绍信，到了四川省公安厅。但一个接待我们的中年女警官和颜悦色地告诉我们：中央有命令，任何人不得提审胡风。如有什么问题需要问胡风，可以通过四川省公安厅代讯。她告诉我们：你们想要了解什么事，可以把问题整理一下，交给我们，由我们代审，然后寄给你们。你们把地址留下来就可以了。我们保证负责寄到。
我们听了，很不甘心就这么打道回府，就说，有些问题不是一次能说清的，需要反复盘问。她仍然和颜悦色地告诉我们，如果一次问不清，可以再来信问，我们一定负责办好。话既然说到这种地步，我们也没了辙，只好回到旅馆，把我们所要问的关于《日记》的问题归纳为十五个问题，又把与《书信》有关的问题归纳为七个问题，总共二十二个问题。实际上每个问题中又套着几个相关的问题。我们交了提问单，悻悻地返回了上海。
过了将近两个月，我们觉得胡风的资料大约已经没有希望了。忽然有一天，收到一个像期刊袋一样的挂号纸包，打开一看，全组的人都兴奋得跳了起来：是胡风写的对于我们提问的详细答问，足足写了五十一页！题目叫做《关于三十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二十二条提问》，是写在蓝色的双线报告纸上的，落款的“胡风”二字，是他标志性的手迹。里面谈的全是关于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和“左联”、鲁迅及冯雪峰、周扬等重大史实问题。而且很明显，他不是全凭记忆，而是有很多查证和考辨的，而且同样明显是：梅志也在一边帮同回忆和佐证。有些地方，他明白表示已记忆不清了，但是可以根据当时的一些背景情况来反证，他会举出一件当时相关的事，说明这件事与我们要查证的问题之间的关系，来确认事实。
后来，胡风夫人梅志曾在《胡风沉冤录》中写到这件事，但他们并不知道这是谁要求写的。只是因为监狱领导说，要好好写，尽量详细、准确。这使他们觉得这个任务很重要，于是两人商量着写了四五天，又重新核对了一遍，再重抄一遍，然后才寄出的。
毫无疑问，这是一份极其重要的证词，他态度客观，证据充足，很多材料闻所未闻，解答了许多疑难问题。
但我们研读之下，觉得还有一些问题要再问，于是又理出十一个问题，写信给四川省公安厅，请他们再次代讯。
与此同时，我们把其中与《书信》相关的七个问题的答问提供给了陈子善兄。子善兄要求看全文。我们考虑到都是为了同一任务，就给他们看了，但要求第二天就返还。但复旦方面领导考虑到这事很敏感，怕引起什么问题，就要求他们不要外传。
过了不久，又收到四川省公安厅寄来的邮包：这回胡风又写了整整九页补充材料，还是一样的严谨、扎实、丰富，非常精彩。
与此同时，外间却开始传说胡风写了一份材料谈三十年代敏感事。有人来打听，复旦方面都回说没有这事。可是有一天，忽然收到北京大学著名的现代文学研究权威王瑶先生的来信，要求看这信。这下注释组领导感觉问题大了，赶紧向中文系领导汇报。当时“文革”结束未久，人们心有余悸，中文系领导一听此事，吃惊不小，立即决定：马上将此材料上交，要求立即挂号寄给中宣部。注释组领导回来把领导的决定跟大家一说，大家都很懊恼：这么重要的珍贵资料，竟要上交！我们千辛万苦挖来的资料，反倒招惹是非了！
但有什么办法呢？芽谁敢承担这个责任呢？芽只好上交吧！但大家还是心有不甘，于是大家分头，连夜抄写，合成一份，第二天，注释组把原件上交，而偷偷保存了那份“手抄本”。然后回信给王瑶先生，说是已经上交给中宣部了。王瑶先生也没再来信。
这事也就算过去了。过了几个月，忽然看到友人间传阅着一份上海师大鲁迅著作注释组编辑油印的《鲁迅研究资料汇编》，其中却已经将胡风写的第一份材料印进去了。而第二份材料即补充材料，子善他们是没有的，我们也没有告诉他们有这第二份。
这是1977年的事。胡风提供的新材料也被吸收进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
1979年，胡风出狱后到了北京，1980年初，我当时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日记》注释定稿工作。二月初的一天晚上，我和包子衍先生一起到北京医院拜访了胡风，但我并没有向胡风提起这事。以后我又多次拜访胡风和梅志，也始终没有提到此事。
但后来的事却跟我个人关系更大一些，还真使我受了点牵连。
这是在1991年，正是鲁迅诞生一百一十周年纪念的年份。我当时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编辑馆刊《上海鲁迅研究》。为了挖掘新资料，我想起了这份胡风写的珍贵史料，决定拿出来正式刊登。虽然曾在小范围传播，但毕竟知道的人不多。
为了慎重起见，我先请梅志先生审读了原稿，征得她的同意。这时胡风已去世，梅志先生说，她到这时才知道，原来我跟这批材料还有这么个过程。她仔细看后，做了一些局部技术处理，并写了一段附记后，交给我发表。在刊登时，出版社逐条对照了有关出版规定，确认没有违碍，还打破“三审”规定，特地由上海市出版局一个分管副局长亲自审看了稿件，一字一句做了斟酌，还写了一段批文，确认最后刊出的面貌。实际上，主要对胡风原文中个别涉及人物定性的称呼做了技术处理。
9月12日，刊登胡风材料的《上海鲁迅研究》第五辑送到，我即开始分发各处，除部分作者外，当天下午就寄发了一部分，其余准备次日早上再邮寄。13日早上，我因孩子生病请假一个小时。到单位时，忽见单位领导正要出门，看我来了，一把拽住，说是出事了，赶紧到局里去。路上我问是怎么回事？领导告诉我：《上海鲁迅研究》刊登了胡风的《二十二条提问》，上级怪罪下来，要我们马上去谈话。
我们到了局里，领导十分气愤，认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因为中央曾有搁置三十年代问题的指示精神。并且当时“风波”刚过，刊登这《二十二条提问》有可能引起不良后果。但把主要责任归咎于我馆领导，批评馆里缺乏政治敏感性，擅自决定刊登这样一份违反中央有关精神的敏感材料。
见此情形，我赶紧声明：这不关馆领导的事，我可以对此负责。因为我是责任编委，而且已由出版局领导再三审查，严格把关，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也责在出版局，不属我局和我馆的责任。
但局领导仍要求我馆领导写出检讨，并作出整改。
之后，我馆马上采取了一些措施：收回已发出的《上海鲁迅研究》，并停止发送该刊。为此还特地派两个人出差去追回已经寄出的刊物。但是，当时该刊已经新华书店征订将近一千份，必须满足，怎么办呢？有个领导想出一个绝招：把《二十二条提问》撕掉再寄发。于是又发动一批人紧急行动，撕掉这篇材料，然后把这缺了整整三十页的刊物邮寄出去。当时拿到它的人，无不为之绝倒。其实，这种行为拿到今天来看，简直是违法行为。可是当时人们却做得严肃认真，而且是绕过了出版局做的。而出版局方面，却是从来没有认为这有什么问题，也不知道后来竟还发生过这些故事。
接着，就是整顿编辑部。我被调出编辑部，去参加鲁迅生平陈列的改建。
到第二年，不知怎么一来，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有个记者了解到这事，便大惊小怪起来，就在该报上作了一个连续五期的追踪报道，说是在大力反“左”的今天，居然还有如此荒唐的极左做法。
不久，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原国家出版局局长王子野在中央理论刊物《学习》上发表署名文章，严厉批评“左”的余毒，而他所举极左的例子，就是《上海鲁迅研究》胡风史料被禁一事。
紧接着，《新文学史料》全文刊登了胡风这篇《二十二条提问》，再接着，是《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封面上还用黑体字标出！
这下，事情才算起了变化。到1992年底，有关领导便悄悄下了一道指令：《上海鲁迅研究》可以发行。
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有个领导原是《二十二条提问》中涉及的某公的弟子，胡风在文中对某公有些不敬之词，而当时某公还健在。这位领导看了，觉得在前辈面前不好交代，就向局主管领导提出：这材料有严重政治问题，发出去要出大乱子？选当时主管领导原是正直之士，但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哪里知道个中奥妙，听他说得吓人，不敢不出重典，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故事。以后当他们了解到真相以后，对我却是另眼相看，给了我很多奖掖，使我至今铭感。如今这些领导全都已经下世，常令我想起来仍不胜感慨。
靠天吃饭
靠 天 吃 饭
？ 郭 梅
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是靠天吃饭的，风调雨顺的时候可以维持温饱，一旦有个洪水大旱冰雹之类的天灾，就只能啃着草根树皮挨饿了。其实古时候还有一个职业也是靠天吃饭的，那就是优伶，不过这个“天”指的不是管刮风下雨的老天爷，而是指“天子”。作为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对优伶、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