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说那服务员不会写稿那是假的，她可以把一件事讲清是不成问题的，而且所表达的文句还算通顺，只是在表述一个小小的事件时，她老是在稿子上绕来绕去始终还是没有绕到主题上。不过没关系，她是个聪明人，写好稿子之后，她总会在领导有空的时候把它递过去虚心地请领导把关、修改的。领导润色之后她再重新抄一篇，抄着抄着，她也就提高了。再后来，领导改好的东西，她干脆拿去请人打印了。
那时候，电脑还没有怎么普及，如果像现时，通过qq发个稿子给领导过目，领导修改后再回传，也挺省事的。这样，就不会拿着手写的稿子去找领导了；这样，丁后锋就不会见到那难堪的一幕了。
文人的感情是丰富的。才子爱美人，美人爱才子。这样的事古已有之，不足为奇。因此，丁后锋一直认为领导帮服务员改稿的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领导打老远的地方来这儿创业，暂时的感情空虚是可以理解的嘛。后来，领导跟那服务员同居了。再后来，商报倒闭后，领导就把她带回老家结婚了。
不管怎么说，丁后锋对商报这样的风气颇为失望。像他们之类的一线记者，专职以新闻为生，拼死拼活，这个策划报道，那个连续报道，没日没夜地搞，搞得朝野震动，大快人心，虽说也有丰厚的收入，最终都不如那些广告部的记者的收入。人家买起房子、买起小车，穿起名牌，经常到高档茶楼喝茶、到歌厅k歌什么的，每一天都那么开心、潇洒；而他们呢，连个小车的轮子也没摸着，更别说买下房子的卫生间了。再说，有些部门的某些记者也不太乐意从事新闻，认为写稿子的记者是“三流记者”，既不会赚钱也不会享受生活，“你看我们一利用记者的头衔，跟人一谈广告业务，什么钱就来了”。嘿，说白了，他们这是在招摇撞骗，私捞一把。
最让丁后锋看不惯的是，因为是以工分计奖金计稿酬的，有些记者一天都没有去采访居然也写出一些不咸不淡的稿子滥竽充数，甚至还编造一些似是而非的新闻抑或假新闻来。你比如，有这么一则新闻，说的是市区某路公交车上，两男子在挤抢上车时发生摩擦，继而动起手来。后来，不知道怎么的，两人却握手言和了。稿子有时间、有地点、有细节、有过程、有姓名，看起来不会存在任何问题。谁知稿子一发出，就有人存疑了，说某天某日某时他们就乘坐该路车，没见着这么感动人心的事情啊。
公交车流量极大，车次也多，上上下下的，没个停时。乘客质疑此稿之事，确实也让报社领导怀疑记者没有到现场采访此事，甚至怀疑这稿子是编造出来。或者说，这稿子随便把其中的某个要素换掉，由张三变成李四，某日变成某某日，某时变成某某时，再把“故事”的地点放到某个城市或某个街道或某路车上，也同样“存在”。换成擅长写情感写细节的记者再细细地“描述”当时的“过程”，情节更加丰满感人。一句话，这稿子很虚，来路不正，涉嫌造假。而当事记者却振振有词地称这是他当天乘坐该路车时所看到的，因为时间较早，没有多少个看到这一幕
类似这样的“虚稿”，商报还发了不少，反正无关痛痒，软巴巴的，可有可无。这样的记者，就像关起门来待在家里挖空心思地创作的、水平并不高却希望通过编、故事来骗稿酬的业余作者一样，一天到晚都想着如何弄一篇稿子交差、完成当月工作任务。反正发表的那些社会现象的稿子，又不是批评性、揭露性报道，要实打实地点名点姓，直中要害。这种软性的稿子，人名一律是“张大爷”、“林阿姨”“李老师”等等这些人就住在市区华东路或德政路等，华东路或德政路有几公里长，街道两旁住着数不清的居民，“张大爷”、“林阿姨”“李老师”之类的人，更加多得不计其数。他们在长长的人来人往的街道上遇到一个“小偷小摸”或“骗子”或“稀奇古怪”之类的事，也就不足为奇了。谁也不会去深究此事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是否发生过，这些“主人公”是否就住在本街道上。
但是，老百姓并不是傻瓜。这种“放之四海皆准绳”的稿子，随便“改头换面”也可以在某个街道上发生，因此他们一看到这样的“新闻”，便一笑了之。
丁后锋曾见过商报刊登某同事一篇稿子，文章的标题他至今还记得，叫网友竟是后妈。十一二岁的少年开房约会的网友，居然是他的后妈此稿在外省报纸上刊发过，某同事把它“落地”于本地。按道理来说，写出这样的假新闻，记者是要受到严肃处理的。就算不辞退他，至少也要罚得他全年奖金精光，得每月只有三五百元的生活费，还要把通报张贴在评报栏上半年，作为惩罚。
奇怪的是，此事发生后，那记者没伤着一点皮毛，此后照样写些不痛不痒、内行人一看起来就知道是编造出来的假新闻，并以此骗了不少稿酬、奖金。因此，有同事把那记者叫作“大作家”，整天开玩笑地对他说，“你干脆辞职回家写，兴许某一天还能像香港歌星一样大红大紫哩”。他只是笑笑：“说谁叫你们都不写稿子，居然留出那么多的版面给我去填。我不填，第二天的报纸就会像当年的新华日报一样有个“天窗”，那怎么向读者交代呢？”
这个记者没被处理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是报社三把手招进来的，就如同二把手招进来的女服务员一样，彼此都得给个面子嘛。你有你的人，我也有我的人，大家心知肚明，何苦互相拆台呢？
如果说，当初为了生存丁后锋混进了报社，那么自从他解决根本的生存问题后，他对新闻的挚诚与敬畏是无人能比的。或者说，当他在商报做记者做出状态也做出特色来之后，他决定把新闻当作自己一生追求的东西，于是他认真写好每一篇稿子，为老百姓说说话——虽说仍未达到那种为民请命的境地，但只要是老百姓的事儿符合新闻的采写要求，且不违反法律、法规，他都如实地表达出来。然而，当他看到报社这种风气时，他失落了，绝望了。
当然，他这种情绪的变化还源于新闻环境的制约，但这并不是重要的。只要是在这个国度里生活，便会有许多不可逾越的界限，就好比一个人在一个家庭里生活一样，家有家规，国也有国法，毕竟这儿并不是西方国家。
他最大的困惑的是，报社内部管理制度制订得并不够严谨，奖罚细则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也许这是一份外地人来创办的报社吧，大家都有捞一把之后就有走人的想法，所以无人认真过问制度，无人钻研业务。招进来的人三教九流，素质参差不齐，当然也就存在内伤与硬伤了。当这种内伤与硬伤累积到某一种程度时，就会爆发出来。
报社提倡的是多劳多得，以生产队般的工分衡量一个记者的勤奋程度，因此领导希望记者速战速决，而不是希望记者费时去采写出精品新闻。记者也不可能为了一篇精品新闻而耗上一个星期。一篇稿子就是一个工分，一个工分就是稿酬与奖金，你一个精品新闻又值多少工分？就算值几个工分，人家写上三五篇可有可无甚至虚假的新闻，也会等于你那精品新闻的工分值了。因此，记者的文章也就不会像杂志、书籍一样精美了，耐读了，让人深思了。
丁后锋隐约感到这种风气最终会摧毁报社的。咋不是？这种风气所滋生的危机，就跟一个登山爱好者把绳索扣在山顶上一根已经被风吹雨淋得早已枯败的老树干上，随着慢慢往狭长的山谷下滑落，老树干开始不胜其荷，发出断裂的响声——虽说一时半刻仍未出现意外，可绳索迟早会从老树干那儿脱落，这只是时间问题。到时，登山爱好者注定要葬身于山谷之下。
正如丁后锋所猜测的那样，商报这种要命的风气，或者这种宽松的内部管理制度，最终把自己的命运终结了。世间万物，各有各的命运，而各自的命运总是隐藏着某种必然的结果。
春天，鲜花红艳胜火，但狂风猛刮之际，它必然被摧残于地，因为它太娇嫩也太脆弱了，一开始就无法把自己放于长久的打算之中，它只希望在瞬间能够疯狂地妖艳一回，当然也就不能承受意外的狂风暴雨了；夏天，屹立于山崖之上的树木，看起来郁郁葱葱，但天长日久，它就会枯萎，只剩下用力一摇就会折断的树枝。因为它扎在土壤里的根并不牢固，山崖之上的土壤也不深厚，到处都是裸露的岩石，因此它缺乏足够的营养成分；盆景造型千姿百态，那毕竟是人造的供人欣赏的东西，再怎么施放肥料，精心修枝剪叶，它始终也长不成巅峰之上的巍峨的迎客松。
商报的缺陷，也预示着它在发展过程中注定要夭折的命运——就似无根的萍一样，在浮躁的功利的空气中漂泊，最终被自己搞垮了。
这让丁后锋想起某种癌细胞，初时小得肉眼都看不到的癌细胞，只位于心脏的某个部位，许多人都忽略它，甚至认为它会随着时日一长，会慢慢消失。谁知，它从针孔般大小，日益演变成黄豆般大小，再下来，慢慢扩散得像拳头般了。此时，癌细胞已经腐蚀了整个心脏，再好的医生再好的药物也难以救治了。
好在丁后锋事先预感到商报会被撤销，在商报被省委宣传部撤销之前，他就另觅去处，投靠到了桃源江都市报。他听说都市报的风气较为开明，管理制度也较为严明。他一直看不起商报等媒体的那些借新闻之手为自己谋利的记者，他为新闻而生，为新闻而死，这才是他真正要追求的。人都有自知之明的，他不企望像范长江、邹韬奋、瞿秋白、斯诺那样有名，但他觉得自己应该不枉此生。
在商报期间，他没少向领导陈词管理制度的弊端，也痛陈这种风气的危害性。他满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