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朗匾桓鲅Э剖俏薹ǔ龀晒摹Ｖ谒苤珼NA双螺旋结构就是由四位科学家同时发现的，他们分别从事医学、生物化学、物理学等不同学科，正是珠联璧合的合作促使了新成果的诞生，固守一个学科根本无法发现DNA结构，因为DNA的奥妙本就藏匿于众多学科之中。自然科学尚且如此，人文科学就更需要突破学科的羁绊了。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对跨学科人才嗤之以鼻，以为这样的人无一所精，难成大事。殊不知，随着人类发现真理的速度不断加快，存留于纯学科中的未知问题越来越少，所以宏观型、综合型、全面型人才最有发展前途。
偏见绝非空穴来风。
首先，“堆泥”者的群体异常庞大，他们本能要保自己的饭碗。一部《论语》养活了多少人实在难以估量，说有千百万定不为过。不用说《史记》、《文心雕龙》等文化历史巨著，就是“一把心酸泪，满纸荒唐言”的《红楼梦》也不知为其后多少文人提供了饭碗（我并无贬损《红楼梦》之意，只是认为犯不上那么多人一拥而上去争夺这个有限的资源）。“红学”固然证明了《红楼梦》之伟大，同时也说明了后人的无能。
其次是懒惰心理在作怪。思想创造是极其困难的事情，非勤奋者不能成功。若以思想性、创造性定优劣，能够留在学界继续吃治学饭的恐怕也就寥寥无几了，所以人们争相做“堆泥游戏”，以此回避辛劳。
第三是嫉妒心理在作怪。让人不能理解的并非“堆泥治学”（阐释也有其价值，故也有存在的必要）本身，而是对创造性的不能容忍，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唐诗兴旺是因为唐朝没有形成研究“诗论”的热潮，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风格与写法各不相同，万态千形，不拘一格，荡思八荒，神游万古，诗苑之葩才开得格外绚丽。宋词发达是因为宋朝没有研究“词格”的热潮，词家读破万卷直吐胸臆，随意挥毫自由超迈，才有了宋词的繁荣。做反向思考与推理，如果唐宋两朝满街满巷都是研究“诗论词格”的，张三说诗应该这样写，李四说应该那样写，王五说“无言诗词才是最好的诗”（由“无为而治”而来），论诗词的比写诗填词的还多——如是则无诗词矣。
观今日学坛，鲜有论学者，却多专门研究治学之道的“学术家”，他们动辄以自己的文字为“学术”标本，将“学术性”挂在嘴边，把“没有学术性”的帽子戴在做学问人的头上，让他们慑于紧箍咒，乖乖就范。
当今“学术家”车载斗量无法计数，正好彰示出学问的危机。这不能不引起人们联想，明清时代诗词论家迭出——其中不乏以“三袁”（袁宏道、袁中道、袁枚）为代表的大家，却没有大牌的诗人词客，诗难颃李杜，词难颉柳苏。
随便说一说容易，认真研究就难了。“学”之难在于它是发前人所未发，议前人所未议，提出真实问题并建立独特而有价值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要经受他人的批判，被证明揭示了真理或对继续揭示真理有益，如此才能谓之“学”。
“治学者”，“正在学习者”之谓也。“学者”不是学成之人，而是在学之人。“学者”的力量恰恰蕴藏于“学习”之中。“治学者”追求的是创造性，一见一解，必自心出；创意造言，绝不相袭。
所谓“术”，就是以前人的思想成果为原料进行精细加工，将前人的成果总结归类，条分缕析。“术”是“学”的衍生物，如果没有“学”在前，就不会有“术”的繁衍。
“治术者”多为学成之人。他们已经满腹经纶，要做的不过是将胸中所藏介绍给不如他的芸芸众生。“治术者”们的好奇心远远不如治学者强，这便是其致命弱点。
只有“治术者”才需要以篇幅证实自己的才学，以结构表征自己的功底，以概念熟稔于胸来证实自己的成熟，以旁征博引来证实自己“治术”之气势。在某一领域他们呼风唤雨，吆天喝地，宏博深厚，铺张扬厉，深思所至，笔无遗珠，无所不能，无所不逮。然而他们无论写得怎样精彩，都摆脱不了成见，“成见”在学习过程中已经被铸就。他们的写作一般都是先有成见而后落笔。只要是“治术”，堆垛之习便在所难免。名章警句，皆由人出，感事触物，皆随人仰，故而言出皆有据，注释极多，正所谓“寻章摘句”者也。我们绝对不能说“治术”无用。至少“治术”可以起到推广宣传学问的作用，何况治术者还可以考证悬谜，拆解疑难，使学问更易于理解。
我并不一概反对“寻章摘句”。搞研究（特别是人文学科的研究）有时避免不了寻章摘句，袭用前人典故。但搞到“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地步就成问题了。袭用也有各式各样的，有菀其鸿载（取其大）的，有拾其香草（捡其小）的。无论如何“摘录”应该浅尝辄止，集古今之精，拢四海之华，将他人之长凝固成精华，而非照搬照抄。中国历史上，大凡真正的学问家绝不套他人口风，袭他人观点。不用说抄袭，就是行文啰嗦重复也会立遭诟病。大书法家与散文家王羲之在《兰亭序》中使用了“丝竹管弦”一词，立遭非议，说“丝竹”即“管弦”，二者用其一足矣云。往者已矣，其人已没，然而这个关于写作态度的典故却永久地留在了中国文学史上。
中国历史上的学问大家，有治学的，有治术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认真，正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有了这种态度方能做好学问。
梁启超早在百年前就告诫国人，“学”是“学”，“术”是“术”，二者不容混淆。不想百年过去，“学术性”已经沦落为大众化俚语，没有谁不知道它代表一种权威，一种不同于政界或商界的权威。掌握权力的学阀可以断定某某作品“有学术性”或者“没有学术性”。学问的评判已经由公议变为少数人说了算的私事。更糟糕的是，“术”与“学”被紧紧粘在一起，很难分开，鱼龙混杂，而真正有“学性”的成果只能向隅而泣了。
为公平计，为增益学问计，为繁荣学苑计，为民族昌盛计，该对“学术”分类与评判体制做深刻检讨，还“学性”、“术性”以本来面目了。
从提倡“咬菜根”谈起
？ 李 培
古人云“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俗语亦云“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周作人在散文中曾反复提到这类字句，行文间难掩赞赏之意，这代表了他关于生活的理想境界：布衣蔬食、闭户读书、优哉游哉。但事实上，终其一生，他从未试图将这种“咬菜根”理想付诸实践，相反，各种史料表明，他在现世追求的恰恰是另外一种有美食相伴的精致享乐生活，甚至不惜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真是奇哉怪也。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形成了如此大的反差，是时代家庭的客观原因还是个人思想深处的贪欲在悄悄作祟？
慕古怀旧的菜根情结
周作人的菜根情结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慕古，一是怀旧，两者综合作用，形成了他“青灯一盏、清茶一杯、布衣蔬食”的生活理想，“咬菜根”则是这种理想的载体。
先说慕古。他出生于1885年初，时值清末，周氏家族又是书香门第，于是，他从小便读“四书五经”，后来还去参加科考，一早便接触到以儒家为中心的封建正统文化，虽则日后又接受了许多外来思想，但传统文化的内在魅力不可抹杀。作为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知识分子，周作人颇多与古人心灵相契的地方，儒家“独善其身”的安贫乐道思想就深为他所喜，如孔子所云：“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颜回所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常常被他在文中提及，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出于种种需要，他自居为正宗儒家时，这些观点亦成为重要依据。
另外还有南齐的周颙：“清贫寡欲，终日常蔬食”；宋代的黄山谷在画作上所题：“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清代学者李渔的论点：“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进自然也，草衣木食，上古之风，人能疏远肥腻，食蔬蕨而甘之，腹中菜园不至羊来踏破，是犹做羲皇之民，鼓唐虞之腹，与崇尚古玩同一致也。后肉食而首蔬菜，一以崇俭，一以复古。”〔1〕凡此种种，统被周作人列为“道德的吃菜主义”一派，对这种崇尚朴素清淡的生活以及“不是不吃肉，而是多吃菜”的主张，他是颇为赞同的，前人的著述成了他菜根情结的理论来源。
再看怀旧。周作人的散文多写于北京。他怀旧的对象，一是童年的故乡——绍兴，二是青年的故乡——东京，两者在素朴的生活习惯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动笔时已时远年湮，且对干燥粗粝没有好吃茶食的北京又有诸多不满，在回忆中就不免对逝去的故乡生活进行美化，旧时的日子被幻化为不可企及的理想境界，其中犹以菜根情结为最。
对故乡的回忆是儿时的体验：“绍兴的老百姓往往托了一碗饭站着吃，饭碗上放着一长条乌黑的干菜——整棵的白菜晒干，吃饭时和米一起‘邬’熟，一叶叶撕下来，就那么咬着吃，如是茄子茭白之类，还浇上麻油酱油，吃起来味道特别好，与用刀切的迥然不同，此外的吃食就是腌菜，霉苋菜梗，红霉豆腐之类。”〔2〕他对这种平民化的生活方式心驰神往，在文章中频频提及：“咬得菜根，吾乡的平民足以当之……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确说，但是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的，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而实在却也有清淡的滋味。”〔3〕可见，这种自然简单的“咬菜根”生活使得周作人一直留恋不已。
对东京的回忆则是成年以后的，关于那里的饭食，他写道：“寻常茶饭，萝卜竹笋而外，无长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