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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京的回忆则是成年以后的，关于那里的饭食，他写道：“寻常茶饭，萝卜竹笋而外，无长物也”，大多“清淡、枯槁、没有油水”〔4〕。许多中国留学生对此都很头痛，而周作人却是十分适应并喜欢，“这些日本食物之有意思也就在清淡质素，它没有富家厨房的多油多团粉，其用盐与清汤处却与吾乡寻常民家相近，在我个人是很以为好的。”〔5〕谷崎润一郎所竭力批判的“寒乞像”更被他奉为“俳味”，再三把玩，又对日本食物的又一特色——“冷”——加以详细解说：“人家大抵只煮早饭，家人之为官吏教员公司职员工匠学生者，皆裹饭而出，名曰‘便当’，匣中盛饭，别一格盛菜，上者有鱼，否则霉干一二而已……冬夜苦寒，乃以热苦茶淘之。”〔6〕这番描述之后，结论是冷饭自有清淡甘香的滋味，觉得“这也很好，不但故乡有吃‘冷饭头’的习惯，说得迂腐一点，也是人生的一点小训练……目前似乎刻苦的训练也很必要”〔7〕。篇尾居然有几分励志的意思了，这种笔调在周作人一向不动声色的散文中真是殊为难得，可见，他对“咬菜根”生活的倾心。
旧日回忆为周作人的“菜根情结”提供了现实来源，于古人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了新的内容。这里的菜根不仅仅具有字面的意义，更成为一个涵蕴丰富的意象，代表了周作人对民间原始自由生活方式的向往，以及“于极尽质朴中寻真味”的生活观。这与他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概念也有莫大的关联，只是，就像他的文学理想并没有真正实现一样，他也没有将这种平民化的生活观贯彻到底，反而背道而驰，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始终追逐着另外一种物质上安逸享乐的生活，甚至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
觥筹交错与乞食为生
纵观周作人的生平，他对优裕物质生活的主动追求主要体现在三个阶段，一是二十年代中期由于生活态度的深层分歧而与鲁迅失和，二是三十年代末由于坚持不了困窘生活而附逆，三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不断向政府与友人“哭穷”与“乞食”。
众所周知，周氏兄弟的失和是由周作人的夫人信子与鲁迅之间的矛盾引起的，而深究起来却与家庭经济开支过大有关。鲁老太太曾对人说：“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8〕而鲁迅也曾告诉许广平：“在八道弯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六百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9〕那时大学教授的工资是很可观的，而两个教授的钱加在一起都不敷家用，还得去借，可以想见，周作人一家在八道弯的生活是过于奢侈了。虽然许多研究者将之归因于当家的信子，对周作人则以“心底糊涂”一笔带过，但事实上，如果没有作为全家经济来源的周作人的支持与默许，出身日本平民且毫无收入的信子不可能专横到将两人共有的生活安排得奢华如斯。而从周作人对信子的纵容可以想见他对鲁迅过节俭生活的意见是反对的，或许，对人生道路的不同选择才是兄弟失和的根本原因所在，只是这个时期集中体现在了对物质生活的不同态度上，而信子所谓非礼云云更只是充当了一个导火索而已，所有偶然的都是必然的。
到了三十年代末，周作人附逆前后的一系列举动更能说明他对于美食享乐的无法割舍，甚至不惜为之放弃宝贵的民族气节，让自己沦为千夫所指的汉奸。钱理群先生就曾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对吃食之美（当然，更重要的是对美食所代表的享乐生活）的无止境追求贻害了他一生。”〔10〕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北平陷落前后，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而周作人却以家累为名，坚持“苦住”，于国难声中仍想保住以往“安闲而丰腴的生活”，而单靠他闭门译作已不足以应付一家人的开支，当然是较为铺张的生活所需的开支（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全家设宴之类的记载），经济原因成了他最终“下水”的直接诱因。
1939年1月，周作人彻底放弃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底线，他收下了伪北大的聘书，这种行为用“为稻粱谋”已不能解释，应是“为富贵谋”了。事实上，他对“出仕”后的富贵生活也的确如鱼得水，大兴土木改建扩充住宅，日常衣食愈加奢华，日记中大量出现诸如制新衣、添家具、摆宴席的纪录，可谓觥筹交错、日日笙歌。而他仿佛对这种奴仆成群、宴席不断的生活方式适应至极，也越来越离不开带来这一切的高官厚禄，于是官越做越大，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咬菜根”的理想在现世更加不知所在了。
甚至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牢狱磨炼的周作人仍不改旧态，不断向政府“上书”，向朋友寄信，中心内容只有一个——“哭穷”。据考证，当时他的稿费并不少，政府也较为照顾，足以维持普通的生活开销，但他却总给人一种“缺钱用”的印象，“像一个填不满的无底洞，从来没有满足的时候”〔11〕，除了日常生活过于铺张外，实在没有别的原因可以解释。
在三年困难时期，由于社会物资过于匮乏，他的丰裕生活自然得不到保证，于是声称“预备托钵于世，乞食为生”。我们且来看看他当时乞的都是什么“食”：先是以他们夫妻只吃大米为由向文联要求补助米油，后又在给香港友人曹聚仁的信中不断写道：“汇下港币四百元，至为欣慰。副食品难得，需求黑市，鸡蛋九十个六十三元，鸡两只三十四元，肉三斤二十一元，均人民币，虽暂得享用，则穷困如昔”；“托购糯米，意在新年包粽子用……另乞寄砂糖一二公斤”；“承月寄猪油二次”；“购寄食物，鲸鱼沙丁鱼都是好的”〔12〕……现在看来，这些都是正当的需求，但在那个大多数人连草根都咬不到的年月，他仍为了舒适的口腹之欲，而并非为了温饱四处行乞，此种行为殊不可解，文人的耿介之气自是早已荡然无存，现在则连安贫乐道的姿态也丢掉了，或者，这种淡泊优游的姿态本就只有在享乐无拘的生活中才做得出。
“周公好菜根”现象解析
由上文可见，周作人在散文中体现出的“咬菜根”理想与他在现世中对安逸享乐生活的苦苦追求形成了令人费解的反差，而细细察之，这种“言行不一”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有着长久的历史渊源。自古时起，为文与为人的分裂就十分常见，如唐时田园诗盛行，热心官场的文人也大写归隐；宋时艳词盛行，生活中无“艳”可言的文人笔下也流出脂暖香浓，“言”不为心声，“文”也不似其人。
考察这些文人的写作动机，上者即为在文学中表达一种永难达到的境界，得不到的东西总是最好的，这是人类难以开解的困境之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写作成为文人们弥补缺憾的手段。这类作品中有真情贯注，不乏佳作。而下者如一些写宫廷应制诗的官场文人，或欲走终南捷径的“在野”文人，则纯粹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而表现一种姿态，他们的文字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有形无神，佳作难觅。中者介乎两者之间，便是如“叶公好龙”、“周公好菜根”一类了，在不甚明了“龙”为何物，“咬菜根”生活是怎样的时候，他们真诚地以为那便是自己最爱的东西，但终究他们爱的只是经过自己美化曲解的事物，一旦真龙降临，咬菜根生活到来，他们只会避之唯恐不及，这真是对千百年来囿于想象而缺乏行动力的文人们的绝妙讽刺。但叶公房中盘旋着的雕龙，周公笔下的咬菜根生活却仍有着无可替代的艺术魅力，《故乡的野菜》、《吃菜》、《苋菜梗》诸文感情深挚、文笔流畅，实为名篇。
反观周作人从幼年到青年的生活环境，也即是这种“咬菜根”理想赖以生发的根基，就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咬菜根生活于他始终只是远远的景观而已，由于距离之远，便被蒙上了一层非真实的蔷薇色遮蔽。周作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大族，虽然到他这一代，周氏家族已渐趋衰落，但也依然维持着精神和物质都颇有余裕的小康生活，在他和兄长鲁迅的忆旧散文中都有关于家里过节时丰盛优游境况的记载，这显然与终岁劳苦、每日咬乌黑干菜下饭的普通老百姓有天壤之别。周作人眼中偶尔一吃味道特别好的干菜、腌菜之流，在老百姓口里不得已天天嚼着，总不会有那么美味吧。
到了祖父入狱、父亲去世，家庭彻底陷入困顿时，深有感触的是长兄鲁迅，年纪尚小的周作人仍继续着童年时代的美梦，对冷酷的现实并未留下深刻回忆，及至后来赴南京读书、赴日本留学，都是有鲁迅在前面开道，他只是坐享了“自由宽懈”的学生生活而已。在关于当时生活的散文记载中，仍多美食，如南京的咸水鸭、油鸡、茶食，日本的羊羹等等，可见他的生活并不虞匮乏，与“咬菜根”还颇有距离。到了回北京做教授、任高官，他的人生更与“咬菜根”毫不相干了，即使偶尔稍有接近，也被他迅速地避开去，真龙的模样，叶公永远也不想知道。
可见，那种平民化的理想境界只是周公众多蔷薇色的梦之一，它形成的根基即是不现实的，缩在十字街头舒适的塔中，还可以一直做下去，一旦触到冷冰冰的现实，如在北平刚刚沦陷的困顿时期，五六十年代的大灾难时期，菜根不得不咬的时候，梦就迅速地破灭了。尽管周作人并不甘心，在散文中苦苦挽留，但那时的笔触已少了一份向往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