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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咬的时候，梦就迅速地破灭了。尽管周作人并不甘心，在散文中苦苦挽留，但那时的笔触已少了一份向往的真诚，多了一层伪饰的虚弱，他后期在《亦报》上发表的《咬菜根》、《腌菜》诸文便殊少神采，以至于不得不自称“文思枯窘”，也被评论家们认为有“炒冷饭”之嫌。
另外，周氏思想上的矛盾性也是这个现象形成的重要原因。人都是矛盾混合体，像他那样取得如许成就的大家，内心的矛盾只会争斗得更加猛烈，文章里既有“绅士鬼”与“流氓鬼”的共存，思想上也有互相矛盾的两个侧面，除了布衣蔬食的理想之外，还有对腴润生活的强烈向往：“我们于日常必需的东西之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在不完全的现世，享受一点美与和谐。”〔13〕
与此相应，周氏散文中有大量关于茶、酒、美食的书写，他对饮食的兴趣是始终如一的，甚至声称：“其实男女之事大同小异，不值得那么用心，倒还不如各种吃食尽有趣味，大可谈谈也。”〔14〕中国士大夫文化本就离不开“吃食”，周作人抓住这一点，享用了一生。事实上，“咬菜根”的理想也部分地生发于他对“吃食”的兴趣，不厌其烦地对菜根的色香味进行详尽描述以至于最终摆出了“丰盛的菜根席”，这已与孔子、颜回的蔬食观念大异其趣，也决定了他“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的理想境界难以实现。“食贫、习苦”的效用于他并不重要，他在意的只是尝尽美食之余，得以享用菜根那独特的“清淡滋味”罢了。这样看来，周作人许多费解的矛盾行为——附敌也好，乞食也罢——似乎都显得顺理成章。
结 语
爱好天然简素，喜欢闭户读书，却又追求精致腴润，不惜老而为吏、托钵乞食；推崇咬菜根的平民生活，却又始终远离平民化，不管是在思想上以启蒙言志的姿态远离，还是在生活上以饮茶、喝酒、进美食的享乐姿态远离，周作人的一生充满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或者这与他的文化身份有关，作为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知识分子，他几乎是本能地渴慕古已有之的布衣蔬食、安贫乐道境界，忍不住在散文中多加赞扬，而一半是天性使然一半与生长环境有关。他同时接受了希腊和日本文化中美与和谐的一面，并发展到极致，终生追求优裕享乐的生活，以致散尽了浩然之气，贫贱能移，富贵能淫，威武能屈，以致不惜混淆民族界线而附敌，不惜放弃读书人的耿介而乞食，形成了让人费解的“周公好菜根”现象。
而仔细察之，周作人在作品中时时表现出的“咬菜根”理想看似与他在现世中的人生选择背道而驰，实则有暗通之处，好菜根，如同他的好茶是多取喝茶的闲适意境一样，他取的也只是菜根的自然清淡滋味，而菜根的滋味如同它代表的生活，毕竟过于寡淡寒苦，笔下说说犹可，在现世，毕竟是有美食相伴的腴润生活更能吸引周作人。这样想来，种种奇怪的反差现象或稍可索解。
注释：
〔1〕周作人：《吃菜》，见《看云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
〔2〕〔8〕〔9〕〔10〕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86、299、565页。
〔3〕周作人：《苋菜梗》，见《看云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4〕〔6〕〔7〕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见《苦竹杂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164、165页。
〔5〕周作人：《怀东京》，见《瓜豆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11〕王士菁：《关于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4月。
〔12〕周作人：《北京的茶食》，见《知堂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13〕周作人：《吃茶》，见《知堂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
〔14〕周作人：《卖糖》，《药味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我为什么反感当今杂文
？ 周泽雄
一本2003年度的杂文选，选了我两篇小文，意外的是，编者在序言中把我的名字提了提，将我归入“或许他们本身不大愿与杂文家为伍”的行列中。我不认识那位编者，不清楚他根据哪些蛛丝马迹得出这个结论，竟然将我埋藏心底却一直不敢公开声张的话，代我说出了。——是的，我的确不愿“与杂文家为伍”；说准确点，我不愿与“杂文”这种文体多有牵连，而非对杂文家有何反感。
杂文声誉之尊，与鲁迅先生的杰出贡献密不可分，我们不仅自豪地将鲁迅先生视为中国现代杂文的开创者，通常还认为鲁迅先生杂文上的成就无人可比。为免节外生枝，本文中我暂且对此不持异议，但我仍想指出一点：那由非凡的鲁迅先生制定的文体标准，门槛甚高，本身也有不宜贸然仿效的特点。鲁迅式的杂文，要在才识并举，文质兼美，由博返约，举重若轻，很多貌似简古的重大结论、重要观点下方，都有一座海底冰山支撑着，那隐匿其中的思想葫芦，绝非寻常文士依样即可画得。杂文固由鲁迅所创，却也是一种惟有鲁迅这种级别的人来写写方能游刃有余的高危文种，能力不足的普通文人，不宜生出见贤思齐之念；若不识轻重，置其中明显的文体风险于不顾而贸然跟风，则不仅会在人间真理的攻坚战上铩羽而归，还可能因无知而好为高言的缘故，无端地搅扰了世风、混淆了是非。世上的榜样，原本未必都是可以仿效的，有些榜样——如蜘蛛人爬高楼——观赏价值远远大于模仿价值；个别榜样——如成功的炒股大王、期货大亨——甚至需要警告仿效者注意规避行业风险。对人们寄予了莫大希望的杂文界，恐也当作如是观。
假如不将杂文的地位捧得那么高，我们的文人墨客写杂文时眼前也不再显影出鲁迅那只智慧的烟斗，那我不妨说，写一种嬉笑怒骂、游戏风尘的文体，原是天下文人最拿手也最喜欢做的事；“游戏可成好词”，钱钟书尝言之再三，我也曾不惮其烦地引用再四。说到生动俏皮、含讥带讽的小品文，也是西方报刊上的常规文景，写者多而读者众，历来供求两旺，不虞匮乏。关于杂文，西语中固然没有现成词语可供中西译者进行“无缝对接”，但这不等于西人没有自己的渊源，在我们想到鲁迅时，他们也有较之鲁迅绝无愧色的芸芸前贤可供师法，择其大者如笛福、伏尔泰等人，都是所谓讽刺文学（satire）的大家，西人也习惯称他们为讽刺作家（satirise）。当我们想到杂文时脑海里出现的只是“讽刺随笔”，则杂文不过一种世人喜闻乐见的普通文体，不值深究；当我们想到杂文时只是想到了鲁迅，在强调继承鲁迅的精神血脉时却并未同时强调鲁迅博学深思的人文特征，并未将思辨的尊严置诸首位，则杂文之变得令人不安，几乎无可避免。
一位训练有素的西方读者，只会将出现在报刊上的讽刺随笔，视为一碟开心小菜。他们在报刊上读一位专栏作者的文章，通常绝不会轻率地联想到伏尔泰，正如他们想知道科学界的最新成果，绝不会在非专业类报刊上寻求信息。读者的心态反过来也能制约作者的心态，读者的训练有素也会逼迫作者走向成熟，使得每一位顾惜令名的报刊专栏作者能知所进退。身为讽刺作家却凡一命笔则慨然生出“澄清天下之志”、肃然端出“世人皆醉我独醒”之态，在老练的读者眼里，有可能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杂文最致命的缺陷，其实集中于一处：这是一种手段与目标相乖离的文体。杂文家惯常采用的笔墨招法，与他奢望达到的宏伟目标，具有内在的矛盾。
常见的杂文，篇幅极少超过两千字，所谓“短小精悍”是其特征。篇幅上的限制，是国内杂文的一大刚性特征。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特征，杂文所有那些令我犯疑的特色，皆缘此而来。
按说有一分钱办一分事，自属生活常理。比如，以区区之微薄经济实力，若有志经商，恐怕只能从小本经营入手，在街角开一家小型杂货店，属于识时务的选择。不管我如何渴望着来日在商场上鹏程万里一把，暂时也只能忍下心性，慢慢积攒资金再说。拿这个如此浅显的生活常识来看杂文，我就有了傻眼之感。杂文是一种素怀大志、不甘雌伏的文体，即使可供支配的篇幅如此有限，它也坚定不移地实施一种大闹天宫的文体策略。杂文看起来命定要与深刻共舞，深刻既是杂文的使命，也是杂文的终极目标。我们习惯于认为，一位无法被人恭维成见解独到、思想深刻的作者，是不配享有杂文家声名的；同样，一篇无法制造一个焦点、引爆一个话题的杂文，也难称成功。
于是，为了深刻的最大化，我们有些杂文家不得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地加以追求，杂文也不幸地沦为一种唆使作者各施绝技、以求一逞的冒险文体。有限的字数与非凡的结论，构成一道铁螯，生生扼住杂文家的咽喉。如何让写作成为一张伟大的彩票，用最小的投资取得最大的回报，成了杂文家心照不宣的写作之道。——我们知道，能够尺幅而具万里之势，方寸而现大千之观，非文人中的超人莫办。没有迹象显示我们的杂文家群体乃是这样一个“超人”群落，故被如此委以大任的杂文，事实上只能听任一批普通文字客上下其手。举例来说，这好像让一个炊事班去从事特种部队的工作。
文章之道大矣哉，然文固无定法，无法使写作的内在质量获得提升的种种招数，总不应受到鼓励。反观杂文，鉴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