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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料记载，古代的土尔扈特人曾信仰原始宗教，即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后来又信仰过景教、祅教、道教、伊斯兰教和萨满教。土尔扈特人信仰喇嘛教是从元朝开始的。
喇嘛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派别。喇嘛是藏语“上人，师傅，老师”的意思。13世纪时，喇嘛教红教传入蒙古族居住区，同时传入土尔扈特部落。红教，因僧衣僧帽为红色，故名红衣派或红帽派，简称红教。红教上层喇嘛八思巴归附蒙古，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封他为“国师”（内蒙古蒙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33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并在西藏设官封职，以八思巴为最高政权首脑。元朝时代，各种宗教在土尔扈特部落同时并存，但喇嘛教的势力发展较快，并有专门的喇嘛到土尔扈特部落中传教、讲经。教义是大小乘教并容，以大乘为主，大乘教中又以禅宗、显宗、密宗并容，又以密宗为主，密宗中又以无上瑜伽密为最高修行次第。
土尔扈特的首领们深知宗教在统治中的作用，他们原来“在林中信仰萨满教，被草原人征服之后，首领们在部落中专门设置了萨满教长来管理土尔扈特的萨满教事务。（策·达赖著《蒙古萨满教简史》第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随着部落人民在广阔的草原上放牧，各种宗教的渗透，喇嘛教的传入，人们眼界逐渐开阔，思想渐为开放。林中的萨满教越来越不能解释世界，他们求神不灵，看病无效；他们驱鬼跳神，让人喝尿饮血；他们穿着各种彩条的奇装异服，招摇过市，胡乱怪叫，使土尔扈特人渐为反感，萨满教开始在土尔扈特人心中动摇。而喇嘛们是飘飘欲仙，温文尔雅，教义博大精深，奇妙无比，又给土尔扈特首领们留下较好的印象，渐在王公贵族和富牧中扎根。
明代，宗喀巴新创立的黄帽派喇嘛教，在土尔扈特部落已经广泛地传播。黄帽派因僧衣僧帽皆为黄色，故名黄衣派或黄帽派，简称黄教，或喇嘛黄教。黄教之所以在土尔扈特部落迅速传播，“并成为唯一的宗教（内蒙古蒙语文史研究所编《蒙古族简史》第50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一是明朝政府在蒙古族中提倡，目的是要对悍勇猛蒙古人民劝善教化，对于喇嘛以优厚的赏赐派他们到蒙古封建主那里讲经，以使他们安分守己。对于封建主们迎送达赖喇嘛，给予各种便利和支持。还在北京地区印制金宗藏经，制造各种法器，送往蒙古地区，尤其西蒙古居住地，几乎在同一时期蒙古都先后接受喇嘛黄教，在西蒙古传播尤为迅速。二是蒙古部落的首领们提倡，封建领主们要掠夺和剥削，人民就要反抗，封建领主们要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削弱人们的斗志，喇嘛们宣扬“身、口、心”三密相应，前世、今世、来世三世轮回，天道、佛道、人道、鬼道、牲畜道、地狱道六道相继，人行善扬德死后就入天道、神道、人道，谁作恶使奸死后做鬼当牲畜下地狱。引导人们求助神明，敬神修佛。当僧侣者还有六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饮酒、不妄语、不淫邪、不娶妻。而喇嘛中又有三种，即喇嘛、扎嘛、阿嘛。喇嘛为庙内的活佛、主持、庙主等；扎嘛为中层管理人员，即洛翁，为大喇嘛助理，主持宗教活动；其余为阿嘛，即庙内的阿拉巴图（奴隶），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统称为喇嘛。土尔扈特的贫苦牧民为了摆脱压迫，就投奔庙内当喇嘛，喇嘛激增。封建主们为了表示对喇嘛教的虔诚，常把自己的土地、牲畜、财产布施给喇嘛。大喇嘛们随着占有土地、牲畜，逐渐成为僧侣封建主。当然喇嘛们不是一成不变的，小喇嘛和小满金（徒弟），佛经学得好，善于讲经立说，考试优异，深得大喇嘛喜爱也可提为中层扎嘛。一些贫苦牧民送子女当喇嘛就是为了能改变他们的地位，这也是吸引人们争当喇嘛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封建主们为了使人们接受喇嘛教并充当喇嘛，还免除了喇嘛的供赋、差役、兵役的负担，再加上明朝的蒙古族封建主通过战争胜利掠夺了大量的奴隶，一家一户的牧业经济，消化不了众多的劳动力，奴隶买卖又不值钱，就把不少的奴隶捐赠给喇嘛。喇嘛们让他们放牧牲畜，开垦耕种。喇嘛庙开始兴建，喇嘛人数增加，喇嘛黄教在土尔扈特部落传播开来。
1628年后，土尔扈特人西迁伏尔加河的140年，“主要信仰的是喇嘛黄教，（诺尔布译《卡尔梅克诸汗简史》第1页，中国民族研究所，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第四集，1985年版。）”1640年9月东西蒙古封建主在新疆塔城会盟，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率其子万里赴会。会议上制定了《卫拉特法典》，规定喇嘛黄教为蒙古各部共同信仰的宗教（戈尔斯通斯基著《蒙古卫拉特法典》，第16页）。在伏尔加河两岸喇嘛庙当喇嘛的有1万多人，最多达到2万多人，有10个大型喇嘛庙，这是由汗王批准的大喇嘛庙，还有几十个大小不等的喇嘛庙，分布在大小王公的牙帐旁，像著名的阿嘉库伦寺（即安建庙），有7个喇嘛庙就是东归祖国带回来的。在东返动员、组织谋划和归途战斗的整个过程中，喇嘛们起了重要的作用，阿嘉库伦寺主洛桑丹增喇嘛就是东返最高决策人之一。1771年前虽然远在伏尔加河两岸，部落人民依然赴西藏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处熬茶礼佛朝觐。西藏的宗教政权也时常派喇嘛去宣经布道。在阿玉奇执政时，西藏的哲布寺就派了一名叫罗布桑达尔札的喇嘛赴伏尔加河两岸传教，“著名的经师札雅班第达也曾去给许多王公贵族及牧民们讲经灌顶。（（拉那特巴德拉著《札雅班第达传》第5页，乌兰巴托，1959年版）”喇嘛黄教成了远在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落和祖国联系的一条最紧密的纽带。
沙皇俄国政府为了最终征服土尔扈特部落，强迫牧民受洗礼改信东正教。为此，对土尔扈特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宗教迫害，有几千名外出的土尔扈特部落的青年不得不接受东正教的洗礼，因而遭到部落人民激烈地反对，敦多克达什毅然让这部分人全部返回伏尔加河驻地，他们回到部落之后又全部改信了喇嘛黄教。
土尔扈特人在俄国的日子是动荡不安的，有的要外出打工，有的要应征打仗服役，而且本身游牧生活居住不定，经常搬迁。有时找不到喇嘛庙和喇嘛，在土尔扈特的帐房里，每家都供奉着一样佛器，以供他们诵经祈祷之用，出外的人和当兵的人身上都带着一件佛物，以让佛们保佑他们平安和发财。伏尔加河时代，喇嘛黄教已深入到每一个土尔扈特人心中。这时萨满教在部落中仍有一定的影响，主要是进行天气预报和卜卦算命，如渥巴锡东归祖国途中许多气象情况和命运的卜卦是萨满教巫师巴伽测定卜算的（才吉甫·查理著《厄鲁特人在法国》，第13页）。虽然（卫拉特法典）规定要坚决戒除萨满教，但远在伏尔加河人们认为萨满教还有正确的一面，有利用的价值，还保留了它值得生存的一面。不过这时萨满教条条带带的衣服已转移到了道路和山沟的石堆上，跳大神攘灾、喝尿饮血治病的方法已经扬弃，巫师们由张牙舞爪变成稳重从容值得尊重了。
在清代，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140年间，喇嘛教在部落中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了。清朝政府认为：“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大清会典事例》卷九八一（《喇嘛说》，乾隆））。”对喇嘛教采取了保护和奖励的政策，不仅鼓励各盟旗兴修大批的寺庙，而且由皇帝亲自下令修筑庙宇。清朝光绪年间，由于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挽救其垂危的命运，讨好蒙古王公贵族和确保边疆的安定，拨出了大量的专款，在蒙古族聚居集中的地区修建了一系列土木结构的寺庙。像和静县巴仑台的永安寺，和布克赛尔的喇嘛庙，乌苏县的黄庙，这时加以扩建的像阿尔泰的承化寺（松筠著《新疆识略》，卷四），和静尤勒都斯草原阿尔先沟的阿嘉库伦寺（安建庙），新的庙宇一般都由官府出钱修建。扩建的少部分资金由群众自筹，大部分依然由清政府出资。
喇嘛教是土尔扈特部落封建制度的精神思想支柱，是清政府和部落贵族统治人民的得力的工具。清朝末年，清政府和西藏政教合一集团，妄图像西藏和喀尔喀蒙古那样在土尔扈特部落建立活佛转世系统，达到在新疆的唯有汗权的南路土尔扈特盟首先实行政教合一的目的。但是历史是无情的，活佛未建成完备的系统时，清朝灭亡了，政教合一只是暂时的。喇嘛教宣扬宗教迷信，干预土尔扈特人民的日常生活，如转场、嫁娶、生老病死，莫不有喇嘛卜凶问吉，消灾降福或解脱超度，喇嘛教成了控制人民思想的麻醉剂。喇嘛庙遍地修建，喇嘛人口日渐增多，最多时几乎达到部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仿佛要把土尔扈特部落变成一个黄教的圣地。喇嘛们不娶妻室，不从事生产劳动，他们杜绝生殖，养尊处优，给土尔扈特的经济生产和人口生产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1872年，阿古柏侵入尤勒都斯草原，侵略军抄了土尔扈特部落人民的后路，“女盟长晋克巴图，指挥喇嘛僧众，脱下袈裟，拿起刀枪，冲向敌阵，大开杀戒（金向宏主编《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第25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避免土尔扈特部落的老弱妇孺和僧众遭受更大的损失，使部落较安全地流落到乌苏、塔城、伊犁、阿尔泰边界游牧，也使土尔扈特的僧众们明白了他们应尽的男子汉的社会责任。
因为清政府提倡黄教，排斥他教，再则萨满教巫师信仰者少，收入有限，所以这时部落中的萨满教徒，已经不多了。但是在物候学方面，巫师依据积累的知识和先代巫师的教诲，自己总结的天文经验，预测天象还是比较准，因而人们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