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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改成现金和实物混合支付的制度，以对付铜价过高之苦。地方被严禁操
① 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财政》，第224—225 页。
① 崔瑞德：《晚唐的商人、贸易和政府》，载《大亚细亚》（新版），14。1 （1968 年），第76 页。
②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77—83 页。
① 曾我部静雄：《唐代的贡献制度》；日野开三郎：《藩镇时代的州税三分制》，载《史学杂志》，65。7
（1956 年），第464—666 页。
② 《资治通鉴》，卷237 第7647—7648 页。
③ 松井秀一： 《裴垍的税制改革》，载《史学杂志》，76。7 （1967 年），第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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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通货。他的第二个基本措施是把两税法纳入标准折换率和保证税收收入的
统一体制之中。这意味着一个重大的政治举措，即解除地方对征税的控制。
自此以后，方镇应从会府（即首州）的财源中取得他们收支表上的收入部分，
只有在人不敷出时才能指望治下其他州县的支持。作为回报，会府便完全解
除了向中央政府交税的义务。与此同时，其他各州则不用再向它们的方镇解
交税款了，但必须把原来的“留使”部分连同它们自己应解的税款一起直接
交回给长安。
朝廷的这些公告在实行时并未取得完全的成功，801年和811年的补充
诏令中提到的继续不绝的违法事件便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企图稳定物价的
尝试特别难于实行，而且它们更多地是针对后来10年中仍在继续的迅速通货
①
紧缩的现象来治标，而不是针对它的产生的原因来治本。另外，谁也难以肯
定，在裴垍改革之后朝廷的整个收入实际上增加了多少。虽然如此，这些措
施显然至少减轻了淮河和长江下游农民的实际赋税负担。由于这些措施是在
公元808年对李锜的重大胜利之后不久采取的，随之实行的赋税减免具体地
向浙西的老百姓显示了天子君临彼土的好处和对老百姓支持天子统治的鼓
励。从政治上说，裴垍的改革重申了皇帝有权直接统治他的州县，而不用中
间横隔着一个敌对的方镇行政组织来阻断上下之间的联系。但是就在这时，
方镇仍然有许多方法继续捣乱，使中央政府的法律无法贯彻下去。
在宪宗历次平叛成功之后的819年，节度使乌重胤建议也在方镇的军政
制度方面实行一次类似财政改革的改革。方镇统兵之权没有了。节度使只剩
下了控制要塞和统领会府戍军之权。刺史往后则要统领本州的外围戍军和驻
军。只有边防重镇及非中国人的雇佣军所守之防区不在此例。和前此的财政
改革一样，这道诏旨的重要政治意义在于，在牺牲方镇利益的情况下密切了
中央政府和州治之间的关系。在8世纪后期和9世纪初期，节度使之所以能
进行军事威胁和政治恫吓，就是因为他能动员本镇全部兵力，其数目可轻而
易举地高达数万人。任何忠于长安和不愿参加这种叛乱的刺史，会很快被节
度使的其他部队所消灭。可是819年以后，一个对朝廷心怀不满的节度使就
很难把不相统属的许多州领部队统一带动起来，以投入一次奇袭行动。因为
仅就单独一个州的部队来说人数相当少，有时是二三千人，通常比这还要少
得多，但他们的向背也举足轻重：他们能使方镇受很大损失，而使州治得到
实利，也使中央政府间接受益。但我们仍然应该看到，如果节度使是奉诏旨
行事，他仍然完全能够召集并统领本镇的全部军队。换言之，节度使的合法
职能在改革中仍被保留，但他制造麻烦的权力则有所抑制。很可惜，关于819
年诏令实施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看来，这种限权行动在华中和东南部确已
被人接受，但在华北和西北这些有大量常备军的军事重镇却遇到了阻力。在
河北似乎根本没能行得通。
从810年和819年所定的制度措施我们完全可以看出，宪宗有意要把他
的军事胜利的形象长期地固定下来。不过对于另外几次胜利，我们知道的甚
少。但是，虽然中央政府在9世纪的初期和中期已能较紧密地控制地方政府，
这个过程很可能从未完成。在宪宗以后，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几位皇
帝都很软弱，他们除了守成之外没有其他作为，而且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连这
一点也没有做到。在唐帝国的各个地方都发生了方镇与州之间程度不同的权
① 《资治通鉴》，卷242 第7799—78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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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调整情况，不过除了极少数事例以外，我们已很难推想这种权力调整的情
况了。
宪宗初年的政治转变
在某种意义上说，唐代历史上新君即位往往是中央政府的一次补偏救弊
和实行人事变动的时机，但是在805年，宪宗遇到的问题却异乎寻常。在前
10年中，实际上每一个利害上沆瀣一气的集团有时已被置于无足轻重的地
位，或者至少被暂时排斥而不能掌权，例如唐德宗以很坏的态度对待职业官
僚，二王集团又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宦官。整个政界都期待宪宗能恢复他们被
侵夺的特权。他们对他的要求常常互相矛盾，气氛也弄得很紧张。①
在皇帝和职官之间显然需要有所和解，这便是他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政治
问题。新皇帝摆出了大家所期望的姿态来显示他的正直——遣散了多余的宫
廷乐工；拒不接纳所贡的50名妇女去充实后宫，等等，但是，德宗和顺宗在
最初都是引人注目地来显示他们的热忱，到后来反而使官僚们失望，而宪宗
的诏令却是卑之无甚高论，重点只谈要恢复官署正当的办事程序和重建朝廷
的德治。例如，宪宗在拒不接受荆南所献的两只寿龟时，他不仅禁止将来再
有人贡献远方异兽，还命令把所有这些“祥瑞”都交付有司处理；他不愿意
见到它们，不愿意知道它们，除修王者之德以外不愿做其他杂务。②
这些行动对于严谨的官僚的风纪来说一定很有鼓舞作用，同样，他们对
新皇的关于改变供职条件和奖赏忠勤的命令也抱有热烈的希望。在唐代，它
们包含在每逢国家大典——例如新帝即位、改变年号、皇帝寿诞和重大的军
事胜利等庆典——时必发的大赦（赦宥）令中。大赦令是一种被人们忽视的
史料，对它们的广泛研究会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因为它们经常包含总的政
策声明和国家形势的总结，以及一些关于特殊豁免、大赦和对贵族、各级官
吏、平民百姓——有时也对某些个人——的提升和发放俸禄情况的内容。③
806年的大赦令（因改年号为元和而颁布）确实包含了宽大的让步内容。
它确实是宪宗初期热情的某种表现；德宗在他统治的最后13年中没有颁布一
次大赦，这个间歇期间之长很有些异乎寻常。806年的大赦令给现职文武官
①
员都颁赐了相应的勋或爵，其中包括神策军和地方军队的将军们与军官们。
对安禄山叛乱后的任何时候特别立过军功的人的儿子都赐以官，对他们的孙
子则赐以出身的权利。对于中央和方镇显宦的已亡故的父母也给以身后的哀
荣。对于安禄山之乱后所有位居宰相之职的人以及对于在代宗和德宗流亡期
间仍然在他们身边效忠的人，也另给荣衔。所有宰相和兼宰相衔的方镇官员
（即所谓“外使宰相”或“使相”）以及其他三品和三品以上的大官都可选
一子立即当官；这是正式“选”试之外的便宜办法。它还规定在学校内设立
100个“学生”的名额以招收无业的文人学士。
至于这些内容有什么实际意义，这还很难说。可能有许多人重复享受某
① 见《资治通鉴》，卷236 第7614—7615 页；《旧唐书》，卷14 第411 页。
② 《旧唐书》，卷14 第411 页。
③ 《唐大诏令集》，卷2 — 5、卷9—10、卷29、卷68—74、卷75、卷79、卷83—86、卷123；《册府元
龟》，卷83—91。
① 《唐大诏令集》，卷5 第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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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待遇，但也有些内容实际上几乎无人可以享受。但是重要的是下列几点：
（1）宪宗给了几乎每一位官员以某种关怀；（2）那些有可能被遗忘的不满
分子，例如那些舍此即不能得到一官半职的军事英雄的后裔们也得到了安
抚； （3）那些官居极品的人尤其受到优渥；（4）有了定时屡颁大赦令的希
望。
这一安抚性的和论功行赏的政策也扩大到某些具体个人身上。郑（752
—829年）便是最好的例子。郑原为翰林学士，曾在805年2月支持顺宗
的继位权，后又安排顺宗逊位于其子宪宗。为了酬报他的忠诚，宪宗任命郑
为新设的翰林承旨，后更为宰相。郑在宰相位内的三年半时间政绩平平。
他的任命显然是政治性的，而且一经研究无疑就会发现，那时的一些高级任
命不乏与此相类似的情况。②
和这些发展相联系的是宪宗对政治上的不良分子实行了有节制的报复的
明智政策。首要的打击目标当然是王叔文集团，如上所述，他们已被斥逐异
域。但重要的情况是，除了二王本人之外，宪宗不像其祖父德宗当年可能做
的那样，他并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