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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但重要的情况是，除了二王本人之外，宪宗不像其祖父德宗当年可能做
的那样，他并未处死一人。另外，清洗的范围非常谨慎地只限于真正参与过
805年事件的那些人，并不像历来所为的那样殃及罪犯集团的家属或亲朋故
旧。在二王集团以外，宪宗甚至更加审慎。他下令终止了某些确实罪恶昭彰
①
的行为（例如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宣慰东南时的淫佚放纵即是），但是皇帝
显然知道，如果要有力地处理最近的一切坏事，那可能失之公正和造成分裂，
因为这样不免有不少挟嫌报复和其他特殊情况会起作用。
在社黄裳做宰相的805年后期和807年初期这一段时间，皇帝和官僚的
新关系甚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杜黄裳（738—808年）是原
为宰相而又与二王集团关系非常密切的韦执谊的岳父，在通常情况下他不大
可能晋位宰相，因为株连同伙向来是一般规律。可是，杜黄裳曾经避免直接
卷入二王集团，而且他助长了他的女婿对二王集团的疑虑。杜黄裳之能够官
居极品，充分证明了宪宗怀抱着和解的政治姿态。除此之外，杜黄裳不同于
年迈的杜佑 （他一直在长安做荣誉性的宰相，直至812年去世时为止），虽
然也同样处于高龄，却享有实权。杜佑很受尊崇，但看来被视为知识界中我
行我素的人，而杜黄裳则是传统的经世论主流中的代表人物。他是进士，原
为战争英雄郭子仪的门生故吏，也是政府许多重要衙署的老臣，例如他做过
吏部侍郎，这在8世纪末年是尚书省内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他曾主持791年
的进士考试。他也有许多直接的敌人。在8世纪90年代中叶他与裴延龄发生
过冲突，在德宗的半隐退的时期根本没有担任过任何官职。在官僚集团中，
人们再也选不出比他更能说明问题的典型的人了。
杜黄裳是宪宗要实行军事中央集权化计划的政治推动者，他是第一个在
①
朝廷公开提出皇帝应该遵循德宗的“姑息政策”还是应该另辟蹊径的官员。
宪宗这时对于采取突然的军事行动仍然持审慎态度，他认为对西川的叛乱将
领刘辟采取任何行动必须有周详的准备，但是杜黄裳坚决认为有前车之鉴，
所以必须先发制人。他说服宪宗任命神策军使高崇文统领全部禁军，因为宦
官只会在军事系统和地方机构中间扩散贪污腐化的影响，而且他们也不宜于
② 材料来自严耕望： 《唐仆尚丞郎表》（4 卷，台北，1956 年）。
① 《资治通鉴》，卷236 第7621 页；卷237 第7630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7 第7626—7627 页；《旧唐书》，卷147 第3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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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兵打仗。不管这种说法有什么失实之处——杜黄裳死后被指控曾接受高崇
文的贿赂——杜黄裳显然已把他的前程押在了这场战事的胜负上面，因为他
还指授了这次进兵的方略。如上所述，神策军对刘辟的讨伐大获全胜。宪宗
对杜黄裳的勇气既感激，又钦佩。
君臣之间如此相契，使得杜黄裳有机会同皇帝更加认真地讨论理论问
题，即讨论关于贤明和正义的统治以及正确行使政府功能等老生常谈的问
题。他的意见都是正统的：他主张皇帝应该是上天与尘世之间的联系，是列
祖列宗与今世之间的联系，是国内百姓与四夷之间的联系；他应该知道上下
之分，轻重之别。具体说来，这话意味着宪宗应该把实权授给经过仔细挑选
的下属，特别是经过慎选的宰相，并应避免对政务统得过细。按常情说，我
们可以把这些议论视为又一套陈词滥调。但是，宪宗和唐代其他许多皇帝不
一样，他对这一类问题真诚地感到兴趣，特别是在他即位后的头10年中更是
②
如此，而在这种场合下，他谈话的对象是一位经过考验的实行家，而不是一
个只知背诵儒家经义而无所作为的人。所有史料都着重表明，这样的讨论对
唐宪宗起过很深刻的影响。我们应该相信这种说法。宪宗对官僚的政治和解
态度一直延续到后一个10年的相当一段时间。至少在9世纪第一个10年的
中期，皇帝经常与宰相商量问题，又恢复了许多外廷的制度。正像将在下面
要叙述的那样，宪宗的兴趣和官僚的兴趣并不全然一致，所以中央政府内部
的合作和和谐程度必然有限。但是比之仅仅五年前德宗时代的僵局来说，新
的气氛显示了要变好的大转机。长安官方的许多人都希望唐王朝的中兴会指
日可待。
宪宗朝廷的极盛时期
宪宗朝廷的鼎盛时期从806至807年的胜利开始，一直延续到815年宰
相武元衡被方镇恐怖分子刺杀时为止。807年杜黄裳已年约七十，而且也可
能有些风声涉及他后期的经济问题，所以他被派往山西南部做河中节度使而
光荣地退职，次年便死在那里。为了取代杜黄裳，宪宗同时拔擢御史武元衡
（758—815年）和翰林学士李吉甫（758—814年）为宰相。这是宪宗时代登
用一系列优秀人士居相位的最初两个人：以后诸人则有裴垍、李绛（764—830
年）和裴度（765—839年），都值得大书特书。这显示了皇帝真正想在高级
官僚中尽可能选用最优秀的人才。比起前任的一些宰相，新宰相的年岁明显
地下降了。他们大多数是五十岁上下的人，成年于8世纪的最后25年中。他
们虽然不像皇帝那样年轻，但我们可以假定，他们比原来当权而又生活在兵
戈满地和政局动荡中的老一辈宰相们更投合宪宗的锐进之气。宪宗时代的宰
相们在致力于中央集权化的运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反过来又有助
于恢复外廷在8世纪90年代已丧失的某些影响。我们不妨在这里简单介绍一
下宪宗朝鼎盛时期的三位关键人物——武元衡、李吉甫和李绛。
武元衡是武后（684—705年在位）家族的后裔，也是她家族中的第四代
官员。他在783年举进士。此后他任过各种官职，例如做过方镇的幕宾、监
察御史、县令、比部员外郎，804年则做过御史中丞。在德宗晚年，他曾辞
去他的一个官职以抗议京师禁军引起的骚乱。或许就是这个原故，二王集团
② 例如可看 《资治通鉴》，卷238 第76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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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文人们曾在805年请求他就任一个礼仪性官职，他不无识见地置之不
理。在他于807年被提拔为宰相以前，宪宗曾派他到御史台和户部任职。在
他第一次做宰相的短暂时期内，他就与皇帝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关系，所以他
被委具体地负财政重责。为了配合他的私交和政治好友李吉甫，武元衡坚定
地要求皇帝对负隅顽抗的浙西节度使李锜采取强硬的路线。他们两人普遍被
认为是最后促使807年战争胜利的人。为了表示充分的信任，宪宗后来任命
武元衡担负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去新近收复的西川恢复秩序。曾经俘虏了刘
辟的神策军将军高崇文是一个很好的军人，但不是一个好的行政官员。武元
衡在807年后期替代了高崇文，经过三年时间把西川安定了下来。
武元衡在 813年再次被任命为宰相，这时正是淮西战役即将发动的前
夕。宪宗这时并不需要有人来说服他有用武的必要性，因此武元衡的新问题
便主要是搜集情报并发动讨伐 （这些任务原是派李吉甫去负责的，但李吉甫
在814—815年冬天去世，留下武元衡独力承当这些责任了）。成德节度使和
平卢节度使这时期也开始明白，中央政府对淮西如箭在弦上的攻势也会使他
们的独立地位处境堪虞。为了争取时间，他们雪片似地发来了互相矛盾的恳
请、要求和承诺的函件，希望朝廷放松警惕。可是在815年年中，成德节度
使又请求朝廷宽赦淮西叛乱者，但被武元衡坚决拒绝，其结果是引起了一连
串事件。几天以后，当武元衡从长安的私邸中外出准备上朝时，他被一伙骑
马的散兵游勇所刺杀。拘捕了成德那时驻长安的几个涉嫌的军士，并以不甚
充分的证据给定了罪。皇帝因此极为震怒，没有人能够劝阻他在816年兴兵
讨伐成德镇。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平卢节度使后来被发现才是刺杀武元衡的真正幕后
①
策划者。可是，这个鲁莽的挑衅性的恐怖活动最后却打击了方镇的利益。为
了平息815年京城的惊恐，宪宗大奋神威，决心再度惩治方镇的割据主义。
武元衡为此而殉职。这使得他的能干的副手裴度被任命为宰相，并最终导致
了对淮西的决定性的胜利。
这个时期第二位重要的宰相李吉甫原是代宗时代一位名宦的儿子。他在
二十几岁时以荫庇入仕，后来擢升至相当高的位置，而以他的礼仪知识受到
人们的注意。虽然李泌和窦参都很看重他，但他没有得到陆贽的垂青而于8
世纪90年代被贬为长江下游几个州的刺史（陆贽的敌人在陆贽于794年被放
逐以后任命李吉甫为陆贽的上司，希望李吉甫对一切有关人员进行报复，但
李吉甫始终没有这样做，所以他的宽宏大量的名声为之大振）。在8、9世纪
之交的大约六个年头中，李吉甫因病而未担任任何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