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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府担任高官。张与牛仙客并无私仇，约在同时，他在为牛父写的墓志铭
中还盛赞牛仙客。他之所以反对牛仙客晋升，无非是因为牛是军人，帝国中
央机构不该有他的位置。但这一事件还有另一个原因，牛仙客的提升得到李
林甫的支持，因为牛仙客具有担任行政长官的才能。②
不久，两人又就朝廷从洛阳迁回长安之事发生争吵。735年末，玄宗在
关于粮食供应已有改善的报告的鼓励下，已决定在736年新的一年之初返回
长安。但迁移被推迟至736年阴历十月（此时庄稼大概可以安全收割到手），
后来又被推迟到737年阴历二月。但一心一意急于在长安履行祭祖礼仪的玄
宗因为凶兆突然决定在736年初秋收割庄稼完毕前提前迁移。张九龄和裴耀
卿反对，因为这可能会引起御驾所经地区的百姓的严重困苦。但李林甫又支
持玄宗，声称两京是他轮换居住之地，他可以自由选择迁移的时间。③
玄宗接受李林甫的建议，朝廷在736年阴历十月二十一日返回长安，这
是最后一次迁移。阴历十一月二十七日，张九龄失势。他的朋友和门生、曾
在他手下任中书侍郎的严挺之在此之前引起李林甫的敌意，因为严挺之使曾
在运输改革中担任裴耀卿的助手、刚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并且与李林甫关系密
切的萧炅丢了官。萧炅被免职的理由是他有作为一个学者的各种缺陷。严挺
之由于试图干预对自己前妻之夫王元琰贪污案的审理，此时面临李林甫的报
复。李林甫指控严挺之偏袒，当张九龄为严挺之辩护时，他也在严的屈辱中
受到牵连。
此事的结果是，张九龄和裴耀卿都被免去宰相之职而担任尚书省的仆
①
射，这个职位早已成为级别虽高但无实权的闲职。 裴耀卿留在朝廷，直到
③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11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14—6817 页；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第116—118 页，注68。
②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22—6823 页。
①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24—68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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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年死去；在此期间他偶尔也过问政务，但再也没有什么实权。张九龄的
情况则迥然不同。李林甫显然把他在朝廷的继续存在视为对自己地位的潜在
威胁。737年阴历四月经张九龄推荐而任职的一个御史因攻击李林甫的同伙
宰相牛仙客（张九龄以前曾阻挠对他的提升）而被贬黜。李林甫乘机把张九
②
龄贬到地方，任长江中游荆州的长史。虽然张九龄的职务和官品仍很高，并
得到显贵的封号和实封，但再也没有回京，他死于740年。
② 《资治通鉴》，卷214 第6828—68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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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甫的掌权 （736—752年）
李林甫现在是朝廷无可争辩的主宰，他代表的贵族利益稳定地处于上升
③
阶段。第二个宰相为牛仙客，他的任期从736年后期至742年他死亡时为止。
牛仙客当然不是贵族成员；他出身于关中一个从未有人当官的默默无闻的人
家，他的官宦生涯开始时也极为平常，是从胥吏转入流内的。他曾在一个县
令属下任佐吏，在县令调到陇右藩镇时已让他当助手。在陇右，他为节度使
的属僚，既是一员军事将领，又是行政官员。他在陇右，后来又在河西任节
度使时（729—736年），在为军队建立行之有效的后勤体系工作中有突出的
成绩。在河西时他帮遥领节度使之职的宰相萧嵩代行节度使职权，总管一切
军政，后来又自己任节度使。736年，他调任关中以北极为重要的朔方镇的
节度使。
因此，牛仙客是一个完全新型的宰相。他不是第一个被提升为宰相的将
领；以前薛讷、王晙和萧嵩在玄宗初期因军功而当过宰相。但与他们不同的
是，牛仙客既不是出身名门，又没有担任任何文官的经验，甚至也没有在中
央政府任何军事部门任职的经历。他是第一个通过边镇新体制而升任宰相的
人，他的任命标志着边陲将领日益卷入朝廷政治的时期的开始。
牛仙客当上宰相后，继续任朔方节度使直至740年后期；而在739年，
他还总管邻近的河东镇。在738年，李林甫也兼任西北的陇右和河西的节度
①
使，保留这些头衔分别至742和740年。虽然这些藩镇的日常行政都由副手
处理，但在李林甫掌权的最初几年，政府的军务就这样成为宰相们直接关心
的要事，宰相们个人保持着保卫关中京畿道的关键边镇的控制。在739至740
年期间，这两个宰相个人控制的军队总数超过30万人。
但是尽管牛仙客有军事经验和对军事将领有影响，他在朝廷却不能采取
独立的政策；他是李林甫的人，仅此而已。他不像一般的宰相，既没有宫廷
政治的经验，也没有官场内一个普通文官在仕途中必须建立的关系网。他也
没有一个有权势的家族作后盾。但是他证明是一个杰出的和有效率的行政官
员，谨慎地实施和贯彻李林甫的政策，并且超然于宫廷的争端之外。
李林甫新政权从这一意义上说是恢复到玄宗初年只由几个宰相支配政务
的状态。但也存在着重大差别。在姚崇、宋璟和张说当宰相时，首辅宰相是
在一个积极参与政务处理的皇帝手下工作的。但在李林甫的漫长任期内，玄
宗越来越只关心自己的家事，日益沉溺于道教和密宗佛教，并且逐渐不再起
积极的政治作用。因此，李林甫对朝廷的支配远比他的几个前任全面，这种
形势使英国学者浦立本认为，从736年起至752年李林甫死亡时止，这段时
期的特点是李林甫的“独裁”。
玄宗与道教和密宗
前面已经谈到玄宗初年各种反佛教寺院的措施。这些措施继续实施到8
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722年，政府对寺院土地进行登记，并限制僧侣永
远拥有的财产的数量。727年，它又减少乡村未经登记的小祠坛；729年，礼
③ 传记载 《旧唐书》，卷103 第3195—3197 页；《新唐书》，卷133 第4555 页。
① 《唐会要》，卷78 第14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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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祠部开始造册，全面登记所有的佛僧以确立佛僧的地位和防止滥发度
牒。736年，对佛僧的管理转由掌管藩邦事务的政府机构鸿胪寺负责，这等
于宣布佛教为外来信仰而把它放在次要地位。①
与此相反，次年道观受到尊重而被置于宗正寺的管辖之下，理由是唐皇
室自称是老子的后裔。如同他的父亲和姐妹那样，玄宗早就对道教发生兴趣。
在整个在位时期，他尊奉许多有名的道士。726年，各家各户奉命须保存一
② ③
本 《道德经》，玄宗还亲自为它作注。732年，各州奉命建立一座尊奉老
子的道观。自675年以来，参加进士考试的士子必须把《道德经》作为经典
学习（只有武后执政的一段短暂时期例外），参加明经考试的士子似乎也要
应试 《道德经》。这一时期官方文书引用道教经籍的情况屡见不鲜。
8世纪40年代初期，玄宗对道教的公开赞助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741
年，玄宗命令设立专门研究道教的学校，命名为崇玄学，把它们作为国子监
的一部分，以使考生按照明经科的模式，为参加关于道教经籍的专门考试（道
①
举）作准备。 742年，这些经籍都起了崇高的新名，并且都有官修的注释。
747年，《道德经》正式被宣布为最重要的经籍。从743年起，老子被授予
一系列越来越崇高的称号。此外在742年，玄宗采用新年号天宝，它具有道
教的涵义，以表示其天命的统治的性质有了变化。
玄宗还对在他在位期间传入中国的密宗佛教有很大的兴趣。印度密宗大
士善无畏于716至735年期间在京师工作，翻译了许多佛经，并为玄宗举行
密宗的佛事和唪诵经咒。另一个印度密宗大士金刚智从719至740年也在京
师逗留，他的法术给予玄宗以很深的印象，因而被封为“国师”。中国的两
位密宗佛教的倡导者为一行和不空，前者以其天文和数学知识闻名，后者曾
受到玄宗慷慨的布施。②
尽管玄宗试图限制佛教的影响，但密宗佛教吸引玄宗不是偶然的，因为
密宗使用法术、咒语和魔法在许多方面与道教的相似，而朝廷的密宗大师们
确被指望在唤雨和治病方面与道教术士们争高低。
道教和密宗佛教都不鼓励玄宗积极过问公共事务。两者都鼓励修身养
性。在这些影响下，玄宗对他日常的职责越来越不关心。但他不过问朝政的
行为应该说是逐步的，肯定不应完全归咎于他信仰的道教。玄宗不像以后几
个他的继承人 （也确与他的伟大前人唐太宗不同），除了几次国丧时期外，
他继续每日紧张地上朝听政，直至755年他已经70岁时为止。没有一个皇帝
（不管他是什么超人）能保持玄宗早期的发展速度，而且在40多年中不见放
慢。传统的史学家们的指责大部分针对玄宗迷恋道教，对这个问题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