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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国王脱离了罗马教会。在一夜之间，英国从天主教国家变成了新教国家。
尽管如此，无论是在欧洲的宫廷，还是在民间，一夫一妻制仍是法定的婚姻原则。因此，可以想象，对于中国皇帝的大婚，欧洲人会进行怎样一种道德和伦理的批判，而体现在婚姻制度以及这种制度背后更深层次的经济制度、宗教与文化等方面的这种差异，又会怎样影响到欧洲与中国的关系。
1873年1月26日的《纽约时报》转发了一篇伦敦《康希尔杂志》发表过的文章，题为《中国皇帝的妻子们》。这篇讲述皇后及妃嫔们生活的文章写道，在一年中所有重大的节日中，皇后——在妃嫔们的参与下——扮演了突出的角『色』。她要召开有朝臣妻女参加的接见会（levees），并要拜访朝廷重臣们的妻子。遇上朝中某位大臣去世，她要么亲自去吊唁并慰问这位大臣的遗孀，要么委派三位“一等妻”中的一位作为代表去吊唁。
皇后要主持后宫事务，判定是非曲直，检查妃嫔们的表现。遇有国事场合，如果皇后不能出席，“一等妻”则作为她的代表出席。如果皇后去世，“一等妻”将是主要的哭丧者。需要解释的是，由于在清朝后宫之中，设有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因此，西方媒体所谓的三位“一等妻”，或许指的就是皇贵妃和贵妃。
这篇文章还提到，皇帝有9位“二等妻”，27位“三等妻”，以及81位“妾”。有意思的是，这些数据暗合《周礼》。根据《周礼》和《礼记》，周朝天子有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而依《清史稿》的记载，清朝后宫设有一位皇后、一位皇贵妃、两位贵妃、四位妃、六位嫔，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
根据《康希尔杂志》的报道，“二等妻”、“三等妻”以及“妾”要陪同皇后出席所有的国葬典礼。她们还要监督宫中的女仆，准备祭祀所需物品。
这篇文章不无同情地提到，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妾”从事的是其中最苦最累的那种。“她们的特别义务是帮助‘三等妻’管理仆人，准备宗教仪式。有的要帮助32名太监裁缝缝制衣服，有的要帮助皇后和其他妃嫔们梳妆打扮……让我们想想同治皇帝的皇后阿鲁特氏和其他120名妻妾，她们围绕在年轻的皇帝身边，证明自己与古代的『妇』女典范一样勤劳”。
这篇文章的作者不相信皇帝会满足于宫内的这些妻妾。原因在于，在皇帝出宫处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有很多机会接触其他女『性』，包括汉族大臣的漂亮的女儿们，在这个过程中，“他显然不可能无所事事地过日子”。
1886年8月29日，《纽约时报》刊载的一篇题为《中国的皇室生活》的文章，错误地认为“只有皇后可以与皇帝共寝”。文中有关常在和答应的说法颇有意思：
皇帝就寝时，龙榻旁伴有8名常在，榻下另有16名答应伺候着。常在和答应都由内务府提供。她们的责任是注意皇帝的睡眠情况。她们不允许打喷嚏、咳嗽、吐痰或发出其他任何声音。
看到皇帝在凌晨睡醒之后，当班太监会鼓掌示意，其他太监或婢女开始忙碌。在皇帝主持新年盛宴时，皇后会坐在他的左侧。只有在新年盛宴上，皇帝才有机会一次见到所有妻子，对妻子们的德行进行一番比较。皇后不能直接将食物递给皇帝，而是必须交由太监转递，如果皇帝想递食物给皇后，也必须交由太监转递。
根据《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的记载，到了15岁的时候，清朝的皇子们必须结婚。在正室人选确定之前一年，内务府会从内八旗为皇子挑选一位婢女，其年龄必须比皇子长一岁，以帮助皇子学习丈夫的义务。
伦敦《康希尔杂志》还报道了清朝皇帝宠幸妻妾们的制度：
每个月的初一到初九日，侍寝的是皇帝的妾室。要在81名妾室中选出9名依次侍寝。每月初十日至十二日，在皇帝的“三等妻”中选出3名依次侍寝。十三日，“二等妻”中的某一名侍寝。十四日，“一等妻”中的某一名侍寝。十五日，即月圆之夜，则由皇后单独侍寝。在剩下的半个月，侍寝的次序则颠倒过来。在这种制度安排之下，大约经过四个月之后，后宫的每一位妻妾都会得到皇帝的宠幸。
显然，侍寝制度的制定者似乎相信这样一种理论：侍寝之日的月亮越圆，受孕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因此，级别越高的妻妾，越有权利在每月十五日前后侍寝。而如果清朝皇帝果真严格遵照——可能『性』微乎其微——这种侍寝制度，与此同时，有关“月圆之日不易受孕”的说法得到现代科学验证的话，那么，这种侍寝制度或许是清朝皇帝的嫡皇后很难产下皇子的原因之一。
觐见皇帝
正如《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所写，同治帝大婚之后，西方国家外交官们“期待已久的觐见机会终于到来，此时距离《天津条约》签订已有15年，距离额尔金勋爵与格罗斯男爵在北京签订和约已有13年”。
对于这次接见，《清实录·穆宗实录》的记载十分简单：“六月壬子（1873年6月29日），日本使臣副岛种臣、俄罗斯国使臣倭良嘎哩、美利坚国使臣镂斐迪、英吉利国使臣威妥玛、法兰西使臣臣热福理和荷兰国使臣费国荪于紫光阁前瞻观。”
相对于《清实录》的记载，《泰晤士报》的记录相对详细。而且，《泰晤士报》记录的真实『性』，可以通过与上述《清实录》的记载进行对照得以证实：
6月29日早晨，觐见典礼在毗邻紫禁城的紫光阁举行，特使们在那里受到接见。日本大使副岛种臣最先单独被接见。而后，俄国、美国、英国、法国以及荷兰特使按年资顺序走上前，并将国书置于皇帝面前那张覆以黄『色』绸布的桌子上。
根据《悉尼先驱论坛报》的记录，在6月29日早晨6点，俄、美、英、法、荷五国使者在北塘罗马天主教堂集合，而后在熟悉洋务并曾出使法国的清朝官员崇厚的带领下前往紫禁城西侧的一个处所，在那里用了一些点心之后才去的紫光阁。文章还特别强调紫光阁是皇帝接见朝鲜、暹罗、蒙古以及来自其他属国的使臣的地方。
作为外交使团中的老前辈，俄国大使弗兰格里将军（generalvlangally）代表除日本外其他五国使臣用法语对皇帝作了简短的致辞。德国使馆的翻译贝利·俾斯麦（berybismark）将这段话翻译成了汉语。跪在皇帝面前的恭亲王又将这段话翻译成了满语。中国皇帝用满语作了非常简练的回答，其内容是祝各国君主们身体健康。恭亲王将皇帝的回答翻译成了汉语。这个历史『性』一刻很快就结束了。
根据《泰晤士报》的记录，外国大使们都身着正装。很多高级清朝官员都在场。“这个仪式本身非常隆重，大使们都觉得很满意”。《悉尼先驱论坛报》的报道也说：“整个过程很安静。数百名高级官员在场。”
但是，觐见皇帝本身并不是西方人的目的。正如《泰晤士报》的这篇文章所写，觐见的首要目标是推翻中国人优于世界其他民族的传统说法，并且向人们证明，中国皇帝从今以后将与其他统治者平等相待。“觐见应该是对新事物及新秩序的认可，而不是对旧而虚假的秩序的认可。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的官员和百姓正确看待我们的地位。我非常担心这种观点已被忽视；担心这件事被视为我们的关系的终点，而不是新的起点；担心大使们满足于已经获得的结果，而忽视可能影响我们真实目的的环境”。
文章作者对“可能影响我们真实目的的环境”的担心，主要是源于最近一次总理衙门与同治帝就外国使臣觐见一事的公文对答。《清实录·穆宗实录》及《筹办夷务始末》的相关记载如下：
丁酉（1873年6月14日），谕内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住京各国使臣吁请觐见、呈递国书一折。现在赍有国书之住京各国使臣，著准其觐见。
在看到这份上谕的当日，《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立即将其翻译成英文并发往报社。事后，这位记者觉得自己的翻译有些“草率”，因此在7月12日发出的这篇文章中再次翻译了这份上谕。他提醒西方人注意这份上谕中的措辞：
首先，这里有一个让人反感的词——使臣（she…chen）。这个词通常被用于属国——比如朝鲜、安南和琉球群岛——指派的特使……其次，“吁请”（supplicate）一词纯粹是华人词汇，官员向上级请求时才使用；第三，觐见的地点不是在皇宫，而是在紫光阁，通常是接见属国使臣的地方。
如果把这份上谕和这件事放在一起，整个中国的官员和百姓会怎么想呢？他们不会认为，这些来自属国的可怜的特使们已经恳求皇帝让他们沐浴在他的阳光下，并且得到许可，可以在寻常的地方以寻常的方式觐见？在场的官员们不同程度地了解事情的真相……但是，我看不出这件事会对大部分官员、百姓和文人产生如我们所希望和设计的影响。
这名英国记者认为，外国大使们应强迫中国皇帝重新发布一道上谕，说明皇帝不仅已经承认与外国人民的友好关系，而且已经突破过去的偏见，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承认这种友好关系。他认为“这是唯一的补救方法”。显而易见，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西方记者的顾虑——可以理解的带有陈见的后遗症——仍在继续。
据说，总理衙门曾禁止外国使臣携带武器觐见皇帝，因为这是官方习俗的一部分，但是，这项要求被日本大使副岛种臣断然拒绝。“这位大使宣称，除非他在中国皇帝面前的着装与在自己君主面前一样，否则他立即回国。他的坚决的语气足以让总理衙门放弃立场。顺便提一句，这位大使穿着西装。有一位高级